阅读网

文：王雅庆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

　　贾平凹的小说一向以“悲悯”为标签，无论是《秦腔》还是最新力作《高兴》，都带给读者一丝苦涩，也可以说是“欲哭无泪”的痛楚与无奈。

　　在《高兴》中，作者以一贯的现实主义风格，用口述体的第一人称描写了以主人公“刘高兴”为主的离开土地的农民，在城市中打工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题目虽为“高兴”，但很多人读过之后并没有“高兴’,而是相反。为什么呢？拿主人公刘高兴来说吧，作为一个“有文化知识又不安分的一代新农民”，想扎根都市，变成城里人。而结果如何呢？饥饿、失业、爱情受挫、歧视纷至沓来。更可悲的是，为了生存，他必须忍受同样是来城市谋生的“同行们”的欺负。然而谁也没混上好日子。他们只是这繁华都市中的游魂，或者说是“生则于世无补，死则于世无补”的多余人。小说开始，刘高兴把肾脏卖给了这个城市，他错觉以为是卖给韦达了，他把韦达当成兄弟、朋友，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最后他知道韦达并没有换肾，而是换肝，他非常失望。这其实意味着他和城市的关系，他不可能完全融入这个城市。就像刘高兴自己所感叹的那样“你爱这个城市，城市不爱你”。

　　除主人公刘高兴外，《高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妓女孟荑纯，她是小说中唯一的女性。她的哥哥被人杀害，警察追凶没有经费，让受害人家属出钱。迫于无奈，她只能把卖淫挣的钱拿了出来。刘高兴出于对孟荑纯的爱慕以及“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朴素情感，省吃俭用，竭尽所能帮助她，他们产生了爱情，但他们注定不可能走到一块。刘高兴是精神上的贵族，喜好舞文弄墨，但无钱娶媳妇。孟荑纯虽然爱他，但觉得自己已经成为了“性工作者”，不可能过良家妇女的生活。爱摆在那里，但却没有让爱开花结果的气候和土壤，这就是人生的痛楚和无奈。朝不保夕的生活、性的苦闷、得不到城里人认可的尴尬……这一切，都是刘高兴必须面对的。

    然而单单是再现这些“都市外乡人”的“生的艰难”还不完全是作者的本意，正如贾平凹先生本人所说的，“一方面因为要写出这些人的真实状态，但还要写出一种温暖”，也就是说要写出城市底层人民“对于死的挣扎”。主人公刘高兴梦想做城里人，他的衣着、行为、思维方式、处世哲学都不同于一般农村人。他用农村人的诚实、聪明、乐观、幽默和坚强，与城市磨合，跟城市斗志斗勇。他是农村人中的人尖尖。他的世界很小，却很认真、执著。杏胡、种猪等人物在粗糙的生活中依然葆有乐观态度。这也许就是作者所说的“温暖”吧。

　　读《高兴》，让我想到了老舍先生笔下的祥子，只是祥子缺乏刘高兴身上那份“温暖”。

　　“这些人的出路到底在哪里？解决不好他们的问题，最后城市会不会也荒芜？我也不知道，只能把这些现象、把这群人的生存和精神状况写出来。” 贾平凹写《高兴》，也是希望能够引起全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如果非要给这部作品归一下类的话，我想它可以算作是一部“问题小说”吧------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文：孟繁华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1月

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创作，大多与现实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乡村中国现代性的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贾平凹的小说又不那么现实。在他的小说中，总是注入了他丰富的个人想象或个人经验，尤其是个人的心理经验。他那种不那么现实的感觉或个人经验的加入，恰恰是小说最具文学性因素的部分。

《高兴》是贾平凹第一次用人名做书名的小说。按照流行的说法，《高兴》是一部属于“底层写作”的作品。刘高兴、五富、黄八、瘦猴、朱宗、杏胡等，都是来自乡村的都市“拾荒者”。都市的扩张和现代文明的侵蚀，使乡村的可耕土地越来越少。生存困境和都市的诱惑，使这些身份难以确定的人开始了都市的漂泊生涯。他们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是拾荒。但是，面对中国最底层的人群，贾平凹并不是悲天悯人地书写了他们无尽的苦难或万劫不复的命运。事实上，刘高兴们虽然作为都市的“他者”并不是城市的真正主人，但他们的生存哲学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并不是结着仇怨的苦闷的象征，他们以自己理解生活的方式艰难也坦然。坚强的女人杏胡在死了丈夫之后，她为自己做的计划是：一年里重新找个男人结婚，两年里还清一半的债务，结果她找到了朱宗结婚，起早贪晚地劳作真的还清了一半的欠债。她又定计划：一年还清所有的债，翻修房屋。两年后果然翻修了房屋还清了所有的债。然后她再计划如何供养孩子上大学、在旧院子盖楼、二十年后在县城办公司等。她说：“你永远不要认为你不行了，没用了，你还有许多许多事需要去做！”她认真地劳作，善良地待人，也敢于和男性开大胆的玩笑。杏胡的达观、乐观和坦白的性格，可能比无尽的苦难更能够表达底层人真实的生存或精神景况。

当然，刘高兴还是小说主要表达的对象。这个自命不凡、颇有些清高并自视为应该是城里人的农民，也确实有普通农民没有的智慧：他几句话就搞定了刁难五富的门卫，用廉价的西服和劣质皮鞋就为翠花讨回了身份证，甚至可以勇武地扑在汽车前盖上，用献身的方式制服了肇事企图逃逸的司机等。这些都显示了高兴的过人之处。但高兴毕竟只是一个来城里拾荒的边缘人，他再有智慧和幽默，也难以解决他城市身份的问题。有趣的是，贾平凹在塑造刘高兴的时候，有意使用了传统的“才子佳人”的叙事模式。刘高兴是落难的“才子”，妓女孟夷纯就是“佳人”。两人都生活在当下最底层，生活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贾平凹以想象的方式让他们建立了情感关系，并赋予了他们情感的浪漫特征。他们的相识、相处以及刘高兴为了解救孟夷纯所做的一切，亦真亦幻但感人至深。我们甚至可以说，刘高兴和孟夷纯之间的故事，是小说最具可读性的文字。这种奇异的组合是贾平凹的神来之笔，它不仅为读者带来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也为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可能。但是，也正因为是“才子佳人”模式，刘高兴和孟夷纯之间才没有发生“嫖客与妓女”的故事。他们的情感不仅纯洁，而且还赋予了更高的精神性的价值和意义。贾平凹显然继承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戏曲的叙事模式，危难中的浪漫情爱是最为动人的叙事方法之一。还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几乎通篇都是白描式的文字，从容练达，在淡定中显出文字的真功夫。它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细节构成了小说的全部。我们通常都认为，小说的细节是对作家最大的考验，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最精彩之处往往在细节的书写或描摹上。《高兴》在这一点上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在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中是最为突出的。《废都》之后我们再没见到这样的文字，但在长篇小说进退维谷之际，贾平凹坚定地向传统文学寻找和挖掘资源，不仅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找到了新的路径，同时也显示了他“为往圣继绝学”的勃勃雄心和文学抱负。

当然，《高兴》显然不止是为我们虚构一个“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事实上，在这个浪漫故事的表象背后，隐含了贾平凹巨大的、挥之不去的心理焦虑：这就是在现代性的过程中，中国农民将以怎样的方式生存。他们被迫逃离了乡村，但都市并不接纳他们。当他们试图返回乡村的时候，也仅仅是个愿望而已，不仅心难以归乡，就是身体的还乡也成为巨大的困难。五富的入土为安已不可能，他只能像城里人一样被火化安置。高兴们暂时留在了城市，也许可以生存下去，就像他们的拾荒岁月一样。但是，那与他们的历史、生命、生存方式和情感方式休戚与共的乡村和土地，将会怎样呢？他们习惯和熟悉的乡风乡情真的就这样渐行渐远地无可挽回了吗？因此，《高兴》虽然将情景设置在了都市，但它仍然是乡土中国的一曲悲凉挽歌。

文：李云雷 出处：文汇报 2007年11月
   
    贾平凹的长篇新作《高兴》（作家出版社出版）写了刘高兴等在都市捡垃圾的农村人的命运，同时涉及了城市底层中的各种人群，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这一人群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高兴》这个名字很有意思，现在写这一人群的小说很难“高兴”起来，贾平凹却反其道而行之，他发掘的是他们生活的“整体”，而不只是悲惨的一面，底层也自有内在的生活逻辑，有他们的喜怒哀乐。此外，在小说中他也强调了主人公的理想或梦想，而不只是写他们物质现实的生活，这是与一般“底层小说”不同的地方。
   
    《高兴》是《秦腔》在题材上的延续，《秦腔》写的是农村中的农民，《高兴》写的是进城的农民，贾平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总能在社会现实的变化中发现新问题与新题材，在艺术上加以呈现，这是他不同于莫言、余华等作家的地方，他的立足点始终在农村、城市的底层，并始终贴着他们的实际在写。
   
    在写法上，《高兴》与《秦腔》形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比，从极繁走到了极简。如果说《秦腔》更多继承了古典世情小说的传统，像一幅清明上河图，那么《高兴》则更像是西方长篇小说的标准样式，它有主要的主人公和波澜起伏的故事，可以让人跟随着去进行“灵魂的冒险”，但贾平凹在其中也对之进行了改造。和《秦腔》一样，它注重的不是故事的转折与起伏，而是生活的波光和潜流，正是对这些细微之处的捕捉和描绘，使《高兴》呈现出了质感，也发展出了它独特的语感与叙述语调。
   
    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刘高兴这个人物，他虽然是个进城的农民，但身上却有着类似“文人”式的忧伤与理想，这可以视为作者在小说中的投影。但这种继承自孙犁的文人式的性情，没有表现为作品的风格性要素（像贾平凹早期的中短篇），或者对知识分子自身生存状态的呈现，而构成了小说主人公不同流俗的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以及对物质、现实世界的超越，这是刘高兴的特色，也是《高兴》这部小说的一个特色。
   
    在《高兴》的两个后记中，贾平凹写到了小说创作和“体验生活”的过程，如果与《秦腔》相比，作者投入的感情显然不一样。在《秦腔》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面对30年来农村变化时精神与情感上的强烈困惑，但《高兴》的感情并不那么强烈，我们能感受到作者关切的目光，但这种关切是外在的，并不是感同身受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秦腔》是从“生活”中来的，而《高兴》则是从“体验生活”中来的，能够“体验生活”虽然可贵，但如何让自己的感情更紧密地与之贴近，也是“体验”所不得不考虑的，这不只是《高兴》的问题，而涉及到了“现实主义”的一般理论与创作实践问题。

采写：丁杨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

　　采访手记

　　今年9月，是贾平凹极为难忘又身心俱忙的一段日子。母亲过世，当选陕西作协主席，耗费三年时间五易其稿的长篇小说新作《高兴》出版……这些事情接踵而至，于公于私，都是生命中不能忽略之重。

　　经过记者多番电话加短信的联系，贾平凹答应接受采访。与两年前跟他进行的那次电话交流不同的是，这一回他选择笔答。就表达而言，作家有很多种，有的善谈有的能写，贾平凹显然属于后者。犹记得曾经熬夜整理他陕南口音浓厚的录音是如此不易，所以笔答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我将列满问题的采访提纲发给贾平凹指定的E-mail收件人，时隔一天便收到他长达七页的手写传真件，基本上有问必答，虽然依旧言简意赅，但足以说明问题。

　　20岁之前都生活在陕南棣花村的贾平凹，纵使在西安的时间早已远远大过在乡村的，可他从内心到文字仍有深切的乡土情结，“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秦腔》后记）。自当年初入文坛到如今成为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笔下从未与乡村疏远过，即使当年颇受争议的“写城市文化人”的《废都》，也还是弥漫着乡土气息。其新作《高兴》的故事发生在西安城，主人公却是来自商州“清风镇”到西安拾破烂讨生活的农民们。他在书中讲述了几个心怀梦想的农民在西安拾破烂的故事，其中辛酸引人深思。

　　他对《高兴》的构思要早过两年多前出版的《秦腔》，关于西安的农民拾荒者的素材搜集是个琐碎而漫长的过程，为此他借助书中“刘高兴”的原型，他儿时的伙伴，长大后来到西安拾破烂的刘书祯去接近这些城市里的“边缘人”，到他们生活的“城中村”去，跟他们拉家常、抽纸烟、喝放了盐的苞谷稀饭，听他们绘声绘色地讲述在城里讨生活的喜怒哀乐，也尽可能地帮他们解决力所能及的困难。

　　写作过程并不顺利，他曾把已经写好的十几万字付之一炬，一改再改，用手一遍遍誊写改好的稿子，30多万字的小说先后抄了五遍，难怪最后他的右手中指写到变形淤血。

写《高兴》与农民相互影响

　　说到写《高兴》的由头，其实我一直都有为进城的农民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但是不知从何写起。三年前的那个下午，见到我的初中同学刘书祯之后，我发现自己突然寻到了写作的突破口。

　　他是个非常善谈的人，说话充满细节，乐观幽默，这种人特有趣味。其实我对他很熟，我们从小一块长大，初中时一起辍学回乡务农，此后他当了兵，我在西安上大学。后来，我得知他进城到西安拾破烂，还自己改名为“刘高兴”，我就有了写写他的冲动，也开始关注城市中拾破烂的农民群体。在我由刘书祯等朋友逐渐接近、走进这些拾破烂的农民生活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对外界的反应很敏感，甚至抗拒“城里人”的进入。我最初接触他们时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轻慢，我是去和他们认老乡，用拉家常的方式去接触他们，真诚地对待他们，他们也真诚待我。人与人一熟，我就发现他们其实极需要倾诉。

　　写作素材的获得并不容易，我搜集到的素材也面临着合理的取舍，可以说，我了解到的情况仅有一半运用到《高兴》之中。小说毕竟是虚构的，我并不是在写报告文学。写《高兴》的过程中之所以先后改了五次，甚至烧掉已经写好的十几万字，我想是心态问题。这些拾破烂的农民大多是仇恨城市的，他们会抱怨自己的困苦，当我以他们的眼光回过头来看这个城市，他们的情绪就影响了我，当然我会感觉到写出的东西就有问题了。在《高兴》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是这些农民在影响我，同时也是我在影响着他们。

　　说起先有《高兴》的构思，却先出版了《秦腔》，那是因为《高兴》的创作令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写，动笔写开后又感到自己对拾荒者的生活还不那么熟悉，于是就先写《秦腔》，毕竟《秦腔》里的生活我更熟悉。这两本书一本是写农民如何离开土地的，另一本则是写农民离开土地后的状况的，题材的内涵和所引起的思考是统一的。

　　书中的“刘高兴”总是在寻找那位移植了他的肾的城里人，他的内心真正在寻找的是他的出路，他寻找得很苦，也正是在这种寻找中他的生命变得更加悲壮。“刘高兴”已不是我们习惯认知的农民形象了，如果说《秦腔》是一曲农民的挽歌，《高兴》应该是农民悲壮的生命之歌。

　　《高兴》全书主要是写刘高兴、五富、黄八等二三个男人，闯入刘高兴生活的女子孟夷纯只是他“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我这部作品的本意并不是要写爱情故事，所以她在小说进行到一半时才出现，但孟夷纯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高兴》中刘高兴和孟夷纯的交往始终没有实质上的身体关系，刘高兴常在梦里和孟夷纯恋爱，对这些城市里的农民的爱情，我是持悲观态度的，他们的“相爱”是没有结果的，好像是刺猬聚在一起，相互取暖又彼此刺痛。《高兴》的结尾，五富死了，刘高兴和孟夷纯们的未来仍没有归属，想到这些人的出路，我很困惑，这或许就是命运感吧。

　　写完《高兴》，我暂时不再想写这方面的小说了。我最近老在思考一个问题，想想就感到很害怕。这些进城打工的农民虽然面临很多问题，但还不算太令人忧心忡忡，我最担心的是这些农民工的孩子们，这些孩子自小跟随父母进了城，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他们身上并没有父辈的那些优点，如勤劳、厚道、善良，还有责任心，他们在城市里却染上了城市的不良习气，越发容易仇恨，使强用恨，散漫，缺乏责任心和宽厚。这可能要毁了两三代人啊！

　　在《高兴》这部让人读了高兴不起来的长篇小说中，我也写到很多人性的闪光点，比如高兴和五富、黄八之间的友情和照应，我要写出温暖感呀。小说到底应该怎么写？我想，只要读者读过之后能引起内心更多的问题和思考，作为作者的我就满足了。

文学边缘化并神圣着

　　我不是一位有计划的作家，这些年来，凡是我计划的东西从来没有实现过。当上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之后，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太多的变化，以前我没少什么，现在也没多什么，至于写作，我想也不会受到影响。

　　至今没用电脑，我仍然用笔写作。在写《高兴》的第五稿时，删去前一稿的许多情节和评论性的文字，我尽力避免那种夸张变形的叙述，这是否就是现实主义的写作？写罢《秦腔》之后，我就觉得我适宜这种表述方式，别的什么我没多想过。那些与我现在常写的体裁反差太大的作品，比如历史小说，我没考虑过，我也写不了。

　　刘书祯到西安来，曾说他和我同样是瓷砖，我被命运贴到了灶台上，而他自己却被贴在了厕所里。他说他是闰土，我对他说，我可不是鲁迅，我只能给鲁迅提鞋，而你也不是闰土，闰土是中国旧式农民，你是现在的新型农民。在我心中，鲁迅是伟大的，鲁迅的精神够我们永远享用。《高兴》中的“刘高兴”是以刘书祯为原型，此前的《秦腔》中有个人物也缘于他，但我想我不会再写他了，一是没办法再写，二是没有写作的快感。

　　我的书出版了之后，他现在可有名了。许多电视台去拍他，记者去写他。我前些日子回老家去，他也回去了一趟，村里人都在取闹他，说：“你以后身上得带上笔，准备着给人签名呀！”

　　近年来颇有一些关于文学“边缘化”的说法，我觉得文学的社会关注度和读者肯定较以前相比是少了，但这并不妨碍文学的继续存在，文学依然还是神圣的吧。说到文学或者作家的力量，我当然希望通过《高兴》的出版能引起社会各界甚至官方对现在农民工问题的关注，但作家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对此我心里也很清楚。写城市里拾破烂农民工的《高兴》可能没有多少农民工去读，这如同那些反腐败小说也没有多少腐败者去读一样。

不妨将作品写成社会记录

　　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我对农村与农民的问题保持长久的关注是一种必然，即使我在西安城里这么多年，已经是城里人了，如今站在城里看农村与农民，许多问题仍然看得清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向农村扩展，同时大量农民离开家乡到城市打工，他们同土地的关系变了，农民没有了土地，他们也不再爱土地，而农民工又一时不能融入城市进而被城市认同，这些问题会越来越让人担忧。

　　我在《高兴》的“后记”中写道：“现在农村人给城里生娃哩！”农民养大自己的孩子，孩子去城里打工或上学却不愿再回到农村，我写这些话的时候，脊背上直透凉气。在回老家给父亲上坟的时候，我说《秦腔》里我写了农民怎样一步步从土地上走出的，《高兴》里写了农民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总算写完了。但是，农民在城里生活遇到的问题是无法用小说来解决的。作家不是政治家，起码我不是。我在《高兴》的“后记”中说过，当现在普遍认为不可能产生大境界大技巧的文学作品时，我们不妨将作品写成一份一份的社会记录，留给历史。

　　在今天发展经济、城市化建设加速的大背景下，社会大趋势是进步的，城市化也可能是一条出路，但要完成城市化，就必然要牺牲一代两代农民的利益。可是作为一个人，生命就那么不到百年，这又是够残酷的。我不否认自己是“城里人”，我也说过从内心深处厌恶城市，仇恨城市。对于城市的厌恶和仇恨是每一个从农村来到城市的人最初的普遍情绪，这或许是农民意识使然，随着在城市里生活得长久，这种情绪才会慢慢退去。我承认我内心深处有农民意识的东西，这种意识平常倒还不那么明显，当我接触到那些在城市里拾破烂的来自农村的拾荒者，写到“刘高兴”，自然而然我就开始随着“刘高兴”们的眼光去看问题了。我前面也说了，整个写作过程，“刘高兴”在影响着我，之后我也在影响“刘高兴”。

　　其实，现在的农民，尤其年轻一代的农民很多都是中学毕业。他们有文化，城乡交流的时代使他们又有了经见，内心就十分丰富了。像书中“刘高兴”这样的农民，有着自己的精神世界甚至文化生活，喜欢吹箫看报，他们是新型农民。现在媒体上时常宣传农村的某某如何办企业，某某村干部如何带领村民致富，认为那些是农民中的典型人物，可那毕竟是少数，而“刘高兴”则是今日农村的另一种典型人物，他或许更具有普遍意义。

现在是题材选择我

　　对于海外作家的作品，那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有些我读了，有些还未来得及看。不管我的文学水平是高是低，毕竟在从事着与文学有关的工作，当然要关注海外文学的发展动向。当代中国文坛的作家和作品，我会挑选一些他们的代表作来读，80后作家的当红作品我也会看。

　　写小说写到今天，怎么说呢，当初是我在选择题材，现在好像是题材在选择我，这不是说我有多么了不得了，而是说我已经到了50多岁，现在的写作中多多少少是有些使命感的。我觉得有些题材我应该去写，至于写得好不好，那是另一回事。写了这么多年，暂时还没有过厌倦或写不下去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动笔之前的构想时间拉得越来越长，一旦一个独立完整的虚构世界在脑子里形成了，动笔写起来就顺畅了，很有欢乐。下一部作品还没有动笔，恐怕要花更长的时间去琢磨。

　　我很注意社会新闻，《高兴》一开始刘高兴背着五富的尸体还乡的情节就是受凤凰卫视上一则“农民工千里背尸还乡”新闻的启发改造而成的，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看待社会新闻总是少不了的。

　　平日里，我过得也是极平常的日子呀，别人有什么爱好，我就有什么爱好。生活基本上没规律。每天早上到工作室，晚上12点后回家，在工作室主要写作和读书，但来人多，有事就写不成了。和我收藏的那些坛坛罐罐共处也有莫大的乐趣，它们会养我的气的。最近很忙，忙得乱七八糟的。

采写：狄蕊红 蔡京瑞 出处：华商报 2007年11月

    贾平凹新作《高兴》的研讨会昨日(28日)下午在西安高新区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著名评论家孟繁华、贺绍俊、王尧等10位评论家特地赶到西安参会，此外，以我省著名评论家李星、肖云儒为代表的十多位评论家作家也到场点评。评论家认为贾平凹对城市底层的描写脱离苦难笔法，举重若轻，并深入到了人性尊严层面，写出了贾平凹面对城市生活时内心的尴尬，刘高兴身上有贾平凹的影子。

　　贺绍俊：贾平凹找到了飞越现实的武器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贺绍俊称《高兴》开拓了文学对农民工叙述的新领域，达到了文学和现实的共赢姿态，在以往描写底层人民的文学作品中，作家都是用同情、体恤的姿态，但是贾平凹对主人公刘高兴的描写，充分挖掘了高兴生活的乐趣。

    他认为，能有这样的作品，是因为贾平凹的骨子里透着乡村的精神，进城是一条不归路，贾平凹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和很多人一样，他的灵魂在乡村，在城市里总是失魂落魄，拼命抵制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掩盖，正因为贾平凹对乡村生活的理解，和对拾荒者城市生活的理解，所以，对刘高兴的精神有共鸣，作品里有强烈的主观投射，贾平凹写刘高兴就是在写自己。

    贺绍俊说，现在的贾平凹已经从《废都》时对城市生活的拒绝中走了出来，《高兴》成了他飞越现实的武器，面对城市，贾平凹不再畏缩不前，从弱者变成了强者，思想也进入到了新的层面。

    李星：举重若轻 百炼钢成绕指柔

    评论家李星认为，贾平凹虽然在写底层，但是没有写苦难，很多作家是很怜悯地看着底层的苦难，让描写底层的文学作品成了“苦难竞赛”，但这是没有意义的，文学需要深层的慰藉。

    他用四个字——“举重若轻”来评价这部作品，《高兴》这部作品里充满了欢乐的气味，是温暖的、温柔的，贾平凹在温柔地叙述大时代，刘高兴这个匪夷所思的人物，虽然在城市里找不到出路，但却是个空前阳光的农民。“有句话是百炼钢成绕指柔，贾平凹这部作品里全是大白话，但朴素中却有绚烂，有跳跃。”李星说，“有人说贾平凹一生顺利，没有经历过苦难，我想反问，一个作家内心的苦难是用外在事物来衡量的吗？《高兴》写了4年，贾平凹才找到了自己的叙事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