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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托邦思想在今天遭到了普遍的怀疑。我们时代那些令人尊敬的知识分子，诸如汉娜·阿伦特、以赛亚·伯林、卡尔·波普尔塑造了现代反乌托邦主义并使它深入人心。更不用说那些反乌托邦小说，比如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了。
　　拉塞尔·雅各比对此提出了批判，他坚称，这些思想家和小说家错误地将乌托邦思想同纳粹主义及极权主义等同起来了。他进而告诉我们，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乌托邦主义传统，即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前一传统强调详尽无遗地描绘出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还设计出奇奇怪怪的未来之形象，几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思想家（他们是特奥多·阿多诺、瓦尔特·本雅明、恩斯特·布洛赫、古斯塔夫·兰道尔，以及其他卓越的犹太思想家）一如那些严格遵守《旧约》反对偶像禁律的人一样，既拒斥蓝图设计师对细节的痴迷，也抗拒现代图像的引诱。
　　在这两重区分之后，雅各比论证说：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精神将复活冬眠中的社会政治想像力，为更加美好的未来提供了希望。我们需要学习并重返那种精神，使我们自身对更加富有想像力的未来之观念保持开放态势。

文：云也退 出处：东方早报 2007年9月

　　我对雅各比这本书的兴趣，倒不是想看他如何区分“乌托邦”思想和那些据说大有乌托邦影子可寻的现实政治后果。在我看来，托马斯·莫尔开了使用这一意象之先河后，后世之所以弄出众多衍生产品，诸如“反乌托邦”之类，乃是因为这意象有如元神离身，脱开了文本，变成了一个似乎很容易理解、也很普适的口号，这样一个空壳容易填充信息。从16世纪以来，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卡贝的伊加利亚，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种种受乌托邦思想启发的新构思四面出炉，根据各自的想象和目的把这个传统延续了下去。一来二去，乌托邦等同于“脱离现实”，动辄被与构建“人间天堂”的努力联系到一起。
   
　　但是合法的改朝换代与推翻旧制度另起炉灶，本来就是政权更迭的两种基本形式。雅各比的主要立论在我看来不难作出，从托马斯·莫尔的原典中找出与20世纪灾难浑然无关的证据易如反掌：思想家本就没有绘制一份详细的人间天堂施工示意图，指导后人照做，只不过是用一个小说触动了一下读者的灵感；就算在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里，老哈蒙德用几万字的篇幅讲述了一个理想社会怎样经一场革命的洗礼而降临，他也无须为后人的效颦行为负责：英国没有发生马克思设想中的激烈的阶级斗争，难道还不许一个年过半百的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末写本书，憧憬一下半个世纪后的大同世界？
   
　　辩诬的范围当然要扩大到20世纪一些灾难哲学话语以及反乌托邦小说家。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见解深刻，但逻辑结构上很不完美，削弱了洞见。另一名家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则是在纵向上犯的错，已有不少学者指出，波普尔是先存了反极权主义的念，再从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的著述中搜罗证据，以至不惜曲意附会；至少，同为自由主义者的阿隆会这样告诉他：一时一地的政治现实有一时一地的观念成因，极权跟极权的来历大不一样。至于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指出它要影射的毋宁说是一切官僚化、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的危险前途即可。刚来过中国的齐泽克给出的另一个解释是：苏联当局不是有意要搞高压统治，他们自己其实也很紧张，不知如何应付一个崩坏的社会。
   
　　20世纪之所以会成为“反乌托邦”的世纪，主要是东西方的两场大规模政治恐怖所致。时至今日，没有人否认黑色的事实，它们激起了阿伦特、波普尔和以赛亚·伯林的信念，这些人著书立说，为极权主义寻找思想根源，情感的正当性与贡献之巨皆不容抹煞，但是，这与乌托邦批判又是两码事。今人所说的“反乌托邦”，更多地得名于那三本小说，但我以为，这个术语本身就是一个有歧义的提法。《一九八四》、《我们》和《美丽新世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是因为奥威尔、扎米亚京与赫胥黎都从对现实危机的洞察出发，不约而同地找来了“反乌托邦”作小说模式，而不是通过续写正统的乌托邦思想来完成对后者的逻辑否定。“反乌托邦”并非反“乌托邦”———其实只需澄清这一点，“乌托邦”头戴的黑锅就可掀掉。
   
　　当年读《最后的知识分子》，便见识过雅各比作为学者的文人式激情。他一口咬定大学专业化学科细分将导致知识分子学院性泛滥，公共性一去不返，随即为之高奏挽歌，但在这一点上，理查德·波斯纳的梳理就比他高明得多：公共与否不取决于高校院墙的有无和出镜率高低，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中都有“公共”者，不可一概而论。现在，到这本《不完美的图像》里，雅各比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思想库中整理出一条“反偶像崇拜”乌托邦主义的线索来，他说，这是一种健康的乌托邦思想，它给人类保留了一个谛听未来的聪敏耳朵，又不会在唤起改变现实的激情的同时，埋下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