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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伍尔夫对女人社会地位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分析，回答了女人应该怎样生活、女人应该怎样认识社会等一系列问题。她认为，男性世界中的宗教、法律和经济条件时常成为女人思想和行为的枷锁，要解除这种伽锁的困扰，女人就该有勇气去争取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经济独立可以使女人不再依附于任何人，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女人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更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记下自己这一性别所见到的“像蜘蛛网一样轻的附着在人生上的生活”。伍尔夫还认为，所有的人，不论男女或穷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权利。这些观点，都表明了她的民主倾向。

    伍尔夫是小说家、文学评论家，也是西方女奴权主义的先驱者。《一间自己的屋子》就是她主张女权运动的一部名著。应该说，伍尔夫的生活圈子是比较狭小的，与她来往的，多是那些生活优裕的文人雅士。但是，布鲁姆斯的伯里文学团体中的人并不是纯粹的象牙塔里的精神贵族，他们也是具有社会意识和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

文：因因 出处：出版商务周报 2007年9月

　　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说，心理学有一个长的过去，却有一个短的历史。对那么多关注人类心灵和自我的研究者，1879年的心理学科独立，不啻一条让人充满激情与神秘感的探索新路。然而“在尝试进入人类心灵深处时，心理分析踏入了人类（＝男性）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的非现实世界，在心理分析沿着阿里阿德涅线，摸索着走过许多令人迷惘的迷宫之时，却没有认识到真正涉及的问题是：女性世界（Jean Backer Miller，《女性弱点的优点》）”。

　　伍尔夫曾经为此而愤怒。在一个对女性充满了限制和偏见的社会，种种规范和习俗阻挠着女性接受教育或者进行艺术创作，没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女性便无法拥有进行创作所需的起码客观条件。除非，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无论外面流传着多么敌意的嘲讽，在自己的房间，可以不受干扰，自由表达，哪怕这种条件只是“在厨房，或者在半掩的房门背后用吸墨纸盖住未完的手稿，仿佛在风雨飘摇的小舟上歌唱”。

　　如果时光倒流，几个世纪以前，什么样的女人能写出诗作？虽然迄今为止社会尚未看到，但在伍尔夫眼里，那么多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的女人，不论出身贵族的温切·西尔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还是出身平民的简·奥斯丁和勃朗特，并没有因为与非现实世界的独立而频繁的接触而虚弱不堪，相反，她们变得更为强壮，有了自己的眼光和话语，有了传统男性写作之外的另一种写作方式。尽管，因为深深意识到“月桂树从来不是为你而生长，甘心待在你的树荫下吧，不论那儿多么昏暗”，她们 “本该写得冷静时，却写得激动，本该写得机智时，却写得呆板，本该描述她的人物时，却描述了她自己”。

　　一间自己的屋子，任何其他人都不能进入，允许女人在其中思索、喘息、休憩，不被无关的人与事所干扰，属于自己；一间自己的屋子，怂恿了孤独，解放了智慧；一间自己的屋子，纯粹、安静、独裁。尽管“当女人独处一隅，未曾给另外一性的光怪陆离的光线照亮时，这些姿态和话语本身，不过像是飞蛾掠过屋顶时留下的暗影”，但在这个微妙的世界里，女性第一次独立站到舞台中央，通过彼此的话语和手势，照亮了自身，表现出完美的智慧和“极其精妙”的个性。

　　但这远远不够。身份问题的本质，是在询问生命价值问题，那是构成生活并在一切人之间出现的我们的关系的问题。这些不仅是女性的问题，也涉及那些觉察到自我压抑与恐惧的男性。伍尔夫认为女性主义并非想要吞没男性，减弱他们并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真正的生活是共同的生活，“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合的状态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和工作”。伍尔夫并不喜欢现实中那么多女性作品都具有很强的性别意识，“这会损害到文学的美学风格，让读者无法将注意力集中于作品本身。”

　　像女人一样写作，与此同时，又忘记了自己身为女人，只有当人意识不到性别时，一种性的质感才能活泼泼地跃然纸上——这就是伍尔夫的期待，一种结合了男性和女性特质的写作方式才是最本真，而且心怀仁慈的写作。

　　性别本身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话题。女人到底是谁？张爱玲说：“她就是‘女人’，‘女人’就是她自己。”而伍尔夫却认为，所有拯救中最大的拯救——考虑事物本身的自由，还没有找到。所以，在女性主义研究中，需要避免的是那些作为假想来构造的研究对象，避免只有在女性受压迫符合作者需要的时候，论证才能完成。

　　即使在今天，对于那些急切而彻底地询问自我身份的女性，一样需要伍尔夫那样的冷静和客观，“考虑事物本身的自由”，也许就是不标榜任何一种性别，选择自我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