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思和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9月
以现代报纸副刊与新文学的关系而言，《晨报副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个案。在“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中，《京报副刊》虽然比较接近文学，但毕竟是后起者，而且内容也比较杂芜，《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偏重学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偏重思想，唯有《晨报副刊》兼有思想与文学两方面的追求，与新文学运动几乎是同步发展的。以《晨报副刊》的三大主编为标记:李大钊是《新青年》同仁，新文学的发动者之一，在当时已经是思想界领袖级的人物；孙伏园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著名的文学编辑，他团结了新青年集团解散后一批最卓越的文学家，是新文学继“五四”发轫期以后精英集团的核心人物；而徐志摩不仅仅是著名诗人，也是英美留学生的活跃分子，他周围聚集的新月派文人所从事的诗歌试验，显现了新文学从思想启蒙向文学自觉的转型。综合起来看，李大钊——孙伏园——徐志摩的轨迹，也是《新青年》——文学研究会——新月派的轨迹，描绘出新文学从思想启蒙——为人生的文学——文学自觉的发展轨迹。当然这不说明文学史的必然，因为在新月派文人鼓吹新诗格律外，还有更加接近社会运动的左翼文学在发展壮大。但是，我们联系《晨报副刊》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来考察，就不能不承认，《晨报副刊》在新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大约是当时任何一家媒体都无法相比的。
张涛甫的这部论著的副题为“以《晨报副刊》为例”，为“什么”之例？我想由此为例来讨论副刊与文学的关系，那是最为合适的个案。作者在学业上跨两个学科，先是中文系的现代文学专业，后是新闻传媒系的新闻史专业，他为这部书稿花了很长时间来修改，所以两个学科的视野都进入了这部书稿，其正题为“报纸副刊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反映了新闻传媒学科的视野。书稿的前两章，集中讨论了《晨报副刊》作为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性质，后面三章从主编风格的角度来介绍副刊概况，兼有两个方面的探讨，第七章是关于外交与苏俄问题的讨论，似乎还是知识分子话语空间的问题，最后两章返回文学问题。从全部书的结构上，作者的旨意似乎一直在两个主题之间徘徊游弋，尽管作者用了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视角企图将两者统一起来，但是这两个问题本来可以各做一部繁富大书，涉及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今通过一家副刊的相关特征予以探讨，必然有很多地方难以面面俱到，因此，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问题的空间，可以供我们进一步作深入讨论。
作者把《晨报副刊》放在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是完全合适的。近代中国士大夫阶级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标记，其集中反映在价值取向的变化。古代士大夫阶级的价值取向是单向的，唯有通过科举仕途才能实现学统的价值体现，所以晚清士大夫阶级的杰出代表如康梁谭诸君子，都把改变中国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之上，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来实现自己的经国大业。但经甲午战争失败和戊戌变法再失败，一批头脑清醒的士大夫终于明白过来了，现在的世道变了。严复、张元济、蔡元培等人从千年宦海梦中惊醒过来，他们开始离开庙堂，或从事思想传播(严复)，或从事商业出版(张元济)，或从事办学教育(蔡元培等)，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开辟现代知识分子的活动空间，逐步确立起知识分子民间岗位的价值取向。现代报刊的诞生，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现代转型的实践产物。作家可以在副刊连载中获取“笔润”，足以谋生；知识分子通过新闻传媒来通晓国事，大发议论，干预庙堂。这看上去似乎是知识分子在庙堂以外从事政治活动，其实是从传统的权力系统中分割出一个新的话语空间，通过面对社会公众来实现知识分子的民主参政理想。所以在民国初年主要的新闻媒体，其背后都有着政治力量的操纵和发挥其喉舌作用，这正体现了知识分子刚刚从士大夫阶级分化出来的必然的政治热情。这种办报传统为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的灵魂，直到1940年代后期，傅斯年还建议胡适“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足见办报精神的背后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建立自己话语空间的初衷。
从现代知识分子从庙堂向民间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热情的角度看《晨报副刊》，就不会对主编李大钊通过声援苏维埃的政治主张，声色俱厉地呼吁北洋军阀当局“无条件的承认劳农政府，无条件开始中俄会议”，“不许沿用媚强欺弱的帝国主义式的无耻的外交手段来办理对俄外交”等强硬态度感到奇怪；也不会对另一任主编徐志摩发起“苏俄仇友”大讨论，知识分子各抒己见的热闹场面感到惊讶。作为现代媒体的报纸副刊，与其他知识分子的舆论空间一样，是建立在帝制刚刚结束的现代社会体制之上，为知识分子游离庙堂以后继续表达政治热情和天下精神提供了声音的渠道。这种政治热情的散发形式，首先是作用于启蒙公众舆论的，我把这种功能解释为知识分子广场型的价值取向。“五四”初期知识分子发起的思想启蒙运动正是建立在这种价值取向之上，我们研究现代媒体与知识分子的现代转型之间关系，就不能把报纸副刊仅仅视为娱乐性的“报屁股”，也不能视为纯文学的实验园地，它自然是要把新文学纳入整个思想启蒙运动的轨道之下，成为整个启蒙的一部分。
从价值取向上说，现代知识分子的广场意识与民间岗位又并非是一回事，两者之间还是有重要差异的。民间岗位的标志是建立专业的价值体系。如新闻，文学，出版，学术，教育等等，一旦在社会上建立了具体的职业系统，它就有行会的性质，有其自身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不仅仅以知识分子广场式的民主精神为唯一目标。民间岗位与广场精神之间有相同的价值观也有各自独立的地方，从新文学与现代启蒙精神的密切关联来说，作者在书中使用了“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两个概念来解释，我觉得也是恰到好处的。因为新文学运动是从语言革命开始的，它一开始就具有双重的启蒙意义，一方面它需要用文学的形式来达到思想启蒙的作用，另一方面，刚刚开始试验的现代汉语本身也需要在实践中寻求美感的表达，即文学自身的追求。后者因为是语言文字自身的美感启蒙，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一个自身的行业标准，即艺术的标准，美学的标准。它与作为思想启蒙工具的新文学毕竟是有区别的。我以为这是新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也是它的民间性和岗位意识赖以形成的标志。而在后者的形成过程中，《晨报副刊》也同样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书中对鲁迅的《阿Q正传》的形式分析与周作人关于“美文”文学观念的分析中，都比较有说服力地阐明了这种分化的标记。我在前面通过《晨报副刊》的三位主编的风格来勾勒新文学发展轨迹，就是为了说明《晨报副刊》是如何通过对文学自觉自律的追求，最后完成新文学自身价值取向的。在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周氏兄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李大钊(其背后是新青年集团)到孙伏园(其背后是周氏兄弟为代表的语丝派文人集团)再到徐志摩(其背后是以海归为主体的新月派文人集团)，我们可以看到新文学的双重启蒙观念是如何慢慢形成的，现代知识分子的三种价值取向(庙堂取向、广场意识和民间岗位)是如何慢慢在实践中消长演变的，而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也是在这过程中慢慢地完成。
作者兼用两个学科领域的视野来考察《晨报副刊》，并着眼于传媒与现代知识分子关系的探讨，我认为是很有价值的。但稍感不足的是，这又是一个内涵过于繁复的课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来证明其设定的理论，梳理其内在演变的脉络，就书稿现在的篇幅和论述而言未免简单了一点。如果作者以后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对此课题作进一步的梳理和探讨，也许会取得更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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