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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覆盖作品的时间跨度是晚清（19世纪末）到民国后期（20世纪40年代），“结语”部分简单概括社会主义时期到新时期（截至80年代未）的文学形态的发展。文本对象主要是小说，兼及电影、话剧和诗歌，但重点项目是从城市的角度重新解读经典作家（如鲁迅和茅盾），并挖掘在以往的主流文学史中因意识形态或精英立场而被长期忽略或埋没的作家（如师陀、张恨水、叶灵凤、徐訏，以及新感觉派、张爱玲和五四时期的女作家）。理论以社会学中的城市心态与都市体验为框架，力图描述小镇、古城、现代大都市等文学模式和典型人物的构形，通过派、海派的文化差别的表述，探索现代文学创作中城乡、中西文化的冲突、妥协与交融。

　　本书目标有三：其一，研究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文学与电影如何想象城市、对城市进行“构形”。其二，分析为什么大多数文本中都体现出对城市爱恨交织的态度。其三，理解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如何研究城市/乡村对立的本质。本书选择三个典型的构形：空间中的城市（乡村/城市），时间中的城市（传统/现代），城市与性別的关系（致力于智力探索与自我培养的“男性 ”城市；致力于愉悦与新鲜感的“女性”城市）。本书分析了很多曾被忽视或被认为不重要的文学与电影文本，使其与从新角度阐释的经典作品一起，指出现代中国城市想象的重要结构。

文：陈晓兰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9月

    上世纪末，英国作家彼德·阿克洛依德准备为伦敦作传时发现，有关伦敦的著作已有两万多部，这些书籍几乎涵盖了一个城市的自然、生态、经济、制度、人口、日常生活、象征体系等等所有领域，就连伦敦的石头、伦敦的夜晚、伦敦的流言也可以书写成书。可见，城市具有无法限量的可解释性，因为，巨型城市超出了人的认识界限，越来越成为难以识读的对象，每个人都可以或者命中注定不得不只能抓住城市的某个碎片，像盲人摸象般对城市作一番解释，正如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拼盘，对城市的界定也必须由各种解释拼接，多重声音组成。也正是这些极具个性化的解释，最能显示出人类对自己创造的这个迷人空间的种种隐秘幻想、欲望、迷惑和认知的渴望。

    在我看来，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空间、时间与性别构形》(1996)，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它的碎片感和解释视角的新颖。本书覆盖的时间跨度是晚清(19世纪末)到民国后期(20世纪40年代)，同时也涉及了社会主义时期到新时期(截止上世纪80年代)的城市写作。但是，千万别以为它是一部中国现代城市文学发展史，而是通过对三个时期具有典型性的文学作品以及电影的重新解读，拼连出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北京、上海进行“文学构形”的图画。因此，本书的结构本身就是由一系列关于中国小镇、北京和上海的文本的碎片构成的，其研究的重心也不是城市文学本身，而是“文学中的城市”；不是城市如何影响了文学，而是文学、电影如何通过对城市的“构形”成为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文化生产形式。作者有意绕开文学中的城市再现的真实性及其与现实城市的关系这一难题，而是强调文学与电影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如何象征性的构筑“真实的”或“想象性”的城市生活，如何使城市成了一个问题，而且使城市成了一种“负面形象”。如此，便赋予了文学以主体地位。正是通过鲁迅对于绍兴的反复描绘，这个地方才成为我们熟知并在今天去探访、应证的地方。不过，鲁迅通过无数碎片为我们建构起来的是一个荒凉的、寂静的、单调的、无生气的、冷漠的、不祥的、黑暗的城镇，问题在于这些界定已经先在地深深扎根于我们关于现实绍兴或鲁镇的认识之中。《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将鲁迅、沈从文、师陀笔下的小镇纳入“文学中的城市”视野有着重要的意义，作者把小城看作牧歌田园、原始生命力的源泉，还是看作稳定、封闭、衰落、腐朽的结合体，不论是叙述者以启蒙者的立场揭露其触目惊心但被其居民视为当然的黑暗因素，还是带着宽容的心态进行民俗学的描绘，都反映了作者从有形或无形的现代视野对于远离时代变革潮流的小镇所承载的传统生活及价值体系的复杂感情。

    从小镇到古都北京，作者强调的是北京“构形”的“空间形象”。的确，没有古老的宫殿、城墙、牌坊、庙宇、城门、被岁月磨蚀了的狭街胡同，靠什么彰显一个城市的悠久呢？但是对于老旧事物的迷恋的前提是赋予古旧和时间以庄严神圣的价值，正如文艺复兴的一些英国人硬是抹杀伦敦的罗马血统而将其说成是特洛依的翻版。尽管现代时期不断书写着北京的中国作家们都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如老舍、张恨水，但在张英进看来，这些作家在北京的塑形中，似乎更迷恋老北京的形象——“故都景象”，除了那些标志性的地方外，茶馆、胡同、私宅、公园、杨柳、池塘等等自然景象的展现，表现的是对故都文化成就和自然美的诗意感受。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即使到了30年代，北京依然是传统的、乡村化的，但它也面临着如何面对现代的问题。

    不同于北京表现中所凸显的“空间形态”，上海的文学再现则更加强调“时间”的涵义。正如作者所说，在100年的时间里，上海逐渐获得了流动、变迁、不稳定、转瞬即逝、幻想、光怪陆离、沉醉、幻灭等涵义，其中都包含着时间主题，与此相应的是文学中空间结构的变换。从《海上花列传》中固定在妓院和旅馆的空间模式，到《市声》中空间的多元化、不稳定，再到30年代电影《压岁钱》中随着一枚银圆的流通，按照时间的顺序描述纷繁的空间转换，以此反映上海各个阶层的生活，并表现出描绘上海地图的愿望。在我看来，在时间的流逝中展现空间的变迁，在空间变迁中展现时间的力量，对城市空间的迷恋是许多城市文学作品的特点，描绘城市地图的愿望，恰恰反映了对于无法认知的城市的把握。

    强调时间也罢，突出空间也好，性别结构似乎是所有城市文学中无法逃避的。两性关系的变迁是价值观念最直接的反映，而女性作为城市风景中最重要的景观，则构成了男性观看城市、认识城市并与城市发生联系的重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城市作为欲望的场所，不得不依赖女性来体现这一本质，因此，城市的性别化和女性的被欲望化便是城市构形中必不可少的一大主题，中外文学莫不如此。本书的作者不仅分析了小镇、北京及上海文学中女性、性别与城市形构的关系，而且通过对女性作家作品的分析，探讨了看城市的女性视角。

文：张柠 出处：文汇报 2007年12月
   
    “城市”到底意味什么？是有形的钢筋、混凝土、玻璃、摩天楼等人工世界，还是无形的狂躁、欲望、焦虑、孤独等现代性体验？在这种追问面前，“城市”越发变得神秘莫测，捉摸不定，成为“不可阅读之物”。小说与电影，都能够以故事方式传达这种现代性体验，赋予城市一种“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从而把不可解读的城市变成了可读文本。张英进的《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一书，正是着眼于解读中国现代小说与电影中的一些典型文本，以此发现城市书写的秘密，把握作家“阅读”城市的具体方式。
   
    “构形”是张英进解读文学与电影中城市的核心词汇，它指文学艺术对城市书写或叙事的结构方式——既包括作品中所记录的物理形态的城市形象，更是指作者书写城市时运用的感觉、体验、观念、话语修辞等一系列“策略”。《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依次从空间、时间、性别三种构形入手，重点考察了北京、上海两个风格各异的城市书写方式，以此来把握它们折射出的心态结构和文化内涵的差异。
   
    北京与上海两座城市的不同是明显的。张英进在考察了一批描绘北京“故都景象”的作品后发现，作为北京主要地标的胡同、城楼、城墙、四合院等，大多都与自然景物相关联，而且在整体上遵从于传统的乡村价值观。这些小说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空间构形”，以确保人们日常行为的稳定性和人际关系的秩序感。时间因素相对要微弱得多，人物因此才得以保证拥有充分的闲暇。张英进正是从这一点入手，发现老舍等人作品中因闲暇而生的北京“绅士心态”，与这种“空间构形”密切关联。作品中的人物大多受多种规范的约束，尽力将日常生活艺术化。北京的这种文化内涵，同样体现在“空间化”的建筑风格上。如北京规整的四合院结构所弥散出的稳定性与秩序感，即使涉及到时间因素，也往往有将时间进行“空间化”处理的趋势。我们从北京千篇一律的皇家建筑或者胡同四合院，一般很难判别其修建年代便是明证。张英进还进一步考察了老舍、张恨水对北京的虚构叙述中表现出来的矛盾心理，在爱恨交织后面折射的是作家面对城乡、中西、道德与性等冲突时价值认同。别有意味的是，这些作品往往以中国传统价值观的“象征性胜利”为故事结局。
   
    上海的情况很不相同。张英进首先考察了自晚清以来的一些小说和电影，他发现它们描绘上海时的空间构形方式出现了变化，由此区分了给上海“绘制地图”时的两种感觉方式——“鸟瞰”视角和地面视角。前者更注重空间的连续性和确定性，后者则已经显出了流动、飘忽等含有现代性体验的特点。当“地面视角”成为个人探索城市之谜的惟一感觉来源时，城市带给城市人更多的现代性焦虑。于是，通过文本表达以“时间构形”为主的现代体验，成了“阅读”城市的主要途径。无论茅盾的《子夜》、曹禺的《日出》，还是“新感觉派”作家笔下的城市，“时间之流”开始摧毁稳定的空间体验。体验到时间的易于转瞬即逝，势必使传统文化中对闲暇与礼的推崇不复存在，欲望开始登台表演，并挤兑掉了爱情，人们不由自主地陷入裹挟着金钱和情欲的漩涡当中。这样，在空间与时间这两种不同构形下，北京心态中的繁文缛节与上海心态中的过度冷漠形成了鲜明对比。
   
    张英进从考察城市的时空构形入手，最终发现城市的性别书写秘密。在城市冒险者眼里，迷宫般的城市与谜一般的女人同样神秘。书写上海的“自由派”作家（如叶灵凤与徐訏）把女人塑造成勾起男子性欲的对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女人其实只作为男人的附属物存在。而在上世纪30年代左翼电影的发展过程中，城市的性别构形衍化为“性别政治”书写。张英进通过左翼电影的修辞分析，揭示出男性话语/政治话语如何改造并置换爱情话语、审美话语的过程。依靠男性话语的“规训”与“惩罚”，新女性身上具有的潜在的“妖姬”颠覆力量被消除了，她们在获得女性解放的同时，付出了充当男性革命与救亡运动“传声筒”的代价。可以看得出，无论是“自由派”作家还是左翼作家，他们虽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分野，却在城市的男性性别构形上并无二致。最后，张英进又考察了张爱玲、苏青等女作家笔下的城市书写，她们笔下的城市完全是一种别样景观，或浪漫或悲情，或晦暗或残缺。她们可以说是从一个相反向度的书写，对男性本体的城市秩序进行质询和挑战。张英进在《中国现代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中，通过以上三种不同方式的构形分析，达到了考察隐藏在文本后面的城市叙述机制和文化内涵的目的，这无疑是一种十分新颖的研究思路。而且他在文本细读时，对老舍、张爱玲这些作家具有的“民俗学者”立场给予充分重视，避免了因只关注社会批判立场而遮蔽丰富内涵的危险。在该书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些以往被边缘化的作家、被忽视的作品，经过他的细读和发掘，又重新得到了激活。在具体分析中，张英进广泛运用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精神分析等多种理论知识，但又不是拘囿于理论陈规，它们只是作为“工具”才被顺手拈来，为的是能够更好地澄清和印证文本解读得出的结论，为他解密城市提供便利和效力。张英进没有孤立地考察文学与电影中的城市想象，而是在20世纪文学发展中的城乡冲突、政治语境等大背景中做出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