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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曾一果 出处：青年报 2007年6月

　　张生的作品有一个基本思想，那就是对现代社会本质的深刻探索。从《刽子手的自白》、《地铁1号线》、《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到最新的作品《倾诉》（中国青年出版社）。这些小说都是在探寻现代社会的本质，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说，探索世界的本质问题。而这个本质张生也毫不犹豫地揭示给我们了——那就是人生、历史和整个世界都是无法确定的，甚至这个世界本身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

　　《倾诉》，这个有点村上春树味道的长篇小说，同样给了读者这样的主题：人生无法确定，世界难以把握，寻找世界的真相毫无意义，因为真实并不存在。为什么真实不存在呢？因为世界给我们的只是“现象”——无数的让人眼花缭乱的现象，即便世界曾经给过我们真相，但这真相也早已被各种复杂的“现象”遮蔽、弥盖和湮没。

　　这是一个“充盈”的世界，丰富和充盈却并不能令人高兴，倒是平添了几许忧愁。越来越多高楼，越来越多车辆，越来越多人群，越来越多物品和越来越多事情。这个世界显得多么的丰盛，然而丰盛得让人有点厌倦和恐惧，我们消化不了这么丰盛的世界。世界越丰盛，我们就越理不出什么头绪。我们看到小说中的主人公“张生”经常会陷入一种理不清头绪的茫然状态中，他无法知晓颜回这个人到底身藏何处？也不知道昔日恋人金美人到底为什么忽然离开他，又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总之，一切都像谜一样难以把握。与丰盛的外部世界相比，“现代人”的内心世界或许更难把握，在小说中，无论是谁，思想、情绪和行动，转眼之间可能就发生了改变，根本无法把握。

　　但另一方面，这个丰盛的世界却又是简单而透明的，整个世界可以说越来越透明，透明得让人感到恐惧，因为照相机、电话、网络、手机、乃至各种各样的管理机构和文件档案，已经让世界“去魅”，毫无秘密可言，没有人可以隐藏秘密。这是一个透明但不是澄明的世界，所有的神秘和韵味都已经消除。总之，这个世界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世界充满了谜语，无法解开；另一方面，世界毫无秘密，一览无余。在这样一个复杂而又透明的世界里，世界的真相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的真相或许便是“存在”的“虚无”，许多事物虽然在那里，跟不存在并无区别，这个世界每天涌现如此多事物，但对熟视无睹的你而言，有何意义呢？甚至你也不过是这个世界上多余的一个“存在”而已。所以，这是一部具有悲观基调的小说，作者似乎洞察了世界的荒谬和人生的无常，或许正因为如此，作者的笔调却反而异常地反讽、调侃和幽默。不过，当我们哈哈一笑之后，我们不由得悲从中来，掩卷伤感，我们这些行走在城市和高楼之间的“现代人”，不禁像故事的主人公张生那样，渴望听到大海的声音。

　　你想听到大海的声音吗？

文：翟业军 出处：文汇报 2007年9月
   
    《倾诉》（中国青年出版社）是张生继《白云千里万里》、《十年灯》之后推出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小说由两重“寻找”纽结而成：“我”帮助秦一茶寻找失踪了的情人颜回，却无意中邂逅苦苦寻找了十多年的初恋情人金人美。稀松平常的情节，并不高妙的结构，捂到最后一刻才打开的俗套的谜底，使人以为这只是一部再寻常不过的小说。但是，张生一路抛洒的“庄生晓梦迷蝴蝶”般的玄思，却涨破了稍觉陈俗的故事，纠缠、弥散、氤氲开来，成为小说的主体。或者说，情节、结构只是这些玄思“随物赋形”时不得不凭借的“物”而已，我们要想进入《倾诉》，还得掬起一捧玄思之水，看一看色泽，品一品味道。那么，本文的任务就是探究出种种玄思中究竟是谁在思，怎么思，思什么。
   
一、“我们这一代”
   
    张生出生于1969年，于上个世纪8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80年代是一个多么瑰奇、激越的年代啊！新启蒙，新儒家，方法论探讨，崔健的摇滚乐，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下知识分子本能的抗争和呼唤，无数异质性思想和冲动在大学校园里翻涌，一波又一波地刺激着年轻人易感的灵魂。于是，这些生于60年代，长养于80年代的人们就多多少少成了形而上学家、本质论者和浪漫分子。他们不相信天空就是灰蒙蒙的，不相信大地只是龟裂或遍野流沙，不相信世界轻得可以随风飘荡，透明得可以一览无余。他们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也要给黑暗以光明，给寒冷以温暖，给短暂以永恒，给破碎以整全。他们实在是一批不攥住些确凿的东西灵魂就不得安妥的人。《倾诉》里“我”自白道：“我只是想把自己的逻辑赋予生活，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点逻辑，有点规律而已”。这一典型的80年代口吻看似平淡却奇崛——以逻辑整饬混杂，以意义驱散荒诞，如此宏阔、动人的企愿不过“而已”罢了。有这企愿打底，他们便形成了摔不碎、砸不烂的“我们这一代”的心理认同。即便世事翻转，风流云散，他们也能嗅吸到这种企愿的残存气息，从而轻而易举地认出同类来。如此牢不可破的心理认同，又使“我们这一代”带有着清洁、倨傲的贵族气，你们或他们一代万万无法走进，更无法理解。张生对于“我们这一代”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心中每每涌动着为“我们这一代”言说的冲动。这一代该有多少灼人的梦想、热情和怅惘冲决着、奔突着，想要从他的笔端流淌、凝定啊。他便计划写作“80年代三部曲”，以超长的篇幅娓娓抒发这一代的款曲。《倾诉》便是其中第二部。《倾诉》中的这些人物或愤世或顺世，或潦倒或闻达，都从正面或反面呼应着那个企愿，都把自己遥遥地锚定在渐行渐远的80年代。
   
    但是，80年代早已落下大幕，“我们这一代”不得不被时光推向了新世纪。“我们这一代”只能在追忆中让岁月倒转，重温80年代的激越和亢奋。80年代毕竟缥缈、漶漫，追忆的焦点其实只是颜回那个“长方形的漆成红色的木箱”。张生如数家珍般一一枚举木箱中的宝藏：保罗·西蒙、约翰·丹佛、鲍勃·迪伦、肯尼·罗杰斯的磁带，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版“走向未来丛书”。张生甚至不厌其烦地向我们描述磁带的封套，书的装帧和开本。有什么办法呢，当沧海成了桑田，他只能拾取、把玩一枚枚贝壳，遥想那片逝海。
   
    除了追忆，“我们这一代”还有寻找的冲动。“我”之所以愿意帮助一茶寻找并无深交的颜回，是因为颜回就是“我们这一代”怎么也追不回的80年代。不信请看，老赵说他第一次见到颜回，“就好像见到了很多年没见面的老朋友”。“我”从穿着牛仔裤、白衬衫、黑马夹，站在麦克风前挥着手唱《忧愁河上的桥》的保罗·西蒙身上，看见了颜回。“我”在微醺中觉得，“我和颜回没什么差别”，“我们是同一个人”。“我”寻找颜回，实在是在追寻自己80年代的心，从而完成自我的建构。
   
二、镜子里的“我”
   
    “我们这一代”凭借打捞80年代之心的努力得以维系。或者说，寻找颜回既是原发性的冲动，也是身份认同的仪式。但是，新世纪的阳光照不到颜回的身上，他去不了梦想中的西藏，却去了不远处的精神病院。“我”关于颜回失踪事件的种种释义，只是80年代残剩的些许矫情而已。其实，在寻找颜回的伊始，“我”已经意识到，“我将要做的，就是一件多余和奢侈的事”。板结的世界何来内在性，干枯的大地怎会有意义生长？世界只是世界而已，“我不再试图赋予其逻辑，我发现，它自身就有逻辑”。荒诞的不是新世纪，而是演员与场景严重分离的“我们这一代”。Time is changing，村上春树在低吟浅唱。
   
    斩断了80年代之锚，“我们这一代”就分崩离析成无数的“我”，无锚的“我”在新世纪的潮涌中飘荡成没有重量，没有形体，悠忽明灭的浮沫。“我”再也把捉不住“自己”。“我”强迫症似地问：“我这是怎么了？”其实，追问得以铺展的空间早被铲平，问一问只是80年代存留下的惯性而已，当不得真的。“我”既飘忽不定，就无法组建起属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开始变得模糊不清，不仅如此，它还被正不断到来的明天所挤压，所清除，所修改。”变动不居的时间感反过来进一步滗尽“我”的本质论菁华，“我”再也完成不了主体的建构。“我”的融化和幻灭竟成为非确凿化时代唯一确凿的事实。失重的感觉毕竟无法忍受，“我”还有着自我认同的冲动。所幸的是，“我”有镜子。《十年灯》和《倾诉》都屡屡出现“我”在镜子前凝视、失神的一幕。在镜像取代了真身的时代，照镜子成了我们的自我认同仪式，虽则这个仪式劳而无功，讹误多多。
   
    镜像没有真身，却有身体。“我”相信，空洞和失重只是世界之夜，天亮之后，“我的身体也将像现在一样再次变得真实起来……它都会提醒我，我还在这个世界上。”身体是澄明、充实之媒。听从村上春树《青春的舞步》中羊男反反复复的教诲吧：“跳舞！不停地跳舞！不要考虑为什么跳，不要考虑意义不意义……”但是，失去了“真实的重力”的身体，真的能领着“我”走向自我认同之路？救赎就如此轻省？
   
    “我们这一代”还能剩下些什么？阅遍《倾诉》，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不停地打开罐装啤酒，神思早已不知所踪的孤独身影。也许还有一块块玄思的碎屑存留。这些玄思不指向终极，不指向永恒，只是以思索的方式隐隐折射着80年代的火光。就是这些微明的碎屑，张生都爱之若命，用加粗的黑体把它们从文字序列中打捞上来。于是，长长的文字之流中，便有无数块碑状物微微坟起，构成“我们这一代”欲说还休的“倾诉”。这“倾诉”不再是80年代金声玉振的言说，却是“我们这一代”最后的身份确认。
   
三，余论、事实还是描述？
   
    早已习惯了后现代狐疑的读者会顺理成章地追问：高蹈、昂扬的80年代究竟是确凿的事实，是张生一厢情愿的描述，还是经由无数追忆、论证得出来的关于80年代的知识？80年代既湮没不可追，事实便已永远错失，我们所能有的只是关于事实的描述。而且，张生从80年代浩淼的知识库中萃取“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美国乡村民谣等少数知识来组建这一描述，描述必然浸染这些知识本身的属性。于是，康德对于世界本原的形而上追索，约翰·丹佛对于灵魂栖居的凝望，就成为张生的80年代描述的基调。这描述我们不能完全信以为真的。同样，碎屑化、失重的新世纪也不一定是铁板钉钉的事实。我们天天泡在新世纪的事实里，却无法径直陈述出事实，只能凭借知识来描述它们。张生描述新世纪的知识是海德格尔、鲍曼、鲍德里亚等。比如，张生关于愿望和欲望本质区别的长篇大论，就直接来源于鲍曼。这些哲学家来路不一，却不约而同地突出我在世界之中的晕眩和无助。“我们这一代”置身新世纪的幽灵化生存感受就这样被这些知识建构出来。这种幽灵化生存感受在张生的80年代描述的映衬下，越发显得难耐。于是，“我们这一代”油然升起追忆那个流金岁月，并“倾诉”当下的虚无的冲动。
   
    可以进一步追问：既然80年代和新世纪并不一定真的黑白分明，张生为什么还用如此截然相反的知识建构它们？是因为失落了的都是好的，还是因为站在青春的尾巴上对于年少轻狂不由自主的怀想？丰富的冲动无法被理性明晰。有一点却可以肯定：这种冲动为“我们这一代”所共有，《倾诉》的不尽“倾诉”为“我们这一代”存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