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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初，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前沿命题，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受到世界学术界的关注。五年来，这个命题由仅见端倪到趋于成熟，如今这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第一次完整而清晰地对此命题的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进行了阐释，提出了“一纲三目四境”的研究宗旨，在“大文学观”的前提下，对重绘中国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梳理。
　　这一观点不仅有其理论价值，更有其实践意义，对传统的学术格局和学术思维已经产生了创造性和建设性的颠覆作用，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更是产生了重大影响。

文：张璐诗 出处：光明网 2007年9月

　　要重绘的不仅是文学地图

　　有一次在中山音乐堂里看一出“原生态”的歌舞演出，看着看着，同伴凑近说：你看她们，眼睛里都是汉化了的神情。我于是定睛观望：确实。那些眼里缺了一种“野”，而是亭亭玉立在舞台上该有的“得当”。那也许便是杨义多年前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依据：倘若中国的文学版图仅仅由“得当”的汉族文学、汉族文化支撑，而一概视蛮夷戎狄、匈奴满洲而不见；中国文学，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将何来“醍醐灌顶”、“拈花微笑”（两个词语都来自佛教文化）呢？

　　两年前广州人最有情结的西湖花市要拆迁到“非中心”地段，岭南人的抵抗，让广州人大最终也叫停了这次转移。

　　北京的老城胡同拆迁就没那么幸运了。近年来持续引发争议，城市记忆与开发、“城镇化”进程打上了架。

　　杨义写道，正如当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之间，多民族形成过程的二重性，“不打不交”。民族性的版图交汇，带来了文化的互渗；多样性、兼容性的“互文”（intertextuality）。而发生在当下的这种“打”法，至少现在令人看不见其交集、乃至友好。何时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呢？今天我们有“版图交汇”时代为参照，为教训，“打”的过程本应尽可能缩减。

　　可见，要重绘的不仅是文学的地图。

　　岭南人的“我有一个梦想”

　　杨先生他那一个“我有一个梦想……画出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的地图”，是大有马丁·路德·金的底气的：杨义也在呼唤一个“平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在中国“大文学观”帷帐里的平起平坐。

　　作者开笔写地图之神阿特拉斯（Atlas）：“脚踏地理空间，头顶青天”，他意喻一个多维度的文学史叙说。就好比文学版图也分出个二、三、四、五环路吧，“新北京”的构成，有长安街的红墙琉璃，也有SOHO的简约新颖；四五环上古时的田垄、粮仓、墓地，都要参与扩展下一个新城市的构建，彼时风貌一样嵌入历史砖瓦中。从空间思维看，渐分出个四环以外“住宅区”（uptown）、三环内“商品区”（downtown）来的北京城，没了“边缘活力”，便甚是残缺了。

　　杨义虽在《通释》里分了多个目录：各自释义“重绘地图”与“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与“图志学”的干系；但读下来，每一个“学”说都多少以占了全国60%的“边缘的活力”为主角。加之读着读着，熟悉的语感便让我起了“疑心”，一查证，果真：作者是“蛮夷”的后代―――岭南人。一个本身是“边缘人”（沿用作者对中原之外的文化的“边缘”统称）身份的学者，对于结合江河源文明与边疆文明，合绘出“汉学书面文学史”之外一幅完整的“地图”，有天然而切肤的需求吧。

　　中原文化、二环路要维持其权威性、官方地位，在不断往严密发展的过程中，同时在走向僵化、模式化。又打个比方：语言在全国范围内，以端庄的“普通话”为中心，于是便牺牲拉拉杂杂一串“边缘的活力”―――3700种地方方言中，那些灵巧、温婉、泼辣、滑稽的音语。杨义为之焦急的“口传”文学，因而会断了子孙根―――也许早就断了。这样，就算一个20世纪比过去的两千年里创作出了更多的文学作品，也不大值得骄傲吧。由此看来，《南方都市报》的“白话广州”版面，实在大快尤其是我辈岭南人后代的心。

　　醉态

　　《通释》中，杨义一边写“自外而不见外”、“起于俗、成于雅”；一边要结束简单套用西方经验的习惯。作者要重绘地图的其一重要因素，便是看不惯历来在中国文学的授业解惑顺序中，全照了西方“文体四分法”，逐个对号入座放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篮子中。而全然忽视：中国文学精神内核的特色“大文学观”。所以他发明了一个“醉态思维”、“醉态盛唐”来盖上他人套在李白身上的“浪漫主义”。

　　作者自己也有醉态。

　　在文化样式中，他唯独强调了文学的图志学，即把文学与图画的通感好好地梳理了一番。其实，值得相互映照而成“文化文本”的何止是文学与图画呢。《通释》里也提到了，像60万字的《格萨尔》，今人是靠唱出来的。音乐与文学便告成双成对。要单说能与文学“互文”的便值得拉拉扯扯上各种艺术形态。

　　不消说，而若要用上“数集”的思维，这种文化学上的互渗性就多不胜数了。

　　还有，这本《通释》之前，杨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已撰述过《中国新文学图志》，开了图志写作风气之先，后又推出过《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到《通释》时，文字是新的，观点却其实是四篇讲演稿、两篇访谈中不断被炒的“冷饭”。这不止是我一人的观感：杨先生其实只要用2万字的论文一篇，气魄与能量便足以振聋发聩。

文：孙伊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11月

　　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并非一部文学史著作，而是一部讲演集。但其纵横捭阖的气魄、丰富深厚的知识含量，以及结构中国文学史框架的能力却不在任何文学史著作之下。不仅如此，这本著作中提出的若干文学史命题和研究思路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原创性动力，足资文学史研究者予以深入的思考和借鉴。

　　杨义的治学思路颇有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挥洒自如，难以把握。因此，从解题入手也许不失为一个抓住本书脉络和神髓的妙法。“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杨义在本世纪初提出的一个前沿命题，此命题一经提出，即在学界内外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天，如果我们在google上搜索“文学地图”这一概念，检索结果竟已高达600多万条，其影响力可见一斑。从京师大学堂的讲师林传甲撰写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至今100多年来，中国人撰写的文学史已有1600多部。“重绘”并不是要在这已经汗牛充栋的文学史著作中再增加一部，而是包孕了作者改变现有的文学史格局的开创性学术野心的。较之既往的文学史著作，“重绘”的思路有三大学理上的突破，第一是要在时间维度的基础上强化空间维度；第二是要在中心动力的基础上强化边缘动力；第三是要在文献认证中深入文化透视。杨义曾在多次演讲中提到，“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是他的一个学术梦想，这个梦想的彼岸就是在“大文学观”的统摄下为中华民族绘制一幅“全面、真实、精彩、体面”的文学地图，绘制一张历久弥新的文化身份证。

　　用“文学地图”而不用“文学史”，其中大有深意可究。“文学地图”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如果说以“大文学观”为“纲”，以三个学理上的突破为“目”，已经形成了一个网络的话，那么加上“文学地图”所涉及到的“四境”——亦即“重绘”涉及的交叉学科：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这张文学地图就从一张平面图延展成为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立体图。

　　“一纲三目四境”若一言以蔽之，即为“打通”。本书中所涉及的文学本文既涵盖古典文学，又涉猎“京海派”这样的现代文学命题，此为时间上的“打通”；既包括屈原、杜甫这样的“雅文学”经典，又包括扬州评弹、刘三姐民歌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此为雅俗的“打通”；既论及了在以往的文学史上唱重头戏的汉族文学，更论及了如《格萨尔王传》这样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少数民族文学，此为地域的、民族的“打通”。这些“打通”非须具备深厚广博的学养和不愿为“专家”而愿为“大学者”的气魄和学术野心而不可得。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杨义既采用了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又出入于历史文献、考古名物、山川地理，将历史学、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文学研究当中，这就是学科的“打通”。这种研究方法诞生了不少精彩之论，比如，在对辛弃疾那一句尽人皆知的“宝马雕车香满路”进行分析之时，作者就运用了文史互证的方法，引征了《宋史·舆服志》、《太平御览》、《武林旧事》、《北史》、《梦粱录》等诸多历史、笔记、类书的相关文献，以及王维、李商隐、晏殊、陆游、李清照的作品中出现相似意象的诗句，甚至还包括了《风雨沐归图》、《人骑图》、《浴马图》等唐宋绘画史上的经典作品。引征材料涉及的范围之广已使人膺服，然而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的“以文证史”，而是虚实结合，从这些文献材料中深入文化的透视，融进对古人精神感受的“体贴”和“同情”，于是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出辛弃疾壮志难酬，目睹歌舞升平之景时退居“灯火阑珊处”的那份孤独和悲愤感受。这种研究思路是上承《魏晋文章及风度与药及酒》之余祧的。

　　最后，“地图”要落实到“图”上，即作者近年来投入了大量心血的图志学。“图”也是一种文本，也是文学史构成的一部分。在作者看来，“中国文学的历史遗存，不仅在于文字，而且在于图画”，因此，他呼吁“中国文学史的形态，应该出现一种图志学的新的叙述范式”，并在近十余年来身体力行，至今手中收藏的与文学史相关的图片已达数万张。这些不会说话的图片在杨义眼中变成了无声的语言，讲述着文字未能或无法言明的微妙旨趣。通过对北京和上海的画报上登载的两幅梅兰芳画像的比较，发见京派和海派在审美趣味上的差异；通过对天津杨柳青《红楼梦》年画和苏州桃花坞的《水浒传忠义堂》年画的分析，发见民间对文学经典的接受、挪用和改造；通过对历代文人画流变的阐发，发见中国古代的士人风习、文化心理的传承和流变过程。这种图文对照的研究，在文学空间与图画空间之间开拓了一个互相对照阐释的互文性系统，并且经由互文性沟通了文学史、艺术史和文明史。

　　几年前杨义曾经与陈圣生合著了一部《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该书的比较研究立足于中国文学独特的内在逻辑和肌理，堪称一次别开生面的中西对话。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一书的旨趣虽非在此，细读下来，却依然可以体会到这份中西对话的苦心。其实，跨学科、超越雅俗、关注边缘文化与文明，以及对“纯文学”概念的反思都与西方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显学文化研究的学术思路暗合。而“图志学”也可与西方的“互文性”理论互相印证。只不过书中从未见对时髦理论的卖弄和照搬，而是将这些研究思路本土化、内在化，并整合成了全书的理论框架。这就是杨义多年治学的出发点——尊重中华民族原创的、独特的智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尊重本土文学和文化生命的完整性，才能用学者之笔绘制一张真正的民族文化身份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