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唐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6月
胡风这个名字，曾因与一支浩浩荡荡的“反革命”队伍相连而家喻户晓；在历时25载的冤案终得平反后，又作为一阕“文坛悲歌”的主角而为人们记取和缅怀。透过胡风事件，人们发现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若干隐喻，并因此产生了诸多有关胡风与胡风冤案的文章和专著。在这当中，有个身份特殊的叙述者和解读者，就是胡风的女儿晓风。
1980年7月，被安排为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顾问的胡风获准从四川回到北京治疗。晓风以胡风秘书的名义也从京郊一家农场调入该院，并协助整理父亲的著作、手稿和日记等。其实，由于胡风下狱和流放长达25年之久，晓风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当胡风1955年5月被从家中带走时，晓风年仅16岁，对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与人生的吊诡离奇难有多深的理解；而从1980年7月到1985年6月胡风逝世，父女两人在一起不过5年。正因为此，晓风的这部回忆录虽然不乏耳濡目染的亲身经历，但更多的来自于父亲的著作手稿与母亲的回忆文章，“很多情况总是隔着一层”。不过毕竟视角特殊，而还原一个历史人物正需要多个面相的组合与拼接，因此还是颇值一读。
《我的父亲胡风》给人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胡风的鲠直。鲁迅曾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说，“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冀汸夫妇送给胡风的挽联则有“含垢廿五载，获咎由鲠直，抱怨由真诚”。为人鲠直正是胡风遭逢不幸的性格原因。当然，正如刘再复所言，“胡风的人格是很特别的(其实也是很正常、很健康的)”，“很有光辉”，这种热切、真诚、执着正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格。
胡风与周扬等文艺领导人的误会与龃龉，表面上是因为双方理念的差异，道不同难相与谋，实际上掺杂着个人恩怨，而且当时的情境根本不容有平心静气的学术探讨。学术就是政治，学术服务于政治，领袖的讲话就是金科玉律，不容挑战只能遵从。如果胡风能够“识时务”一些，不过于坚持自己的文艺观点，并向组织和领导靠拢，多半会避免后来的灭顶之灾。但胡风不愿意这样做，好几次示好臣服的机会都“浪费”了。因为他痛切地感到，如果按照周扬等人的搞法，文艺迟早会死掉，事实上文坛也已经是一片萧索了。他必须要说出自己的观点和感受，而这乃是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前途。何况，学术不应与政治混为一谈，学术不能做政治的婢女，本该允许不同观点的平等争鸣。显然这都是大逆不道的想法，若不整肃岂非无法无天了！
李泽厚先生在分析胡风事件时指出，毛泽东是以一个政治家的立场，从领导革命指挥社会现实斗争的全局角度出发，来规范和要求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强调民间形式和传统形式便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而胡风虽然强调现实主义，强调生活、斗争，强调从内容出发，但他多半是从文艺自身规律来谈论的，不符合革命的需要，这就注定了胡风文艺理论及其本人的命运。这固为非常精当的分析，但似乎难免“都有道理”之嫌。据文学史家蓝棣之在《症候式分析：毛泽东心中的鲁迅什么样》一文中披露：中央档案馆里有这样一篇文献，解放初期，江青出席文艺界一个会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胡风却当场表示，在文艺上的指导思想应当是鲁迅的文艺思想(胡风的鲠直可谓登峰造极)。江青回家给毛泽东说了之后，毛泽东很不高兴。人性就是这样复杂，除了台面上的观念之争，往往还有台下的意气之争，究竟何者起到决定性作用实在很难断言。
晓风坦言自己并非胡风研究专家，她写这部《我的父亲胡风》也只是想说出她所了解的父亲，于是人们很自然地就有一种期待－－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胡风又是怎样的？在女儿眼中，胡风是个顾家的负责的父亲，无论是抗战期间在重庆，还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胡风都要在不但没有报酬有时甚至要贴钱的编刊之余，设法做些工作挣钱养家。尤为可贵的是，在为稻粱谋时，胡风依旧坚守自己的道德人格，绝不肯为了生计而做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情。
书中有个细节特别值得玩味。胡风曾想让女儿到周扬夫人当校长的北师大附中插班，但被对方拒绝，后来晓风凭成绩考入这所学校，胡风为此非常高兴。可以想见，这是父亲为孩子的争气而感到由衷的自豪，天下为人父母者，欣慰可能莫甚于此了。晓风结婚时，正逢胡风身险囹圄，本来胡风想自己出狱后(他当时感到自己离这个日子不远了)再让女儿结婚，但晓风因为不愿意按照“反革命分子”的意思行事而没有满足父亲的这个心愿。尽管如此，作为父亲的胡风还是在给妻子梅志的信中表达了对女儿婚事的关心，不但对女儿的“忤逆”不以为意，还顾虑以自己当时的处境，倘若有所表示，“不知对他们的感情是否合适”，这份父亲对孩子的深情和体谅让人感动。胡风晚年患有心因性精神病，有次发病时嘶哑着嗓子诉说着：“我女儿张晓风住在隔壁的房间里，她和我的罪行无关啊……”倘若不是心系儿女，老人怎会说出这样的话？父辈遭遇不幸并非他们的错，但他们却对自己的孩子因此受到的歧视和伤害而感到歉疚，这就是父亲的担当，这就是父亲的大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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