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谭彦德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9月
世人皆知马基雅维里因其《君主论》而臭名昭著，但是《君主论》却仍然被诸多统治者暗中奉为统治宝典而经久不衰。今天，马基雅维里的事业仍然后继有人，施特劳斯的弟子、美国政治学家卡恩斯·洛德的《新君主论——全球化时代的领导力》和《君主论》一样，不仅是献给某一个特定的君主（政治领导人）的，而且是献给一个时代的君主的，不仅是献给在位的君主的，而且是献给潜在的君主的。
的确，本书和《君主论》一样，敢于针砭时弊，逆潮流而动。《君主论》敢于批判当时如日中天的基督教和学院派道德观，而呼唤武力、战争与新道德；本书在民主大潮波涛汹涌的当代，批评政治领导力的女性化，不讳言政治统治的存在与必要性（统治是有危险的，但是统治不可避免，没有领导人的政治更加可怕），呼唤自主、强势的领导人的出现，以抑制各路精英尤其是官僚机构，成为国家的守卫者。本书的标题“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ｉｎｃｅ”就点明了本书的主题，本书作者和马基雅维里一样认为，任何政体中都有“君主”这种角色（作者有时直言“现代君主式执政官”，如第１９９页），本书的前两章实际上讨论的是“为何现代君主依然存在”和“为何现代君主仍然不可或缺”，而全书的主体部分讨论的就是“现代君主如何统治”（第１２至２４章）。
在我看来，阅读此书有三把钥匙。第一把钥匙当然是马基雅维里（Ｎｉｃｃｏｌò Ｍａｃｈｉａｖｅｌｌｉ 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本书开篇即严正声明，本书“把马基雅维里放在这本讨论现代领导力的书中的核心地位”。本书和《君主论》同属一种文体，“以其辛辣、口语化、嘲讽的文风，旨在打压知识分子的自命不凡，吸引忙碌人士的眼光”。本书和《君主论》一样，有着极强的针对性甚至战斗性，书中充斥了对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当代政治科学的强烈不满（第２２、２３、２５、１１７、１２７页等）。本书甚至在篇幅上也刻意与《君主论》保持一致，即同为２６章，并且最后一章都感情慷慨、直抒胸臆，这一点从这两章的标题中（“奉劝将意大利从蛮族手中解放出来”与“捍卫民主，谨防破坏”）就可以看出来。
施特劳斯的另一弟子曼斯菲尔德将《君主论》的主题概括为三新，即新制度（政制）、新秩序、新君主，那么，《新君主论》中的“新”究竟新在何处呢？这里必须顺便讨论一下本书书名的翻译问题。本书的英文书名是“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ｒｉｎｃｅ ：Ｗｈａｔ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Ｋｏｗｎ Ｎｏｗ”，我认为直译为“现代君主——当今时代领袖须知”更好。理由如下：其一，本书所谓的君主只是身处现代的“君主”，所谓的“新”指的是所处境遇或者说时代的新，而现代君主“统治人民的方法却和以往的君王别无二致”（绪言，第１页），“忽略或漠视领导力的古老模式都是错误的”（绪言，第４页）。其二，作者虽然自己指出“本书的主体是领导力和治国之术，而非领导人”，但这句话只是对作者为什么“没有去尝试对特定的政治领导人作出完整的评价”的一个解释甚至托词，而领导人和领导力无法分开，更重要的是，领导力同时也是商业领域的一个概念，甚至在商业领域更加流行或者说是从商业领域开始流行的，而本书只探讨政治领域的领导力，本书所谓的Ｌｅａｄｅｒｓ指的是狭义上的领袖，即政治领袖或者说领导人。其三，所谓的“全球化”不能概括作者所用的“Ｎｏｗ”的含义，因为作者所说的“Ｎｏｗ”至少还包括民主化、平等主义（第３页）和科技日新月异（绪言，第２页）以及经济在治国之术中地位的大幅度上升（第９５页）等含义。这里的“Ｎｏｗ”意在和古代、近代对比，提醒现代君主必须与时俱进，因时而变。其四，本书的目的和《君主论》一样，即教育君主如何统治，主体章节探讨的是当今君主（政治领导人）在各个领域中如何统治，如何处理好与相关领域人士的关系，其实“精英及精英管理”、“行政管理”、“外交”、“武力”、“情报”、“沟通”这几章的标题换为“政治领导人与精英”、“政治领导人与官僚机构”、“政治领导人与职业外交官”、“政治领导人与军方”、“政治领导人与情报部门”、“政治领导人与新闻媒体”其内容就一目了然了，所以“现代君主——当今时代领袖须知”更能概括本书的内容，而《新君主论——全球化时代的领导力》只是显得哗众取宠，容易使读者误以为本书是谈跨国公司领导力的问题的。
第二把钥匙显然就是施特劳斯Ｌｅｏ 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８９９～１９７３ 。施特劳斯学派的作品在主旨上显示出惊人的一致性。本书的施特劳斯路向的政治哲学色彩很浓，尤其表现在对于古典文献的推崇，例如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大篇幅讨论（第３章）；本书也显示了扎实的思想史功力，普通读者会对这样一本谈论时髦话题的著作为什么充满大量历史人名而感到困惑，这一点和《君主论》倒是不同，因为《君主论》几乎只引用史实，不引用其他文献。更明显的是，本书贯穿了施特劳斯“古今之争”的意识，展现出了囊括古今的宽广视野，例如指出古代人甚至近代人普遍认为“战争不单单是治理国家的正当手段，而且还是人类生活自然且寻常的一部分”，现代人用政教分离、宗教宽容、教育与宗教脱钩等措施似乎解决了的政教问题“曾几何时是治国的关键问题”，而现在却重新变成了问题，现代人普遍认为国家应当对经济繁荣负责，而斯巴达人和罗马人却认为物质繁荣是“奢侈”，甚至对军事美德和共和政府有害，早期国家基本上并不为国家经济的总体健康负责。作者和施特劳斯同样认为“理念对于现实世界有着重大影响”，认为教育是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其对于当今的政治领导力危机而提出的对策也和施特劳斯一样，即落实于自由教育和政治教育。作者对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科学的批评在施特劳斯那里可以看得更清楚，即当代社会科学落入了相对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泥淖，在次要问题上所知甚多，在重大问题上却几乎一无所知。
第三把钥匙是托克维尔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１８０５～１８５９ 。除了马基雅维里以外，托克维尔大概是本书引用最多的人名。这一点再次印证了托克维尔在民主问题、现代性问题、美国问题讨论中的地位。本书和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样，以美国为考察中心，而不限于美国，并且多次引证了托克维尔的论断。作者和托克维尔一样，洞察到了民主的不足和危机（如民主的“无法治理”），但是并不打算彻底否定自由民主宪政制度，而是力图打造知识储备充足、道德高尚的政治领导人或者——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自然贵族以捍卫和拯救民主。用法国思想史家皮尔·莫内的话来说，作者对待民主的态度和托克维尔一样，可以被概括为“审慎地热爱民主”。
总的来说，本书不仅捍卫了领导力和现代君主，也捍卫了政治科学（政治哲学），因为本书证明了政治科学对于政治家统治的重要作用。作者毫不讳言，当代社会政治领导力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人欠缺足够藉以在政治领域内展示才能的知识储备，而能提供这种知识储备的正是政治科学，然而不是当代政治科学，而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因此，准确地说，本书捍卫的是古典政治科学（政治哲学）。
最后，我必须对本书的翻译表示遗憾。 “雅”和“达”就不说了，只说“信”。对于这样一本“对政治哲学史大费笔墨”（绪言，第６页）的著作，译者的政治哲学素养本人以为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误译、错译的地方也不少。譬如，“宪政民主的基石是法制而非人治”中的“法制”应当译为“法治”（第１页），关于《伦理学》的“尼可玛克斯”应当译为“尼各马可”（第２６页），“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中的“生活”应当译为“生命”（第２８页），“政权”应当译为“政制”（第２９页），另外本书关于伯克、马基雅维里和托克维尔的名字的翻译没有沿用已有的译名（第４８页等）也是不妥的，容易引起混乱。第３页把马克思的著名预言译为“人的政府将被事务的机构所取代”实在令人一头雾水，应当译为“对人的管理将被对事务的管理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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