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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任《世界史》杂志主编的本特利教授有25年的全球史研究和教学经验，本书是他为大学生写的全球史教科书。本特利在本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全球史观，突出了人类历史中的两个主题——“传统”和“交流”，一纵一横，为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确定了焦点。全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社会传统尽收眼底，同时，不同社会传统的相互交流、文化的融合也得到了清晰的阐释。作者把世界历史的整体框架解析为七个大的时段，在每个时段，都兼顾了文明传承与相互交流，致力于刻画多种文化交流背景下所有社会的共同经历。《新全球史》自从2000年在美国问世以来，有超过一千所学校采用为世界通史教科书，受教育的学生有100多万，成为当今最畅销的世界历史读物之一。中译本依据的是修订第三版（2005）。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9月

■受访者：杰里·本特利（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
□采访者：郑 杨（商报记者）

□首先祝贺您和齐格勒教授合写的《新全球史》一书推出了中文版。这本书引进到中文世界，相信会跟它在美国的反响一样，将会有相当多的读者。您认为，这本书跟其他全球史著作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谢谢。《新全球史》能够在中国翻译出版是我的一大荣幸。这本书的最鲜明特点在于它系统性地关注跨文化互动和交流的过程。许多世界史教科书提供了世界几大社会（中国、印度、伊斯兰、欧洲、非洲和美洲）的精细介绍，不过在《新全球史》出版以前，极少有人留心将这些社会相互联系起来的那些过程。在全球化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从自己的经验深知，仅仅从单个社会的角度来了解整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不同社会之间通过互动和交流而相互影响的各种方式。《新全球史》将这一视角贯彻到世界史中，我们发现，全球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长的过程。当然，比起早期的社会间互动和交流，当代的全球化更为激烈全面，不过如果认识不到当代全球化起源于跨文化互动和交流的漫长历史，那也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当代全球化。



□“世界史”这个叫法，中国读者已经比较熟悉了，“全球史”相对要新一些，你能解释一下二者有什么不同吗？

■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莎士比亚说，“无论你用哪种名称称呼玫瑰，她总是会散发着迷人的芬芳”。换句话说，无论你称呼一朵花为玫瑰或者卷心菜或者西瓜，它闻起来永远是同一个气味。其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我们给它的称呼，而是花本身和它的性质。世界历史和全球历史也是如此。对英语世界中的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在世界史和全球史之间也并无区别。从我个人而言，这两个词我经常互用。无论你使用哪个术语，其中最重要的事情是将宏观历史过程进行明晰的聚焦。



□《新全球史》是写给哪些读者看的？

■我们写这部全球史，首要的目的是为了给学习世界史的学生提供一个参考书，帮助他们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结构和主要脉络。当然，这是一本叙述性的世界史，对爱好历史的普通读者来说，也可以满足他们的阅读兴趣。２０００年首次出版，２００５年出版了修订第三版，读者越来越多，到现在采用这本书做世界史教科书的美国学校超过了１０００所，学生有上百万人。



□从数字上看，《新全球史》的影响面很广了。美国学校很重视全球史的教育吗？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概况？

■在２０世纪早期，美国的高中就开始开设这方面的历史课程了。在夏威夷大学，世界史的研究课程是从１９４５年９月开始的，二战刚结束不久。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开始，全美的各个大学都开设了世界史方面的课程。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世界史课程开始逐渐取代了原来的欧洲史课程。今天美国历史学研究中发展最迅速的一个领域就是世界史。在绝大多数州，即便不是必修课，世界史也至少是本科生的选修课。许多大学设立了培养中学世界史师资的本科课程班。不少知名大学设立了世界史方向的研究生课程。在夏威夷大学，我和我的同事们于１９８５年设立了世界史的博士班，现在它吸引的学生远多于我们的其他研究生课程班。可以这样说，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世界史在美国快速发展，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它还将保持这样的发展势头。



□那么，您本人是如何进入到世界史这一领域中的呢？

■当我博士毕业开始当上历史教师的时候，我的领域是欧洲文化史，特别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我的第一个教职是在夏威夷大学给本科生讲授世界史。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绝好的经验，从中我学习到了以前的求学过程中没有太多接触到的世界史知识。首先，我与同事合作建立了世界史博士班，并创办了《世界史》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然后我在《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以前的跨文化交流》（Ｏｌｄ Ｗｏｒｌｄ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ｒｅ－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一书中开始研究世界史。渐渐，我发现自己的工作完全在世界史领域而不再是欧洲史。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探险。

□世界史方面的学术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在中国知名度很高，请您介绍一下，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重要的作品呢？

■世界史学术研究的起点是１９６３年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一书。早期世界史方面的研究更多是哲学的，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而并非是学术性的，不过威廉·麦克尼尔将世界史置于一个坚实的学术的历史基石上。克罗斯比（Ａｌｆｒｅｄ Ｗ． Ｃｒｏｓｂｙ）的著作对于全球环境史的发轫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他的《哥伦布的交换�煟保矗梗材甑纳�物和文化后果》（１９７２）检视了哥伦布首次西半球航海带来的生物交换的后果。他的另一本书，《生态帝国主义》（１９８６）尝试解释了为何欧洲和欧亚物种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繁荣。２０００年，威廉·麦克尼尔的儿子约翰·麦克尼尔推出了一部有关全球环境史的重要著作《太阳底下的新鲜事：２０世纪世界环境史》。我自己的《旧世界的相遇：近代以前的跨文化交流》一书中也有类似的研究，不过更多的是面向文化史而非环境史的。麦克尼尔父子二人还合写了一本《人类网络》，２００５年出版，是一部揭示人类世界如何结成网络的简明历史，很值得一读。



□全球史也好，世界史也好，都是企图综合全部的人类史的宏观叙述。这样的写作目标，比起具体而微的历史专题研究而言，似乎是需要历史学家比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你如何看待历史学家的专门研究和宏观的历史写作之间的关系呢？

■历史学既需要综合性的分析，也需要专门研究。从宏观的、反思性和综合性的研究中会产生出一些观念，这些观念将使得历史学家对于世界和世界在时间中的发展的思考更加深入。借助专门的历史问题的研究，历史学家能够对历史过程如何在具体情景下展开获得细节化的理解。专门研究可以让历史学家了解到宏观分析的局限，可以不断修正我们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反过来说，综合性的宏观分析提供新的研究思路，也是历史学家在专门研究中离不开的。所以宏观分析和专门研究彼此相互依赖，将它们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会帮助我们对历史有更深入的理解，更清醒地认识我们当下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从何而来的。

□是不是可以说，读者阅读世界史的兴趣越来越高，跟当下世界的全球化趋势很有关系呢？

■是的，当下的全球化无疑促进了人们在世界史方面的求知欲望。这一点是无需惊讶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伴随着环境运动和女性运动的发展，环境史和女性史也在美国兴起。现在，当世界各地的人们益发认识到来自遥远地区对他们自己生活的影响的时候，世界史正成长为教学和研究的一门显学。



□您怎么看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

世界史在中国成为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一个研究领域，这是特别有意义的。此前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主要关注自己的国内事务，对世界事务的参与非常有限，但是今天的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外交领域扮演着卓越角色。现在我已经看到中国的学者和教育家们正致力于把世界史作为教育课程中的重要一部分，努力要将学生教育成负责任的全球公民，对此，我觉得非常受鼓舞。我也衷心希望中国的世界史学者能更多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写出更多的具有中国眼光的世界史著作来。

文：颜海英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2月

    杰里·本特利是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美国《世界史》杂志主编，是当今全球史观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通史著作《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从2000年出版发行以后，受到广泛欢迎，成为美国上千所大学的教学参考书目。最近，这部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新全球史》之所以名之为新，首先是因为它体现的全球史观已经有别于全球史发展的早期阶段。上世纪60年代，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19世纪以来的“欧洲中心论”受到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的批判，他们希望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来理解整个世界，由此，全球史观成为观察世界的一种新方法，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和W.H.麦克尼尔的《世界史》就是体现着这种全球史观的世界通史。但当时两人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都有一种不彻底性，还没有达到对“欧洲文明史观”的全面颠覆。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在差不多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全球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批较有影响的世界史教科书陆续问世，如腓南德·阿梅斯托的《世界史》、杰克森·斯比瓦格尔的《世界历史:人类的漂泊》以及皮特·斯特恩斯等人合著的《世界文明:全球经历》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四十余年的时间里，西方的全球史学家们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他们尽管也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在编纂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仍然试图完全超越“欧洲中心论”，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而这一点相对于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的不彻底的全球史观来说，是一种创新。

    其二是由于它全新的全球视角。在《新全球史》中，世界五大洲凡是有人类活动的地域都纳入到七个不同阶段的叙述中。每一部分都分出专门的章节来描述非洲(包括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的发展。大洋洲相对较小且相对孤立，但本特利却认为大洋洲能微观而清晰地反映整个世界的历史，因而对这里的移民、文化传播、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交流带来的后果和影响等内容非常关注。对欧洲人到来之前的美洲，也采取了这样的方法，讨论中美洲庞大帝国的同时，也没有忽略北美不同社会的发展。这一点相对于斯塔夫里阿诺斯把人类历史认为是“几乎等于欧亚文明史”的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或者说，他以一种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心态对“欧洲中心论”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倾覆。

    其三是因为《新全球史》关注的焦点新。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史的指向渐渐集中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上，本特利率先提出了跨文化互动的命题，指出不同的社会或文化作为一个共同体无论如何是独立存在的，然而独立不等于封闭，不同文化的独立性与不同文化间的交往是并存的。所以在《新全球史》里，本特利写了两个主题，一个是传承，一个是交流和碰撞。他的着力点并不在描述各种文明的兴衰，而在于说明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以及互动过程中各个文明的变型。他认为，文化传播的总趋势是核心文化从文明中心向外扩散，但扩散相当缓慢，而且在扩散过程中原有的核心文化也会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因素。另外，全球运动的总趋势表现为互为因果、互相影响的三个因素:人口增长、技术不断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而斯塔夫里阿诺斯更注重技术的进步与传播。从这些观点中，我们也能看到他对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的超越。在《新全球史》里，本特利还对互动过程中的一些主题特别关注，如移民、社会发展、商业、帝国主义、生物交换、文化融合等等，这些主题也越来越成为全球史观学者们共同关注的话题，在最近几年中，对国内的学术研究也有影响。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一直是我国世界史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上个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提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他因此主张以世界为一全局的宏观视野来进行世界史的研究，并身体力行地进行了世界通史的编撰工作。在此之后，国内学者也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全球史方面取得的进展似乎不是很大，希望《新全球史》能为我们国内世界通史的编纂提供一种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