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
文：谢 湜 潘弘斐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7期
人文地理学和历史学——当自然因素对人群的影响的重要性开始降低时，对另一些环境因素的研究便成为主要的方向。这个人文环境是个独特的网络，交织着现今的社会现实和往事的模糊回忆。惯性则是一种超常的保守力量。同样，现代的地理综合体如果同一切过去的制度所产生的事实割裂开来，也就无法理解了。[1]
——［法］梅尼埃
读罢黄国信教授新著《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以下简称《区与界》），笔者不禁重温起地理学家梅尼埃的上述论断（见题记）。穿越过去和现在的地方感，常常激起历史学者的创作冲动。其实，正是所谓“现代的地理综合体”之中许多延续着的社会机制和人文环境，为我们搭设了“以今知古”这项建筑工程的脚手架。自湘、粤、赣三个省级区划设置以来，三省间长期存在着经济领域的纠纷，这触发《区与界》的作者注意到湘、粤、赣界邻地区数百年间因为“政区”、 “盐区”归属的不一致，及其在此基础上引发的地方利益冲突。由此作者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关于区域及其界线之类的概念做出了反思。
正如陈春声教授在这套“历史·田野丛书”总序《走进历史现场》中所言，“地点感”和“时间序列”，对于追寻区域社会历史的内在脉络非常重要。而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含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这要求“研究者在心智上和感情上尽量置身于地域社会实际的历史场景中，具体地体验历史时期地域社会的生活，力图处于同一场景中理解过去，那么，历史文献的考辨、解读和对王朝典章制度的真切了解就是必不可少”的[2]。《区与界》集中展现了清代食盐专卖制度在湘粤赣界邻地区展开的丰富场景和过程，力图通过对各种人群、行政、市场、制度的真切考察，分析盐政沿革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通过历时性的盐政制度变化把握共时性的盐区之界、盐区的内在含义，最终把握‘界’和‘区域’的意义”。[3]
《区与界》的作者自觉地吸收了上世纪以来历史学（特别是社会经济史）和地理学在区域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并加以融会，尝试把握区域历史的丰富进程和节奏，既为区域体系理论注入更多的意蕴，又使传统制度史的深入考察得以触及时空的思辨。
由“界”及“区”、以区释界——作为分析工具的区域
盐政向来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老话题。以往学者们多从历代盐政透视王朝的财政思想和经济运作，并由此尝试解答中国社会进程的许多重大问题。而始终不可忽视的是，在整个中华帝国的广袤疆域中，食盐的产、运、销都有着强烈的空间特征，历代王朝也对盐政做出不同程度的空间规划。正是这种规划，把盐政的“国计”和“民生”焊接到同一“锁链”。这就要求盐政研究探及地方的开发与治理、财政与市场运作、社会与军事控制等各个方面，并落实到具体的时空中去。譬如王朝食盐专卖制度下的盐区，常常会成为探寻上述“锁链”的一个媒介。
对这一空间特征的重视，可能会引起关于传统中国内部区域划分的思考；包括传统中国的行政区划，不同时代的研究者所归纳的经济区、文化区，如此等等。这些不同的主题下的区划相互叠加而产生的不一致，既引发了对“错位”地带的兴趣，又促使我们去反思作为分析工具的“区域”赖以建立的前提，这就自然地引出了“区”与“界”的问题。
关于区和界的争论，在地理学史上亦屡见不鲜。一些研究者常常不自觉地从国土中划出一个部分，对之加以描述和解释，并把注意力集中在确定这个部分的界线上，而不是去论证这些界线形成的机制。深入思考区与界的问题，可以转向对特定地方的考察，追溯“界”的形成和变动的历史过程，发掘“区”的丰富面相和事实，理解“区域”内外不同人群的观念，从而使“区域”真正成为一个富有弹性的分析工具。
这样一来，或许就可以理解，《区与界》为何选择“湘粤赣界邻地区”作为其研究区域，而不是选择某一个或若干个盐区。作者正是从该界邻地区数百年间“政区”、“盐区”归属不一致的事实出发，追溯不同盐区边界形成的过程，深入分析朝廷、封疆大吏及地方精英介入该地区食盐专卖制度的实施，进而为各自利益在划界问题上展开博弈，最终达成妥协，而构建出不同面相的“区”和“界”。通过呈现这一复杂的历史过程，《区与界》力图揭示人群活动和市场活动超越区、界的事实。由此，作者便把自己的研究区域建立在这一“错位”地带之上，解释盐制沿革和社会变迁如何塑造了界线混乱的面相。
从这一意义上讲，《区与界》不仅从不同区划下“界”的冲突出发，反思了区域建立的前提，而且立足“错位”地带本非错位的实际历史过程，探讨了“界”的形成和游移与区域社会变迁的关系。换言之，是由“界”及“区”，又以区释界。“区域”在本书中并没有作为简单的分析工具，作者清醒地认识到，边界历史的变动不居，使任何对于“区”和“界”作静止理解的尝试都变得徒劳无功。
区中之“界”——盐区之形成和界的构建
《区与界》的上编主要叙述顺治至康熙年间，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运销专商引岸制度的建立，以及逐步被纳入行盐区的过程，分析了当地不同人群的多层次的区域观。
作者首先讨论了明代盐法对清代之深远影响，同时指出，明代湘粤赣界邻地区并无严格意义上的食盐专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由市场自由调配。明清鼎革后，食盐运销问题在战后地方秩序重建中提上日程。其间，迁界所带来的两广盐区的食盐供应变化，使得盐引积压，盐课加重。另一方面，在清初的盐课考成与督销考成制度实施的背景下，州县官员招商无着而派销粤盐，地方无法承受。因此，地方官、盐商等力量推动了湖南衡州、永州、宝庆三府以及江西吉安府改行淮盐。此后，清初尚未有食盐专卖系统的湖南桂阳州与郴州被两广盐区官员纳入两广行盐区。在一系列因地方利益不一致产生的纷争之后，湖南南部和江西南部基本奠定了分销引目、不设专商的格局，康熙后期，这一格局由运道之争开始被打破，两地最终被纳入两广盐法的经制之下。
作者把盐政沿革同清初中央王朝对整个湘粤赣地区的控制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分析了地方行政官员和各种地方力量的实际举措，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如此一来，盐法之变便不仅仅代表着中央王朝典章制度的转向，而且与复杂的地方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是同一时期相似的制度改革，在湘粤赣地区的不同地方，也有着不同的社会机制。
当然，在纷繁芜杂的地方社会差异之间，有着某些类似的“症结”。譬如，通过作者的论述，我们知道吉安等地改行淮盐的目的在于，把盐课改由淮商缴纳，无须计丁派盐征课，有司便不为“越境之考成”所累，而实际上，由于交通远近的差异和市场的自然需求，吉安等地还是主销粤盐。各地具体的食盐运销固然有许多特例，但盐区的形成或变动，之所以引来许多官员和士绅、盐商卷入其中并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在于淮盐和粤盐两个运销系统的制度差异，直接关系到地方财政和官员考成，而利益博弈结果产生的“区”与“界”，又常常与实际市场关系不合拍。事实上，地方秩序的平衡，许多时候正是在这种貌似“不合拍”的表象中得以体现，而且，不同的人群因各自的利益认同于不同的“区”和“界”，由此产生的区界之争也便可以解释了。以往地理学区域理论中关于要素同质性的论断，或许在这里得到颇具逻辑弹性和历史深度的阐述。
通过对复杂过程的追溯，以及人地关系机制的揭示，我们就可以把盐区之形成，以及盐区归属调整带来的界的迁移，统一到对地域社会历史的理解中。盐区固然是一种可供分析的“区域”，然而，仅仅关注盐区边界的变化，忽视其背后的制度转换，进而抛开具体的人和社会机制对制度转换的影响，便使区域研究与地域历史相互割裂，这样的“区域”也往往失去了作为分析工具的意义。
《区与界》用大量篇幅追述盐区形成的历程，正是希望拓展时间的尺度，进而透视与“区”的形成直接相关的“界”被加以构建的社会机制。在此基础上， 《区与界》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论断：
尽管淮粤盐区的边界在明清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由模糊到逐步清晰的过程，中国历史上的所谓边界甚至经界一类的范畴，在经常性的情况之下，仍然由人们对自己所属区域的认同以及王朝制度所做的悖于人们认同的区域的界定，而变为相当模糊的一个区域，区域却又因此而成为人们意识中的由市场利益、王朝制度、历史沉淀等因素组合而成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被研究者所感知，在这种情况下，区域成为由历史过程建构起来的、由许多指标所构成的、具有一定同质性的地理概念，但在深层次上，它仍然属于不同历史过程中的意识构造。[4]
如果说，顺治、康熙年间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制度的建立过程，还存在太多“特殊性”或不确定性，不足以对“区”与“界”问题做出明确的论辩的话，那么嘉庆、道光年间的“淮粤之争”话题，则可以把社会机制、盐政沿革、边界塑造相结合的考察思路继续下去。《区与界》的中编即以此为中心。
雍正朝以后，湘粤赣界邻地区的私盐透漏相当严重，为解决私盐问题，两淮盐政在处理与各方关系的过程中，促使朝廷颁布了以“邻商开设官店，应离淮界三十里以外”的规定为核心的关于盐界的“两淮定例”。这一定例反映了清政府对淮盐的重视，以及清王朝食盐专卖制度以淮盐为中心的特点，也反映了盐区之间的利益冲突。嘉庆、道光年间，两广盐区和两淮盐区围绕盐界展开激烈冲突，而湘粤赣正是这场清代盐政史上著名的“淮粤之争”的核心地区。作者认为，这场盐务实际上争夺的是食盐的销售市场。他用翔实的史料，生动描述了各级官员、盐商、士绅如何利用边界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其间，两淮和两广盐区官员都希望坚守一条盐界，然而各有用意。作者引用了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一段言简意赅的叙述：“粤商各守各界之说，历来执为谈柄。其实粤商力余于界，故名虽言界，而意不在界，转以守界为暗销之捷径。西盐无jie可守，故以守为界，而亦无处非界。”[5]
在上编中，“区”、“界”之争实质上是围绕一个地方实施何种盐法，到了中编所叙述的淮粤纷争时期，两个盐区似乎真的成为针对彼此分界的两个利益对抗实体。在《区与界》作者笔下，双方官员、商人以边界为各自谋利的种种谋略和攻略跃然纸上。假如只是楚河汉界两岸的对弈，倒也不足为奇。而作者在中编第九章中专述了一位具有特别意义的官员形象，那就是道光十年前后，先后担任湖广总督和两广总督的卢坤。作者发现，“卢坤在淮粤之争中，由于身任官职的地方不同，而完全改变自己的态度与立场，反映传统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受利益关系所支配，地方官‘意存畛域’，在某种意义上只是地方利益也就是其心目中自己的区域利益的代表。”[6]这或许就是上引陶澍之言“以守为界，而亦无处非界”的玄机所在。
其实，无论是淮方的“在淮言淮”，还是粤方的“自固藩篱”，各自盐区内外局势，特别是盐销区之间交往关系的变化，都会影响人们对区域表述做出调整。正如中编结语所说，“界”在实际行政、经济运作过程中变得模糊不定，其地理意义不断被其政治与经济意义所超越。
那么，“界”是否只是一个不可触摸的虚念呢？
界上之“区”——市场变化与“界”之“厚度”
《区与界》分析了盐区的形成机制以及“界”的多重构建，帮助我们打破了对“区域”的僵化理解。作者指出：“中华帝国的专卖制度从来不是王朝单方面的制度约定，而是丰富多彩的王朝与地方社会对话与冲突的产物。事实上，正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貌似僵化的专卖制度背后灵活多变的因素，使中央王朝在维持对地方社会统治的同时，又能吸纳地方财源，使中华帝国得以建构起庞大的中央集权机构。”[7]本书关于“界”的弹性论述中，作者其实一直关注着湘粤赣界邻地区的市场，并主张在“叠合了市场、地方政治与国家利益的专卖制度”系统中去看待市场。
这样的市场因素，其实最能体现区域要素之间的联系，也最体现人群的实际利益。之前提到的私盐问题，其实是人群流动、市场活动的常态事实。盐区之争，许多时候是针对整个运销环节的成本和收益问题，当然也就关系着官员政绩和商人利益，这往往成为边界纷争的导火索。在这些具体的盐区变动中，“界”就不再是虚泛的观念问题，而是实实在在地牵涉到运销路线、店埠坐落、流通规模、关榷设置等细节。
上、中两编的叙述，表面上看起来是围绕着盐区的伸缩和盐区之间的盐界变动展开讨论的，其实在这背后，作者还有更深层的关怀，他不断地向我们展示明清湘粤赣界邻地区的一个个历史场景，由此追寻了普通百姓、商贩、盐枭、文官武弁在这片大地上的足迹。在模糊的盐界之间，我们看到了鲜活的市场实态和地方情势。
此前提到的乾隆六十年形成的两淮定例，在制度上为两淮盐区防止周边食盐的侵灌提供了支持，却不能杜绝私盐的流入。反观这个过程，《区与界》认为：
两淮定例实际制造出带状性的盐界，乾隆年间允许邻区食盐在周边流通，意味着盐界根本不是制度上规定的那条清晰的界线，而是相当模糊的一个区域，那些允许邻盐自由流通的区域，实际充当两淮盐区之界。在这个情况下，作为经济性、行政性区域，盐区本身也是历史构建的结晶。[8]
正是这一事实，使得盐界成为一个动态的弹性的地区，反映了“数百年的历史过程在空间中的表达”。作者笔下的衡州府、永州府、赣州府一带便是明显的代表。
《区与界》对作为“区域”之“界”的论证，其实在本书下编得到最有力的演绎。该编主要讨论了咸丰、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打击之下，清廷在湘粤赣界邻地区的盐政；重点分析了在突发政治军事事件出现、市场力量作用加强的情况下，作为“界”的区域在专卖制度事实缺失情况下的市场角色。在这一时期，专卖制度下的食盐销售区常常让位于受市场价格平衡关系所制约的食盐市场区。特别是原来湖南南部民众所认同的粤盐的边界销售地区，反而成了市场化贸易的粤盐的重要中转地，粤盐由此深入到湖南腹地。这深刻地反映出，盐区和盐区的边界也就不是一条连结界桩的线段，而是一个有“厚度”的带状区域。
看到这一区域和界的内涵，我们就明白了湘粤赣界邻地区所充当的区域角色。由此一来，《区与界》把作为分析工具的“区域”，建立在界上之区——湘粤赣界邻地区，就不仅仅具有有效的分析意义，也有着事实的根据。这一根据，便是市场实态和地方情势。
走进历史现场：突破思维的区与界
评述至此，笔者有点担心从方法论角度去归纳一个历时性叙述的作品，是否会以辞害意，以致割裂了区域历史的连续感。或许本着对地方的关怀去书写地域历史，从来就不必在意选择什么样的分析工具。然而，正由于《区与界》作者对于历史学和地理学的区域研究理论的自觉对话，引发了笔者东施效颦般的思考。
需要坦白的是，这与笔者近期读到2004年在台湾出版的姜道章先生所著《历史地理学》一书最有关系。姜先生明确地把“清代盐业历史地理”作为该书专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分别从生产中心、国家控制、贸易网络、运输工具及行销市场的空间结构等方面加以论述。然而，姜先生始终认为，食盐“销区的界线总是与行政区界线平行，销区的界线不是永久性的，一个地区的边缘地带，可能与另外一个地区的边缘地带重叠”，[9]“盐的运输及其销区结构，极受行政区划的影响，州县总是盐的分销基本单位，一个州县从来不会划分为两个部分，而分属两个不同的销区，一个州县所消费的盐，总是只从一个产盐区取得。甚至一个府也极少会划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销区……中国主要行盐区的空间结构，自从11世纪晚期形成以来，基本上没有改变，这是因为传统的中国交通运输一直到19世纪晚期才发生变化，中国开始有现代交通设施。同时，中国的大行政区划，从公元14世纪以来，都没有什么改变，也加强了行盐区空间结构的持续性”。[10]
与《区与界》相比，笔者尽管也肯定姜先生的许多论述从大尺度上帮助我们了解了整个清王朝盐政运作的不少事实，然而，当我们读罢《区与界》，不禁要对姜著对清代盐业整体空间结构的判断产生质疑。笔者以为，《区与界》的首要意义，就在于打破我们对盐区乃至整个盐业空间分布格局的凝固化解释，促发我们反思区域研究的前提。
生活在清朝的官员和士大夫，当然不会像笔者今天自作聪明地做出所谓“区域弹性”、“边界厚度”之类的笨拙归纳，但他们很明了盐界灵活多变的事实，譬如《区与界》中编就曾引用乾隆九年两淮盐政准泰的一段精辟论断：
奴才伏查饶、吉二府私侵要隘非系浙、粤引盐地方，即系州县交错之地，私贩人等明知鹾政非一省所辖地界，又非一府一邑所能专制，入此即彼，绝无畏惧。[11]
准泰及其手下当然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但其说也并非空穴来风，也算下了一定的“田野调查”工夫。其实，《区与界》笔下的许多官员，都对盐政区划的“经制”下的地方实情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们的经验其实给数百年后的“区域”研究者提供了很高的参考价值。当我们试图走进历史现场，正需要借助各种人群的生存和执政的经验，勾勒出地域世态，使我们建立起来的作为分析工具的区域，能更好地成为我们理解中国地域社会历史的阶梯。
区与界话题的落脚点，归根结底还是在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中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也正因如此，这一话题可以触发多学科的思考。然而我们应该始终清醒地意识到，模式化、绝对化的区、界划定和归纳，会背离历史进程的生动事实，也漠视了历史时期不同人群的生存体验。
在这一意义上，笔者既对自己带有学科色彩的评述略感释然，也愿意打破任何的学科成见，尝试超越思维的区与界，真正地走进历史现场。■
注释：
[1] [法]安德烈·梅尼埃，《法国地理学思想史》，蔡宗夏译，商务印书馆，1999：76。
[2]陈春声，《走进历史现场》，“历史·田野丛书”总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
[3][4][6][7][8] 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粤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pp. 32，171—172，240—241，172，204。
[5][清]陶澍，《复两广卢制军书》， 《陶文毅公集》 （卷四十一） （转引自《区与界》，269页）。
[9][10] 姜道章，《历史地理学》，台北：三民书局，2004：328，330。
[11]乾隆九年二月初五日巡视两淮盐政准泰奏为请定西省壅盐口岸之责成并筹酌办运之法苏商困以收实效事（转引自《区与界》，192—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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