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 刚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7期
新自由主义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地位；不仅在西方和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甚至在中国也影响渐大。当然清议者未必吃香，但实践领域的追随者却可能春风得意，风头甚健。新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主要确立于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之后。斯时欧佩克石油价格冲击和越南战争次第袭来，还有金融危机相继出现，战后原有的主流理论凯恩斯主义应对这一局面显得捉襟见肘，标志性事件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二战后曾给人无限遐想的“凯恩斯妥协”解体与“黄金时代”终结。新自由主义应运而生。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金融危机更使之影响渐大。1979年撒切尔夫人与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被认为新自由主义支配地位的官方标志。至上世纪80年代末苏东阵营崩溃，新自由主义更踌躇满志，环顾世界罕有对手。正是在此背景下撒切尔夫人打出了“别无选择”（ＴＩＮＡ）、唯我独尊的口号。
面向21世纪的人类难道真的舍此无它、别无选择？
非也！人类的选择从来就是多种多样的，否则就没有自由。西方学者常用来批评唯物史观宿命论的观点正可用来作为回答。其实这些年在资本主义阵营之外，社会主义的实践与探索仍然在继续。在主流的西方国家，各种来自于外或内的异议也一直不断。如英国Pluto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文集《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就收入了30篇评论文章，这些文章对新自由主义基本上持批评态度，当然批评不是简单棒杀，而是有深度的分析，并辅之以翔实数字，因此颇值一读。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评论涉及一些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其实与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有关。例如，人类组成社会的最高目的和行为实践的最高价值是什么？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城邦的最高目的就是培养好的公民。中世纪基督教的天上之国高于地上之国。新型城市文明兴起与市民社会登场以后出现了世俗化，还有利益原则与自由平等的精神。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都是此精神在不同领域的伸张。作为自由主义思想来源有这样几个理论值得注意。一是洛克、密尔的政治自由学说和财产所有权理论，二是启蒙思想家合理的利己主义学说，三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其直接成为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经济理论基础。按此理论，市场的自然法则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人们的行为，即使是最自私的人在反复比较考虑之后也发现遵循此法则对自己最有利。于是市场的地位凸显，而政府变得不那么重要，至多是守夜人而已。在这里评判重要与否的标准是人，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但落到实处突出的是市场和资本。生产效率的确大大提高了，但社会矛盾也空前尖锐。自由主义的产生从来就是一柄双刃剑。
19世纪以降，以看不见的手理论为主要内容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受到两个方面的严重挑战。一是体制外的，那就是社会主义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揭示资本主义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实质仍是资本对劳动的压迫与奴役，并指出它包含内在的不可克服的矛盾与危机。社会主义正是克服这些矛盾和危机的尝试和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一个多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另一重要挑战来自体制内，即20世纪的凯恩斯主义。所谓体制内挑战就是不涉及制度根本，只是在此范围内作些重要修正。凯恩斯认为，市场可能会犯错误，政府对之不能完全自由放任。在他看来，经济活动的水平由总需求水平决定，一旦总需求不足，就可能导致失业和衰退，从而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周期危机的观点颇类似于马克思，不过凯恩斯不认为危机靠体制内力量已不可克服，而主张通过扩大需求增加就业和调控税收来加以解决，政府应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调控，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危机被完全超越也未可知。“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与我们目前为止所看到的任何别一制度比较，的确能够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目的；不过就这一制度本身来看，有许多方面是极端要不得的，是应当反对的。我们的问题是，如何努力设计出一个社会组织，与我们所满意的生活方式的观念既不致发生抵触，而效能则可以尽可能地提高。”[1]
药方已经开出。20世纪30年代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给凯恩斯主义一显身手的机会。面对危机，信奉自由放任的美国总统胡佛束手无策，黯然下台。罗斯福新政则因推行凯恩斯主义而出名。二战结束以后凯恩斯主义风头更健，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据此做出一定的调整，社会矛盾得以缓解，政府与工会也都有一定的施展空间，著名的“凯恩斯妥协”正因此而得名。国家向普遍福利的方向重建，社会因而得到稳定，经济也开始恢复并发展。一切似乎都很美好，直到70年代的危机把繁荣的泡沫无情吹破。凯恩斯主义失势，新自由主义取而代之。
新自由主义像传统自由主义一样重视市场的作用，对于凯恩斯主义关于“市场失灵”的指责，他们对之曰政府也会失灵，而且更糟，因为官僚主义缺少效率。当然他们比传统自由主义更为强调金融与银行的作用，并要求政府在减少管制、私有化和加强金融资本力量方面发挥作用。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是最佳的可以自我调适的社会结构，如果不受外来阻碍，就会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的经济需要，以及有效地使用所有经济资源，并自动为所有真正希望工作的人产生充分就业。因此市场的全球化将会是把这些好处带到整个世界的最佳方式。现代世界的我们之所以拥有贫困、失业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乃是因为市场受到工会、政府等诸多因素限制。全球化需要在全世界创造“对市场友好”的社会结构：通过削减工会的力量和国有企业私有化从而使它们的工人受资本权力的支配，以及向外国资本和商品开放国内市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信条。新自由主义相信，市场诚然不是完美无缺，但却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用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话说：“已经别无选择”。
更具体地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主要与“美国模式”相联系，其特点是减少对金融市场的控制、私有化、削减社会保障与福利、削弱工会与减少对劳工市场的保护、紧缩政府、削减最高税率，开放国际商品与资本市场，以及放弃自然律外衣下的充分就业。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则有著名的“华盛顿共识”，除前述内容外还特别提倡发展中国家为经济稳定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对穷人的资助，放松对国内市场的管制，以及经济向外国商业与金融开放和出口引导的增长。
如杰拉德·都曼尼与多米尼科·莱维所揭示[2]，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提出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运作规则，一种有利于中心统治边缘和资本统治劳动的新规则，即在中心与边缘、资本与劳动、市场与政府关系方面有利于前者驾驭后者。也就是说，在劳资之间有利于资本，在国家与地区之间有利于处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之间更有利于美国，特别是美国的资本，在美国的资本中则更有利于金融资本，即有利于前者的财富与资源向后者流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一书有很多具体数据可以作证。如美国1%最富有的家庭在70年代之前拥有35%的社会财富，70年代缓慢下降到20%，80年代以后再次攀升。2000年美国在国外的金融投资达34880亿美元，收入为3810亿美元，回报率接近11%，数量接近美国所有企业税后利润（不含国外流入部分）总额。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债务大大增加，2000年其数额达到1980年的4倍。其中拉丁美洲四国（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与阿根廷）拥有74%的国际债务。“这些机制证明新自由主义是一个掠夺性的制度，上层统治阶级力量的加强在不同范围内和程度上处处给增长带来损害，不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还是在边缘地带。的确，按他们自己的目标进行评估，新自由主义在恢复这些阶级的收入和财富方面还是很成功的，在巩固美国经济的领先地位方面也一样。但是，对于美国人民乃至世界的其余部分说来，这种领先地位的代价过大。”[3]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实质上是“新右派”和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胜利，也是左翼力量、工人乃至整个工人运动的失败。到20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左翼要么放弃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主张，要么面临选举败北。在外围地带，1989—1991年苏东剧变使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前景变得更加难以捉摸，一些非洲国家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只花几个月时间就从往昔“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国家”粉墨登场为“新自由主义新兴市场”。在这种左派意识形态国际性溃败的气候中，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几乎不可阻挡地轻易横扫了政治领域。
关于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正如昂格尔所指出：“新自由主义……所偏爱的政治形式是相对的民主：民主，但不要太多”。[4]这种民主是纤弱而又贫乏的，它最好是有所限制和代议制的。迄今为止淹没于政府重压之下的个人自由获得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强调，不过作为一种政治表现制度的民主却遭到了贬低。市场的规则也应用到了政治中。金钱前所未有地成为政治影响力的关键所在，政治就像任何其他商品一样打包待售和商品化了。许多公民丧失了政治兴趣。政治选择变得极其有限，以至于新自由主义经济议程成为大多数政党共享的基础，而政治差异则变得无足轻重了。
在我看来，新自由主义当然并非一无是处。它对自由市场地位之维护和对政府失灵弊端之批评无疑有助于提高市场之效率，对金融作用之推重则抓住了现代经济之要害，这些对摆脱东南亚等地的金融危机均不无裨益，其对全球化的提倡与推动也顺应了人类现代化的历史潮流，虽然过于突出发达国家特别是大资本的利益，用都曼尼和莱维的话说那是它自己的全球化，但我们可以批评其偏向，不能否认全球化本身。事实上新自由主义在当代世界仍声名赫赫，霸权依旧，很少遇到有力度的挑战。但是它对当代人类话语权的垄断过于霸道，更何况话语权不仅仅是话语，而涉及人们的价值观、信念、利益乃至人类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利。例如 “别无选择”这一口号就过于独断，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自恰，如漠视平等、限制民主和对自由与人权的双重标准，而且在实践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对这些问题许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也有所察觉，而试图做出某些改变，如信息经济学和所谓第三条道路等，但效果如何仍有待于观察。
事实上，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应该由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选择，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更应该有多种选择。这样不仅符合自由的价值与人权，而且可能更为符合实际，对大众而言效果也可能更好；对世界文化发展而言也不啻于福音，因为可能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目前所看到的西方理论家对新自由主义负面因素分析与批判甚为有力，但如何替换论述仍嫌不足，即拆解有余，建树不足。新自由主义批判也提到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伟大的挑战是一种替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民主之挑战，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挑战等。但具体如何，语焉不详。也很难详。窃以为我们目前至少可以对新自由主义在三个方面说“不”：第一，人类的选择权不应当被垄断或排斥；第二，前述种种弊端应尽可能避免；第三，对于非资本主义因而也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之探索应当受到鼓励。在此方面社会主义的中国理应发挥重要的作用。
下面该谈谈中国问题了，这是我们更感兴趣的。中国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身处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又进行了改革开放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因此也难免受到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当然，由于中国政府的审慎领导，中国向现代化迈进所付出的代价与经受的阵痛比俄罗斯等国要少得多，而取得的成绩要大得多。但是负面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如特伦斯·J·拜勒斯指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同样出现了原始积累的过程。例如，“从1978年开始，在农村，有千百万的中国人离开了土地，也就是说受到了有力的剥夺和无产阶级化了”。[5]在城市中，雄心勃勃的资本家获得了资本使用权，通过贪污、汲取国家基金而建立私营企业。最后，大量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来到了劳动力市场。因此，非资本主义资源来自于资本形成的资助，农村劳动力与生产手段（尤其是土地）的分离，工人从国有企业的下岗，这些过程都是非常清楚的。它们都是国内资本原始积累形式。拜勒斯所概括的这个过程的确令人惊心动魄，虽然它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从新自由主义批判的角度用如此清晰的语言表述出来仍令我们动容。我们不想完全否定这一过程，它的来临多少有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我们完全应该和可以使这个过程所引起的阵痛更少一些代价更小一些，公平和人道更多一些，腐败也更少一些。对于资本、市场，我们应当从更高价值观和人民利益角度出发力求用其利而避其弊，对新自由主义也可以作如是观。我这里所说的更高价值观就是马克思主义。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正是马克思的价值理想，这个理想和以人为本的原则落到实处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也是我们目前超越新自由主义弊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如果举国上下能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并向此方向做不懈努力，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就会有充分的选择余地，我们超越新自由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弊端之努力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实践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注释：
[1] [英]凯恩斯，《劝说集》，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62：242。
[2][3][4][5] [英]阿尔弗雷多·萨德费洛、黛博拉·约翰斯顿，《新自由主义——批判读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第一章，22，84，115。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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