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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文化”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时代，翻译更是难以摆脱“文化”的阴影。

翻译学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学科概念，而具有了更多跨学科的特征。这也许就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为什么要强调翻译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仅仅是一个边缘化学科的原因之所在。

在当今的西方理论批评界，面对文化的概念被大肆滥用，原先的一些从事文学研究的文化批评家便从巴赫金等人的实践获得启示，提出了把文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文化的语境下，并为日益变得领地狭窄的文学研究摆脱危机的境地铺平了道路。

文：董　娜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7期

　　早在20 世纪90年代初，翻译学界就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是当时日益走向衰落的、执著于语言学方向的翻译研究摆脱危机境地的一次转机（王宁，《再论翻译学的学科定位和文化特征》，《中国翻译》，2004（3）：33—34）。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翻译已经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的纯技术操作，而且还是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从一种文化转化成另外一种文化的手段。这样，翻译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播和文化阐释的重要手段。
　　
　　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持续了近十年，苏珊·巴斯耐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在《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1998)中又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他们认为占据当代人文学术重要领域十余年的文化研究危机四伏，因为当今的全球化语境更有利于关注非精英文化的文化研究。未来文化研究的发展道路，其中一条就是通过阐释性的文化翻译，使文化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混杂性越来越强。因此翻译在各文化之间所能起到的“协调”和“互动”作用就变得愈发重要，从某种程度上说，翻译研究可以促使文学研究走出封闭的领地，实现其跨文化的目标。这对于反拨文化研究的英语中心主义模式，率先以翻译为切入点把文化研究扩展到跨文化的大语境之下起到了促进作用。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从文化学的视角重新界定翻译研究，将其视为一种文化阐释（interpretation），并认为通过文化阐释可以实现对文学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经典”是由诸多因素构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一些人为因素。由于“欧洲中心主义”和其后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优秀作品长期以来被排斥在经典之外，因而从跨文化的视野对既定的经典进行质疑乃至重构是完全可能的。该书通过对具体的个案——惠特曼、艾布拉姆斯的《镜与灯》和易卜生——进行深入细致的阐释和分析，首次对浪漫主义的“全球性”意义作了阐释，认为这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次“文化全球化”的尝试，是全球化在文化和文学上产生作用的一个较早的直接结果。
　　
　　“现代性”是全球化讨论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它是一个超越时空界限的世界性现象，也是一个跨越各门学科的理论话语的综合课题，它既可以在最宽泛的艺术层面上被视为一种文学艺术精神，同时也可以在最广义的文化和知识的层面上被定义为一种政治文化启蒙大计（123—124页）。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在中国的语境下讨论现代性就免不了涉及文化的翻译和理论的旅行。现代性在中国的登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的中介作用，而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以及文学史的重写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譬如，作为中国晚清时最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的文学翻译实践就加速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其启蒙作用比鲁迅、胡适、梁实秋、康有为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并不忠实于原著的改写译文催成了一种新文体：翻译文学文体，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形成奠定了语言文体基础。作者指出，通过一种文化翻译的中介和作用，中国现代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又与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一定差异的独特传统。这绝不是中国文化“殖民化”的产物，而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和交融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有着“混杂性”特征的产物。
　　
　　全球化（globalization）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内的课题，但近几年来已经引起了（包括翻译研究者在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注，其原因在于，信息的传播和大众传媒的崛起使得全球化与文化的关系尤为密切（王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中国翻译》，2000（1）：10—14）。在全球化大语境下，作为信息传播的一种工具，翻译的功能将越来越明显地显示出来。
　　
　　翻译研究有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之分。所谓的宏观研究指的是对影响具体翻译实践活动的外在因素的研究，微观研究指的是具体的语言操作层面的翻译研究。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的翻译理论研究属于前者。它从全球化的层面研究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考察文化与翻译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这种研究方法把翻译从狭隘的字词转换中解脱出来，从一个更加开阔的视角把握和认识翻译活动，扩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加大了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度。这无疑会使研究者更加深刻地认识翻译的本质特征。但是如果仅仅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翻译，就有可能使研究流于空泛，失去翻译研究的根本，成为“从理论到理论”的空谈。《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一书虽然是从文化这个宏观层面研究翻译活动，但在分析和阐释的过程中又将宏观阐释和个案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了 “把翻译活动回置于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野》，《中国翻译》，2003（4））的研究要义。■

　　（作者系清华大学外语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