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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共分为三辑:思潮篇、作家篇和评论篇,约38万字.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老一代学者,高擎洲先生思维敏锐、学识渊博,在众多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建树,《旧云新影》所选的30多篇文章,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文：李春林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7期
　　
　　高擎洲先生是著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其遗著《旧云新影——中国现代文学论集》更是体现出了作者作为史家所特有的历史精神。该书处处闪射着史家的慧眼的光辉，呈现着史家的思索的穿透力，昭示出史家对文学现象的历史责任感。
　　
　　这种史家精神首先体现在作者考察任何一种文学现象总是将其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而不是就事论事地进行孤立的评骘。如《论新感觉派小说》即是将新感觉派置于五四以后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的，认为它“堪称中国第一个用现代派方法创作小说的独立的文学流派”，“也是中国现代作家移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行进中又一引人注目的步伐”。行文语风充满了历史感，标定了新感觉派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的不同位置，从而使得读者能够更为准确地理解和正确地把握这一文学流派。《李金发及象征派诗歌探论》亦并非将李金发本人作为考察的起点，而是从茅盾早在1919年对梅特林克的介绍谈起，简明勾勒了西方象征主义文学在中国被介评以及穆木天、王独清等人的创作情况，从而论证了“20年代，象征派诗歌已经作为一种独立的诗潮出现于中国诗坛”——亦即论证了李金发出现的历史必然性。浓烈的史的意识，使得本书无论是考察一个文学流派，还是论述一位作家，抑或评析一部作品、一个人物，都来得格外厚重、深刻。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从纵向上看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近代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从横向上看是接受了外国文化和外国文学的催生，因此，阐释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近代文学、与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联系，也就必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是史家精神的又一体现。《旧云新影》收录32篇论文，除《话说诗僧苏曼殊》系研究近代作家的论文、《雁来声里别样红》系一篇关于当代作家的书评外，余皆为研究现代文学者，并无专门探讨现代文学与古近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关系的论文。但是这种探讨却几乎弥溢于所有篇章中。《论新感觉派小说》在世界文学发展态势中探讨中国新感觉派的发生；在《“九叶”诗人群诗歌艺术论》中，考察了西方现代派对“九叶”诗人在诗歌形式和语言运用方面的影响；《李金发及象征派诗歌探论》指出了李金发与波德莱尔、爱伦坡的精神关联；《从“绛色的沉哀”到“永远不屈服”的灵魂——戴望舒诗歌论》认为戴望舒几乎是全面地实践了波德莱尔的“对应”说，出现于他的诗作的意象大都具有象征意义，又认为戴诗有对某些中国诗词传统意象和词句的袭用；《〈女神〉论》分析了《女神》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联系，指出《凤凰涅■》中的《凤歌》受到了《楚辞》、《天问》的影响，《女神》中的许多诗篇脱胎于中国古诗。这种中外古今的比较，显示出作者丰厚的文化与文学积累和敏锐的比较文学眼光。
　　
　　这种史家的精神还表现在作者对自己的某些研究对象的选取上是有意识地要填补文学史的空白或纠正某种失误。如他之所以研究丁易的杂文，是因为“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失却了丁易的名字，无论怎样说都是一种遗憾”；他研究罗烽是因为我们长期忽略了这位“东北作家群”的重要成员；他研究茅盾的散文，是因为我们在茅盾研究方面散文研究远远逊于小说研究，而这对于这位“中国现代散文创作领域中勇于革新、善于创造的大师”来说是一种史的不公正；他研究李大钊是因为当时（1979年）对李大钊的文艺思想和诗歌创作缺乏综合研究，而这决不是对“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的正确态度。而作者撰写《“早期闻一多系唯美主义者”驳论》是对学界的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定论的批驳，使我们对早年的闻一多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读此书，一方面感到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独具个性的浓缩，同时又感到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丰富的补正。这部论文集的史的品格是那样浓烈。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依赖于报刊传媒。不独短篇作品大都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集印成书，许多长篇作品亦是先在报刊上连载的。如实地阐释这一点，是对历史的尊重，同样是一种史家精神。“〈现代〉与“现代”诗派”一文认为必须首先弄清《现代》杂志与“现代”诗派的关系，“才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此言恰中肯綮。在考察台湾乡土文学时，高度评价了《台湾文艺》和《文学季刊》等刊物的贡献。在研究台湾现代派文学时，介评了现代派代表作家纪弦与《现代诗》杂志、夏济安与《现代文学》杂志之关系。在论述罗烽时，强调了罗烽与《夜哨》、《文艺》两个副刊的关系。当下，人们已愈来愈重视文学与传媒的关系；而在作者撰写这些论文时，似乎尚未达到今日之程度。这再次体现出作者的史识。
　　
　　西哲认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说历史研究总要为现实生活服务。高先生的治学，在这方面也非常突出。他研究中国现代派文学，就是因为现代派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重新崛起。他研究“九叶”诗人群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是其他任何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所不能比拟的”。即是说要给当下的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立一个标杆。历史在高先生那里并非仅是故纸堆，而是对当下有意义的活生生的生活。
　　
　　高先生此书名曰《旧云新影》，“旧云喻旧日之文，新影传当下之意”。我读罢此书，对此有深切的会心。有些旧作写于二十年前，但今日读之，感觉似乎是对当下而发。当你读《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论李大钊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功绩》，就觉得作者其人其文在同当下那些嘲弄历史、恶搞英雄的人进行抗争！斯人已逝，其文长存：我们可以不断地从中挖掘出新意来！

文：刘中树 出处：文学评论 2007年第4期

　　高擎洲先生是我敬重的师长。由于都在东北的高校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使我有更多的机会向高先生请教、学习，在我的教学与研究生涯中多所受益。当我收到高先生的“体现作者文事的一个动态的历史行程”的《旧云新影——中国现代文学论集》(辽宁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时，我也是怀着敬重与受教的心情认真地阅读、学习，从中领会先生作为文学史家的史识的真知灼见，感受先生文学审美独特的艺术鉴赏，认识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可贵建树。
　　
　　一
　　
　　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曾以“选本”为例，提醒文学研究者要有锐利的眼光和深广的见识，指出具有独特眼光和深广识见的人，才有选择和创造的能力，从而也才有写史的力量。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唐��NB82A]认为文学史家的“学问”，“首先表现在有眼光，衡量哪些作家可以入史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发现新作家新作品也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这叫做史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3页)。《旧云新影》论文集的32篇文章对中国现代文学运动思潮、作家作品、史实和研究史的宏观与微观的论述、辨析，都蕴涵着作者学术大家的独特眼光和深广见识。高擎洲先生青年时期就追求进步，为人民解放国家独立富强而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他相信并努力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辩证的唯物史观融会贯通个人的人生体验、学识才能、学术品格，形成自己恪守的文学史观和思维方式。在《郭沫若世界的深湛探索——〈阳光地带的梦〉序言》文中，高先生依据“人是社会的主体，‘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观念还给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思考探索环境影响和制约下的社会生命主体，是作为人学的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强调文学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文学创作的社会历史内容和文学创作的时代精神，从真实性、倾向性和社会效果的角度评价文学创作，这是高先生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尺度。也正是从这个视角，他肯定《阳光地带的梦》的作者在书中所做的文化意义上的人格研究；称道罗烽“在文学上，他响亮地回应时代的呼唤，把创作忠于生活真实的文艺作品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崇高的社会职责。他的创作深深地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跳动着时代的脉搏，燃烧着战斗的火焰，洋溢着爱国主义的激情，显示出强大的现实主义力量”(《罗烽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文学的民族性、民族特色也是高先生文学批评所看重的，他指出“抗战时期中外文学大规模、全方位的交流，给我们一个有力的启示，那就是：愈是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学，则愈是世界性的文学，也愈能够阔步走向世界”(《开创中收获的硕果——〈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序言》)。文学艺术创作活动是人认识、把握世界的实践活动的一种基本方式。人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审美感受，创造形象和意境，展现人的情感体验的审美世界，它的载体文学作品则构成了这一艺术世界的审美意义。审视文学作品不能忽视其审美价值的重要构成的艺术表现。《旧云新影》论及文学创作问题都是从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两个方面论析的。高先生赞同《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作者在论述全部抗战文学作品时“既十分重视文学创作的时代内容，又不忽略它的美学价值”(《开创中收获的硕果——〈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序言》)。他在予以罗烽创作的正面肯定评价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批评罗烽早期写的诗歌“艺术上显得粗糙一些，更没有形成其诗歌创作的独特风格”(《罗烽诗歌创作论》)。高先生的文学史观一以贯之于他的社会—历史的文学审美批评实践。在《五四文学革命论》文中，他把五四运动及其所包括的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视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置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论析五四新文学运动代表人物的文学主张、历史影响，论述新文学社团和新文学作家的创作，阐释新旧文学阵营和新文学内部的理论论争，虽有所本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的观点，但还是以自己的理解体会做了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清晰的历史阐释。《早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轮廓》则是以其文学史观梳理评析1920年至1949年有关中国新文学研究的著述和学术史论著。1960年写的《〈女神〉论》、《〈屈原〉论》，注重文学现象与社会时代的内在联系和文学的审美本性，从历史的和审美的统一的视角对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和历史剧《屈原》做出政治与艺术相结合的文学评价，指出《女神》“堪称‘五四’时代精神的号角，突出鲜明地反映着‘五四’时代最本质的精神——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精神；是‘五四’时代精神在诗歌表现上的最强音”。在艺术上，“《女神》的意义还在于它树立与创造了‘五四’时期新诗革新的榜样，在形式上突破了一切旧格律的束缚，运用了古今中外一切诗的形式和词汇，创造了一种内容和形式相和谐的自由体诗”(《〈女神〉论》)。他认为郭沫若的《屈原》等历史剧“是郭沫若以抒情诗人的丰富想象和火一样的热情、历史学家的渊博和严谨的考证、战士的崇高理想与强烈爱憎解读时代的强力武器”。郭沫若就是继承了古代历史剧的优秀传统并加以发展和革新，用历史剧为现实服务的具有卓越成效和贡献的历史剧作家的代表(《〈屈原〉论》)。尽管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种评析还是精辟和公道的。作为真诚的学者，高先生对待学术问题并不固守一己之成见，总能超越自我的思维定势，他认同《阳光地带的梦》一书的作者对郭沫若作为中国的歌德，既有其崇高、伟大之处，又未能免除中国人的“庸人气味”的评论，“无论怎样说，这在郭沫若研究领域中，是顺理成章地视为一家之论的”(《郭沫若世界的深湛探索——〈阳光地带的梦〉序言》)。
　　高先生在教学与研究实践中，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相统一的批评方法，又不排斥吸纳有助于拓新和深化自己的思考与认识的其它的理论方法。他认定《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作者“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又引进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观点，从作品、读者、环境三者同一性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报告文学创作出现世界性的高潮的解释，“是令人信服的”(《开创中收获的硕果——〈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序言》)。他指出“现代派诗歌艺术，由于九位作者的努力而丰富了它的现实主义精神，两者的互相渗透与结合，在新诗园地里培植了新的花果”(《“在生活的土壤里伸根”——论“九叶”诗人群作品的内容特征》)。这种学术理性对当今文学研究正确处理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指导，又注意吸纳其它的有益的理论方法，是具有启示意义的。
　　
　　二
　　
　　高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视野开阔，史感厚重，勇于发现，做出了可贵的学术建树。读《旧云新影》，我们会深深的感受到先生的文学研究实践力求从单纯的文学批评走向深层的史的审视和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综合研究，对文学现象的意义和价值做出准确的史的理解和评价，取得学术建树的科学成果。
　　现代派文学或谓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的描述里常被视为另类，或不予入史，或予以全盘否定的评价。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大潮中，迈进80年代以来，高先生写了一组文章，从史实的辨析入手，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对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作家作品做细致的微观的文本分析和宏观的史的审视与判断，得出新的认识。他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史实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曾经受到过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者和一些成绩卓著的作家都曾介绍评论过西方的现代派文艺，在自己的创作中吸收了现代派的表现方法和技巧，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不可回避的。同时，他又指出“自‘五四’以来，现代派文学几经沉浮，不绝如缕，但在创作实践上成绩并不显著，理论建树也较贫弱”。他颇有见地地把台湾的现代派文学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认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现代派文学的自觉倡导活动，有三次“崛起”，即“以李金发、戴望舒为代表的象征派诗歌，五六十年代台湾现代派文学，80年代关于现代派文学的提倡和论争”。他结合社会历史时代背景和思想文化根源，分析了现代派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自觉倡导的原因。他认为“在旧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在汹涌激荡的生活波涛中把握不住生命的航舵，因而产生了极大的思想矛盾冲突。他们是不安定的灵魂，却又无所皈依，以致在内心深处凝聚了感伤、怀疑、失望的情绪。西方现代派作家、艺术家在作品中所表现的迷惘冷落情绪和颓废思想，正与这些人精神状态相感应”。“10年浩劫造成了触目惊心的严重后果，一方面在经济上把中国推到崩溃的边缘，一方面又使人们的心灵备受摧残，创伤累累。那期间，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随意杜撰的荒唐理论和神话被强加于人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精神遭到扼杀。深巨的创痛，迫使人们进行历史反思，探求改革的道路。就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一股现代主义思潮再次崛起于文坛。(《关于中国现代派文学的若干思考》)。这种思考可谓一家的深刻识见。在这种宏观的整体思考认识观照下，高先生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现代派作家作品做了社会—历史的审美评析和史的评价。在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中，他肯定地评述“九叶”诗人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创造，赞扬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风雷激荡的中国”的大时代里跃上诗坛，“光明与黑暗猛烈撞击的现实生活磨练着他们的思想感情，推动他们走上一条追求民主自由并终于和人民相汇合的道路”，“歌出正义之曲，唱出人民的心声。他们的笔端饱含激情，与时代风云相呼应，以自我生命去追求希望和光明”(《“在生活的土壤里伸根”——论“九叶”诗人群作品的内容特征》)。他通过对“九叶”诗人群诗歌艺术的“思想知觉化”、“创造象征性的完整形象”的艺术手法，“哲理化倾向”的诗风特征，“政治讽刺的鲜明特色”和诗歌形式与语言运用方面的意象组合、跨行诗式、通感手法以及诗的音乐性等艺术技巧的具体论析，说明“九叶”诗人群的诗歌创作“虽然吸收了西方现代诗歌的表现手法，但并没有现代西方文艺家常有的那种唯美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虚无主义情调”，“为中国新诗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派诗歌艺术提供了一些值得珍视的经验”。由此，他高度评价说：“在中国现代诗歌历史上，‘九叶’诗人群及其作品，堪称真正立足于民族的土地、以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忠实反映时代的诗歌流派，就此而言，是其他任何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流派所不能比拟的”(《“九叶”诗人群诗歌艺术论》)。对中国现代象征派诗歌，高先生从具体的作家作品的论析，探讨其共性与个性差异，进行史的审视。在对中国早期进行象征派诗歌创作的诗人各自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色彩的总体梳理观照中，重点论析了代表诗人李金发和戴望舒。他指出李金发“在他的诗作中反复出现的是自我的没落衰颓的形象，抒发的是‘以梦幻为真实，以颓废为美丽的世纪末思想’”。他直言“李金发的诗歌语言是拙劣的”(《李金发及象征派诗歌探论》)。与李金发不同，高先生认为戴望舒的诗歌再现了诗人“从‘绛色的沉哀’到‘永远不屈服’的灵魂”，“他在将中外诗歌艺术融成一体的努力中发展和提高了新诗的表现形式的手法，取得了不寻常的成就。因此，他的诗既不失其民族特性，又有个人的独特风格”(《从“绛色的沉哀”到“永远不屈服”的灵魂——戴望舒诗歌论》)。在李、戴两位诗人的比较中，得出扬戴抑李的评说。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新感觉派小说，高先生对其代表作家进行个案分析和评价，他认为施蛰存的《梅雨之夕》，“作为心理分析小说，它是新感觉派小说中具有代表性和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即使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也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的都市小说，则以现代派的艺术与手段表现都市社会的人情世态。”“也应视为现代文学宝库中可资借鉴的精神财富。一般地说，新感觉派在艺术技巧上的追求是执着而严肃的。他们在创作中尝试运用非现实主义的技巧，表现出了别具一格的特征。”他们的作品“掺杂着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诸因素，保留了许多珍贵的现实主义传统”(《论新感觉派小说》)。高先生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产生、艺术品格、文学影响的论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判断与选择。
　　总之，高先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作家作品论等著述以及对鲁迅祖父官职的考订，对“早期闻一多系唯美主义者”的驳论，对姚雪垠的《长夜》的新的审读，对丁易杂文的评述，对苏曼殊研究的关注等，都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与创作现象的新的认识、理解、判断，一种有见地的发现。这种“发现”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追求，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整体构思、史的判断和选择、史观和史法的科学性与不断完善都是至关重要的。
　　《旧云新影》作为一部论文集，显示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科学的辩证唯物史观的理论素养和广博深厚的学识。在史的论述和作家作品的思想艺术分析中，作者提出的富有新意的鲜明、精辟的学术、艺术见解，无不显示着作者深邃的理性思辨力、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和独到的学术眼力，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学理启示，做出了厚实的学术建树。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