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这本《格拉长大》（东方出版中心），选了阿来近年创作的几个短篇速写，背景都是川藏交界一个名叫“机村”的藏族村落。包括《格拉长大》、《群蜂飞舞》、《狩猎》等。

——评阿来短篇小说集《格拉长大》

文：郜元宝 出处：文汇报 2007年9月
   
    阿来的长篇巨制《空山》即将出齐，我忽然出来捧他的短篇新作，实在不合时宜。我不过简单说说对阿来的观察而已，目的还是为了借此针砭一下中国文坛持续多年的“长篇热”。
   
    这本《格拉长大》（东方出版中心），选了阿来近年创作的几个短篇速写，背景都是川藏交界一个名叫“机村”的藏族村落。上世纪50至90年代，这里除了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受到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后来的经济大潮的冲击，更经历了它特殊的命运，即旧有藏族文化衰落而以政治经济为主导的汉族异质文化迅速渗透又被逐步改写的一个文化杂交过程。这些短札瞄准了这一过程，却并没有宏观叙述村落文化的变迁，作者只是从一些小人物小物件入手，像微雕艺术家那样聚精会神地刻画沉埋到历史河流底层也珍藏于内心深处的记忆碎片。光影色泽，气味质地，蕴涵其中，无须多说，只消从某一点因由出发，加以适当暗示，轻轻勾勒，就境界全出。
   
    如果你是通过《尘埃落定》或《空山》认识阿来，那一定要再看他这些短篇新作。其中，《声音》和《报纸》两篇尤为可喜。“报纸刚到机村头一二年，那可是高贵的东西。那时，机村人眼中，报纸和过去喇嘛手中的经书是差不多的，”开场先声夺人！接着是进驻机村的“工作组”差人拿报纸的派头。他们从不拿报纸，总在宣布开会之后临时指定某个要求上进的小伙子去公社拿报，作为精心分配给机村青年的一份殊荣！但这荣耀慢慢淡化，后来拿报纸也要记工分了！有趣的是失掉神圣性之后，实用性却不断被发掘——人们开始用报纸卷烟、包东西乃至裱糊墙壁。但谁也没有料到，报纸居然把害沙眼的机村青年扎西东珠送进监狱，一蹲十多年。可怜的扎西东珠放出来时不知形势已改，见好心的警察用报纸包他不值钱的行李，还尖叫失声：“报纸！”惹来警察一顿臭骂：“不用报纸，你这点破东西，还想用什么金贵的包装啊！”。报纸在“机村”至此完全祛魅。
   
    我觉得《声音》在这一系列短篇速写中最精致，也最丰满。“我”因小病滞留在诺尔盖草原一个军马场招待所，早晨赖在睡袋里等候同事时，草原深秋特有的轻薄锋利的寒意从四面八方涌来。“我”根据几天的经验推测这寒意发生之源与经过之地，因这推测和遐想，又自然启动听觉，捕捉苏醒过来的草原小镇各种声音的混响。老军马的蹄声令人想起它年轻时的骄傲，如今则疲敝绝望；卡车轰鸣，牵扯着许多人对远方的渴慕；偶然落户小镇的年老女丐旧皮鞋踩在粗糙的石子路上，诉说着她不为人知的神秘哀伤；孩子们在小学校充满生机与希望的钟声中通过一个个陌生的汉字探头张望那祸福不定的将来；接着许多门户开启，发出无法分辨细节的生活的杂音，混合着俯瞰尘世的寺庙的严肃鼓声——最后竟是吃晚饭时年轻镇长的从不露面的妻子的哮喘声！
   
    看阿来这些短篇，我仿佛又读到久违了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契诃夫《草原》或王蒙《在伊犁》的某些篇章。写短篇的阿来姿态放得很低，只为捕捉稍纵即逝的记忆碎片，梳理脆弱的情感游丝，并不想挽留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或诠解扑朔迷离的现实幻象。其实奏出各种神奇声音的草原小镇并无特色，“永远都是那个样子：永远是仓促地刚刚完成的拼凑完成的样子，也永远是明天就会消失的样子”，但这不妨碍作者打开视听味触全部感官，贪婪捕捉它的每个细节，因为他曾经和这个草原小镇同在，就像他曾经和“机村”同在。
   
    可见可说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无非构成这种同在的物质条件，如果拘执于这些众所周知的有形事物，小说写得雷同就不可避免，而将个体与这些事物的同在感受诉说出来，就比费力解释或全盘记录那些外在现象更亲切有味了。阿来描写两个普通藏族青年的死（《格拉长大》、《路》），两个同样普通的瘸子顺服于“天神的法则”（《瘸子，或天神的法则》），或一个藏族姑娘神秘的失踪（《自愿被拐卖的卓玛》），都一律采取谦卑姿态。这里没有个体或集团的抗争，没有我们熟悉的许多中国作家自以为见过世面之后产生的企图囊括一切并解释一切的野心，自然也无所谓伦理道德的论断或审判，只是一段真实的生命同在而已。因为身在其中，血肉相连，就无须勉强写自己不在场的东西，也无须勉强说自己没把握的话，读者因此便觉得不隔膜，仿佛还能触摸那一时俱现、尚未变形的真实存在。
   
    阿来近年埋头创作系列长篇《空山》，这些短篇小说与随笔、速写只是《空山》的“边角料”，等《空山》第三卷出来时再把它们“镶嵌”进去。《空山》每卷都是两个独立的大中篇，完整的《空山》将是六个“花瓣”与更多细小花叶组成的一朵大花。
   
    无论阿来自己、媒体还是评论文章对《空山》这种结构都已经说了很多。我关心的是这些“边角料”到时怎么“镶嵌”到六个“花瓣”中去。实际上这些短篇速写和《空山》不仅有短长之别，手法也不同。无论和已出的两卷《空山》还是和十年前的《尘埃落定》相比，我都更喜欢这些短篇。诗人小说家阿来的才能在这些短小精悍的作品中找到了更适当的形式。他把目光凝聚于一点，紧紧抓住坚硬的真实的或一角落，语言也因此摆脱了众人叫好而我窃以为实在甚可忧虑的曼妙无比却飘忽不定的调子，读者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快速浏览，必须停下来仔细掂量。所以在“镶嵌”之前，我很赞同将这些短篇收集起来，在《空山》之外独立成书。
   
    阿来的长篇巨制《空山》即将出齐，我忽然出来捧他的短篇新作，实在不合时宜。我不过简单说说对阿来的观察而已，目的还是为了借此针砭一下中国文坛持续多年的长篇热。
   
    长篇热除了众所周知的商业驱动可另当别论之外，或许还潜藏着中国作家觉得已经可以或很有必要说出真理并指示方向的冲动。如果我的猜想不很离谱，那么这种冲动实在要不得。许多人恰恰是在远离真理的谦卑惶恐中全身心地追求艺术，恰恰在方向不明的含糊混沌状态成就他的艺术；一旦方向明确，真理在握，他和艺术的蜜月期也就终结——他将不再是艺术家，而成为指手画脚的先知与指导者了。尼采说“吾人之所以拥有艺术就是不想亡于真理”。巴尔扎克也说过，他写小说的秘诀就是“研究偶然”，他从来不把历史的必然成天挂在嘴边。黑格尔宣布艺术消亡，曾经引起许多人唏嘘叹息，但海德格尔认为消亡了的只是竭力传播伟大真理的伟大艺术，真正虔敬而谦卑的艺术恰恰在这之后诞生。即使酷爱在小说中大发议论甚至俨然传道的托尔斯泰，他对艺术的定义也卑之无甚高论——无非人类之间交流感情而已。鲁迅在年轻的时候干脆认为诗和艺术应该“实利离尽，究理弗存”，后来他也反复强调他的杂文只是写自己心中本有的内容，与“究竟的真理”无关。现在，这些关于艺术的真知灼见好像已经被后殖民时代我们的东方艺术家的狂妄野心挤掉了。我看到一些拥有真情实感也富于文字灵性的作家因为境遇改变，学识增加，眼界开阔，就急忙改变身份，跟在某些专门研究大课题的古往今来最为狗屁的当代学者后面装模作样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大趋势，往往感到恐怖。但愿阿来不在这些艺术家之列。
   
    抽象地比较长篇与短篇孰轻孰重孰难孰易意思不大。我觉得对阿来而言，与其长篇，不如中篇；与其中篇，不如干脆短篇——用短篇小说来逐个记录今天的智慧还无力加以整体解释的那些破碎的“偶然”。

文：王颖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1月

    关于新作《空山》，作家阿来已多次言及了他的“拼贴画”历史观。这部即将展全貌于天下的《空山》，应是六部中篇和穿插其间的十几个“笔记体”短篇小说组合而成的图景。如果说六部中篇里现已完成的《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是生长在长篇主干上的大花瓣，那么，“机村素描”系列便是那些于主干外旁逸斜出的小花瓣，看似零碎、散落，却一点一滴地丰富了机村的全貌，成为长篇史诗性叙述的有力补白。二者如层峦叠嶂、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一部宏大而又细腻的村落史。

    作为本书主体、与“机村故事”联系最为紧密的“人物素描”和“事物笔记”，无一例外地讲述着逝去与新生，以及映射到的那些在逝去与新生中不断前进的历史、现实、人生。

    《格拉长大》位列“人物素描”卷首。少年格拉同母亲桑丹，还有他即将出世的小妹妹，组成了一个在村民看来“没脸没皮”、“没心没肺”的家庭。格拉的眼神是那样清澈澄明，但他身处的世界却又是那样浑浊黯淡，即便如此，他仍是对这世界怀揣着单纯明丽的爱，而丝毫不计所受的屈辱与悲苦。在美丽的桑丹生产的那天，格拉杀死了一头熊，用切身的疼痛和流淌的血完成了一个男孩的成人礼，从此他是一个男子汉了，可以肩负起重任，保护这个单薄弱小的家。在整个故事里，阿来既没有抨击村民的冷漠，也没有斥责道德的虚伪，而只是怀着无限的温柔与悲悯，发出如大提琴一般沉郁低回的咏叹。人世的温暖与苍凉，个体在这茫茫人世中无依无傍的飘零与孤独，亦在这淡如烟墨的叙述语调中，晕开扩散，充盈至浩渺天地。

    《马车夫》则是通过机村最后一位驾车人的命运，折射时代的无情变迁，亦是在为那些正在消逝或已然消逝的美好，唱一曲悲凉的挽歌。以拖拉机为代表的强势工业文明的进入，令古老的农耕文化传统瞬间土崩瓦解。在拖拉机带来的现代奇观下，曾让村民惊艳赞叹的马车和驾车人再也引不起他们丁点的注意，即便是马车夫想要补偿一下孩子们，让曾经所有想坐马车的孩子们都享受一下的良好愿望，也无法实现了。马车夫只得黯然地退回历史的幕布内，随着他照顾疼爱了半生的马匹们一道，凄清地死去。这素描朴素简淡，只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而去的牧马人的悲情形象。阿来以旁观的视角，让人物自己呈现命运，这命运在不可抗拒的时代推手面前，又带着宿命的色彩，一切似冥冥注定，便愈发显得悲情。而那些与原始、自然、混沌、神秘有关的美好传统，也随着最后一个代表符号的逝去，一径荒芜。

    《自愿被拐卖的卓玛》里那个有着无比敏感纤细的内心，萌动着青春的热力与激情，幻想着青碧山梁外遥远而迷蒙的世界的少女卓玛，即便没有采摘蕨苔时相遇的小伙子的调笑与酒心糖，也定是会让收购蕨菜的老板将她带走的。作者笔下的卓玛，就像是一颗出走的灵魂，追寻着曾在我们每个人心底都激荡过的、对自由和奔跑的渴望。故事并没有多少曲折的情节，作者淡笔写来，纯净空灵，似直接承续了《诗经》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古风韵，凝练隽永。

    “事物笔记”多摹写外来新生事物的引入给机村人带来的巨大变化。事物要写得好，亦须做到“此中有人”。比如《喇叭》，介绍了喇叭和收音机在机村引起的轰动，由物及人，成功地点染出衮佳斯基一家三代藏族女人的命运。《马车》《报纸》《脱粒机》也力图从各个侧面揭示特殊年代里藏民的生存状态。

    《路》讲述了本可以跟着喇嘛舅舅安心学画的主人公桑吉，却因为偷运了一次盗猎者和淘金人而“意外”开罪了对此司空见惯的警察，从此一步步偏离了他正常的人生轨迹，陷入了盗猎者同警察的对峙与拉锯，阴差阳错地踏上了凶险的不归路，并最终丧了小命的故事。《声音》再度展现了阿来作为诗人的敏锐的感官与表达，下笔轻盈，意境幽远。阿来对事物的观察细致精微，对自然的感受丰富深入，即便是纤毫的动静，也能被他敏感的触角收纳。于是，各种声音在阿来的笔下有了细密的纹理，有了明暗、轻重、色彩和温度。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从那些声音里感知到的更广阔的存在，将读者亦引向了更广阔的精神空间。

    村庄、镇子、路上，因着作者对这块古老宁静的土地及生长于斯的人们极为深厚的生命与情感体验，即使是描绘这些小花瓣，他仍是能带出广大的场景和深长的意味。其表情达意，一方面体恤人心、感谓世道，充盈着浩大的悲悯与怜惜，一方面却又始终保持着冷静、克制，让人物维系在自身的尺度与边界内。而读者，在阿来一时沉郁一时飘逸，充满灵性的文字中浸润良久，掩卷方如梦初醒，从此知言有尽而意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