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刚 出处：新京报 2007年9月
挖掘日常生活的细节
“1942年1月1日，一位小姑娘在记事本上写道：“我们跳了整整一夜的舞，心里想着前线获胜的士兵，他们不久就可以回来度假。”整座城市都被圣诞树勾勒得分外妖娆，只是大家认为灯火管似乎没有必要。冰天雪地里，有轨电车行驶着，车灯发出柔和的光线。所有的夜总会、戏院都人满为患，每家每户歌声、笑声不断，甚至街上巡逻的警察也收到精致的小礼物。”
即便上面这段文字涉及到战争，初读之下，所有的人都不免在它的出处问题上达成统一意见，即它是拷贝自舒比格、安房直子或别的童话作家笔下，至少，原作也是一部类似《芒果街上的小屋》那样的文学作品，散文或者小说。然而，大跌眼镜的事情往往紧随着确之凿凿的态度。这段干净美妙的文字首现于一部历史著作第117页，《希特勒时代的柏林》，作者让·马哈比尼，看其姓氏可知这是一段法国人眼中的德国现代史。显而易见，这本关于二战前后德国首都历史的书籍给读者的第一印象已经超出了我们对相同领域的阅读经验范畴，后者以美国史学家威廉·夏伊勒的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为标志。
《希特勒时代的柏林》译自法国阿歇特（Hachette）出版社出版的“日常生活丛书”系列，就其叙述视角而论，与朱鸿召的《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格外相似，都是以某个时期某一具有特殊意义的地域内的日常生活来重新诠释那段历史；就其对细节的忠诚和挖掘程度，可以跟由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浦·阿利埃斯与乔治·杜比主编的《私人生活史II：肖像中世纪》并论，都是用大量笔墨描述历史细节以期撩开“公共舞台”的历史天然的无法自我揭开的面纱。这些并非是偶然的撞车事故。
透过“日常生活”和“细节”这两个关键词，不难发现一些苗头，尽管现在才露出了尖尖角，但已经指明了历史研究的两个大方向：历史学家不再偏爱“大人物”们，大多数“小人物”越来越引发他们的青睐，受到应有的尊重，可以想见，名留史册将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你的行为符合某种价值，并被自己或别人的文字或者其他媒介所记载，严谨的史学家也许就会用文字为你砌出一方容身之地，如让·马哈比尼书中的修鞋匠卡尔、犹太人利贝曼夫人、建筑师施佩尔、经济学家沙赫特、中学生玛戈、记者乌尔苏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乌尔苏拉的父亲，一位从1933年起再没说过一次“民族主义者”这个词的老人，伴着地窖里昏暗的蜡烛，坐在一张皮扶手椅子里读着福楼拜的作品，旁边一架手风琴放在摆拖把的小地毯上。他不听广播，对日夜轰鸣的警报声也充耳不闻。附近的人都来指责他：我们的街区一周发生了1700起火灾，你就不能做点有用的事？他微笑着：“得试着理解一切。”跟在操场上接受S.S黑衣军官训练的小学生们相比，这位读福楼拜拉手风琴的安然的老人俨然就是战时德国的希望和文化的化身。
模糊历史和文学的界限
历史研究的另外一个趋势，是高度的真实，这必须而且只能通过细节来复原重构。在“公共历史”频频被篡改涂抹至面目全非的境地里，日常生活中的细节珍贵凸显，因其芜杂，难以被某种恶劣的意志所歪曲，也因其芜杂，增加了历史研究的难度，为了获得一个较为接近真相的细节，需要付出常人难以设想的耐心和精力，还必须具备犀利的甄别力。以赛亚·柏林说，从人的扭曲的气质中造不成笔直的东西，同样也可以说，从历史的扭曲的资料中找不出真实的东西，因此，日常的细节值得深挖。1942年，德军在迪耶普战役中获胜，柏林在为胜利欢呼雀跃，宣传家戈培尔展示了一组照片：一堆堆的死尸、一辆辆坦克裸露的骨架、粉碎了的船舰，以此颇具说服力地描绘出“欧洲堡垒”刀枪不入的画面。一切都一帆风顺，可《人民观察家报》偏偏发表了逝世通知：“为胜利戴孝，为元首、人民和德意志戴孝，为德国未来而牺牲的英雄们戴孝。”让被蒙蔽的柏林人嗅到了在埃尔阿拉曼惨败的隆美尔的血腥气，细节又一次战胜了说谎的独裁意志。对细节的观察，不得不绕开此书去提及赛亚·柏林，他的记忆力最好，“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在11月爆发，我们———我全家和我家的朋友们———几乎都不知道。第一个信号是发生了反对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总罢工。各种各样的报纸消失了。我记得有一家自由党人的报纸名字叫做《白天》，后来改名为《傍晚》，又改为《夜》，再改为《子夜》，最后改为《黑夜》，再过四五天吧，它终于被查封了。”报纸名称的轮番更迭的细枝末节堵住了所有歪嘴和尚的嘴。
此书还有一个文本上的显著特征，就是历史和文学界限的模糊化。从史料中来，以文学的手法来叙事，最大化地增强了历史书籍的阅读美感，在拿丰富的有说服力的史料来使人折服的同时，还不忘以精致的结构和颇有美感的语言来包装以助一臂之力。许多语言都是非常活泼生动、极具张力的，“一只粉嫩的手，手指张开，摆在一台打字机上———这就是登在昂格里夫另一份纳粹报纸上的事”，用来形容柏林遭受空袭后的惨状；“逃出来的老虎跑着跳着，就像在追赶一只羚羊，其中一只被燃烧弹烧成绿色，一头大象死命地叫着Prost”，这一幕描绘的是发生在动物园里的火灾，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以及乔治·奥威尔式的隐喻。这是历史和文学界限模糊或者说两者取长补短带来的第一个层面上的优势。自然与作者让·马哈比尼除历史学家外，兼有的作家和记者的身份密不可分。有点遗憾的是，让·马哈比尼在著述中仅仅成功地运用了文学语言，并没有借助文学特有的思维从某个新鲜的角度提出创新的关于那段历史的某种观点。文学思维———新颖的历史观点，这应该是历史和文学界限模糊带来的第二个层面上的优势，也是最高级别的。
《希特勒时代的柏林》最不可忽视的缺陷是对注脚的节省，这给对二战德国国内状况不熟悉的读者的阅读造成相当大的障碍，并严重削弱了作为历史书籍应有的可信度，特别是在文本语言已经全盘文学化的状况下，不少对历史有兴致的读者因其缺乏历史著作应有的无微不至的注脚，将其视作“不可靠”的虚构作品，彼此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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