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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法国著名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玛格丽特·杜拉斯的随笔小说集，主要收录了：《作家的身体》、《八二年10月》、《幻影纷至沓来》、《披巾的那种蓝色》、《夜里的最后一个顾客》、《化学气味》、《话语的高速公路》等文章。

她已经进入神奇境界了，这只有我们知道。 这本书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也没有中间部分。杜拉斯说，每一本书都有一个存在的理由，如果这样，《物质生活》就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关于《物质生活》的笔法，杜拉斯用了一个词形容“流动”。

文：思郁 出处：新京报 2007年9月

　　那个时候杜拉斯已经快七十岁了，她收到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写得很简单：我想在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上午九时与你做爱。她想这肯定是个疯子，后来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可是，一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有人来敲门了。杜拉斯：是谁？来人说：是我，我给你写过信。杜拉斯：你这是开玩笑？来人说：你不愿意？杜拉斯：那，我可不愿意。然后敲门的人就没再说什么，对着大门躺在了地上。上午，下午都没有动，直到傍晚，悄无声息地离开，没有说再见。接近七十岁的杜拉斯有多迷人？你自己瞧吧。

　　也许不仅仅是七十岁的杜拉斯迷人，是杜拉斯的文字迷人。通过文字建立的印象中一多半都是读者想象中的建构。作为作者来说，在书写的时候也总喜欢掩饰自己内心的阴暗面，袒露出自己的光彩。所以读文字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书写者可能同样的窘迫、衰老、易怒和无力。但是读杜拉斯的时候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你总觉得她的文字是通透而晶莹的，所描述的正是她自己，这样的文字总是让人看着舒服、温暖，所以无论文字还是人都会因此散发出迷人的光彩。我喜欢亲近这样的一个杜拉斯，坦白甚至有些肆无忌惮，喋喋不休，但是不觉得惹人讨厌，反而总是在机敏的话语中让人莞尔。她所说的话不是深刻的真理，无法用言语拯救世界，读她文字的感觉就像她姑且这样写写，你姑且这样听听，只要你听着舒心就够了，不用琢磨文字背后有什么发人深省的道理，事实上，她文字的背后还是她自己，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当然了，她的话并非全无道理，不过自己总要学会分辨罢了。她坚持说男人大多是同性恋，所有的男人都有可能是同性恋者，只是他们还不知道。她说异性恋是危险的，男人和女人双方不可调和，这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企图。她说知识分子大多是笨拙的情人，胆怯、慌乱、害怕，而且漫不经心。她说在做爱上辉煌华美的作家很难说是大作家，远不如在那方面做得不好而且慌慌张张的作家。她甚至说有才华的人，天才呼唤的都是强奸。这样的言语你只能听听，最多将信将疑，半信半疑就够了，如果还要当作至理名言抄在本儿上，记在心里，然后挂在嘴上，别人多半儿会把你当作疯子。但是读到杜拉斯这样的文字的时候我们却不会把她当作疯子，只会觉得她更加可爱迷人。

　　我是在读杜拉斯《物质生活》。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对热罗姆·博儒尔谈话录。大体写于一九八六年秋初到冬末。据杜拉斯说，收录本书的四十八篇文字，几乎每一篇都是对她的朋友热罗姆·博儒尔讲述的，然后整理成文，讨论后，她自己通读一遍，热罗姆·博儒尔再从他那方面读一遍，最后“由我来简化文字，使之轻快，平静”。这些文字长短不一，大都涉及杜拉斯自己的作品，与写作之事相关。读这本书其实和读杜拉斯其他的随笔没有特别的不同，想起她的《写作》和《外面的世界》，如果把这三本书放在一起，除了名字不同外，根本无甚区别。这就是一贯的杜拉斯，始终如一的文字风格，让人一看之下欲罢不能的文字。事实上我也是刚拿到这本书，但是一下午的时光，伴着咖啡和音乐，从书桌上翻到了床上，从床上又翻到了客厅的沙发上，甚至闲庭信步似的在书房翻阅，翻了一遍又一遍。真的，杜拉斯的文字虽然很浅白，但是还是喜欢重读，喜欢阅读她的文字时候的那种放肆、嚣张、轻快的感觉。她的文字无拘束，无规律，流水无形，四散横溢，清澈见底的样子。看这样的文字，想这个文字背后的已经不再年轻的女人，总觉得有些遗憾。想想，如果能和她恰逢一个时代，倒是很愿意做她《情人》中的情人，这样就可以每个秋爽的午后，在窗明几净的寓所中，看她肆意挥洒地写下那些流水一样的文字了。

　　杜拉斯说她写作并无目的，只是觉得非写不可。她不是有所为写，也不为女人写，她写女人只是为了写她自己，写那个贯穿在多少世纪中的她自己。这个高傲的女人，这个已经不再年轻的女人，这个脸上一直显露着孩子气笑容的女人，这个甚至有些自恋的女人，这个毫无顾忌谈论自己的性生活的女人，这个七十岁还有人要找她做爱的女人，其实是一个最迷人的女人。她写作只是因为本能，一个女人描述自己的本能。她在前言中说，这本书至多代表她在某些时机，某些时日，对于某些事情的想法，所以也代表她的思想。她的意思是说，那种并不深刻和专断仿佛找到了世界终极真理的思想。她只是想通过写作让别人知道她，看到她的存在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更是一个脆弱的杜拉斯，一个需要别人关注的女人。

　　杜拉斯在《书》的开头说，书，就是两个相爱的人的故事。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喜欢所以坚信这是杜拉斯在这本书惟一道出的真理。在书中，杜拉斯写到了她的情人，写到了他们的相爱。也只有陷入爱情中的人才能如此这般地比喻书。但是通过读杜拉斯的书我却无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这同样也是两个相爱的人的故事吧。可惜，我们之间远隔时间和空间重叠，注定无处相逢。也许，有一天我会把杜拉斯的书买齐了，几种色调的杜拉斯摆放在书架上，精致而美丽，娇小而迷人，然后我就可以对别人像炫耀自己的情人似的说，你看，我拥有了杜拉斯！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11月

　　翻书在手的时候，因为看到内封上《对热罗姆·博儒尔谈话录》的副书名，以为会是本适合在阳光下轻松阅读的精美随笔，因为杜拉斯的美，也因为她的精致。

　　可是在翻过几页后，蓦然间开始对这个叫热罗姆的人开始钦佩起来，原因很简单：我被杜拉斯的文字搞得晕头转向不知其所云。他却没有，而且还能把这些文字整理成书。高，实在是高。

　　《物质生活》出版于1987年，收录的是杜拉斯在一年前的秋末冬初完成的40多篇文字。这个时候，杜拉斯已经70多岁，而且酗酒，甚至每两小时就要喝一次。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本“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也不属于中间部分”，“是从日常生活中引发出来的，可以说是一本供阅读的书”。王道乾先生在翻译后记中说，书中所述无不是扑面而来的现实感。大概正符合了中国人的老话：酒后吐真言。而真言，总是让人听了不痛快的。

　　杜拉斯在《话语的高速公路》里，把这种文字状态，形象地比喻成一条“无所不至同时又仅仅通向一个地点”的高速公路。在这样的公路上，她“无所不谈，同时又什么都不谈”。那么，把我这样的读书人看晕也就不足为奇了。

　　索性抛开一切分支岔路，沉浸在阅读中。忽然之间，眼前的文字，让我想起了维姆·文德斯对摄影所说的一句话：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看到了某个场景，于是拿起相机按动快门，一张照片就产生了。

　　杜拉斯的文字正是如此。《酗酒》里，“酗酒，因为是女人，因而引起公愤，成了丑闻”。《男人》里，“男人大多是同性恋者”，因为“异性恋是危险的”。《黑色团块》里，她说写作是“叙述一个由于故事不在而展开的故事”。《房屋》里，她说女人“无不是在一种深受限制难以忍受的情况下踏在死亡的绳索上跳舞”。《作家的身体》里，她注意到“在做爱上辉煌华美的作家很难说是大作家”，“天才，呼唤的是强奸”。《普瓦西瞭望台》里，她告诉读者自己能从窒息中得救是因为“从你们那里逃脱了出来”。对《巴黎》，“在那个地方还有人屠杀老妇”，因为巴黎没有给特鲁维尔提供保护的开阔海洋。

　　杜拉斯与热罗姆整理润色出的文字是纷乱的，很难从中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脉络。她谈论女性所受的不公，嘲弄男性的被动与软弱，讥讽逐臭之蝇一般的媒体和读者，剖析巴黎之内的丑陋与巴黎之外的美丽。但是，在纷纷扰扰的文字中，有一股力道强劲的能量透射而出。因为不管是随笔还是书信，抑或是小说或者戏剧，其本质都是从人的口中说出的话语。话语本身所具有的声音特质，有着比任何表情或动作都更为有力的声场，在杜拉斯眼中，话语的声场，才是最能感染人的。

　　所以，收录在《物质生活》里的文字，一如用平淡无奇的语调念出的枯燥台词，粗砾、晦涩，让人觉得不舒服，却像牧师在教堂里主持弥撒时所说的“不带重音语调，什么音调也没有”的奇特语言，重重地压在每个人的心头，让耳朵不舒服，让内心不痛快，进而影响人的思想。

　　杜拉斯对那个在1月23日早晨9时在她家门口等着要和她做爱的男人说了不。早已不年轻的她，依然是那么的高傲。她有能力这么高傲，一种让人不爽，却只能俯首的能力。所以，读完《物质生活》，你只能更加理解她的放肆，因为杜拉斯决不会去“改变书中已写出的过去，因为那是已经写出的，要改宁可改动它的未来”。

　　有时候，放肆的女人也是很美的。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014年~1996年)是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她于1914年4月4日出生在越南嘉定，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她4岁丧父，为了养活她和她的两个兄弟，母亲玛丽于1924年用20年的积蓄在柬埔寨的贡布省买了一块地，结果上了土地部门的当，因为这块地每年要被海水淹没6个月，玛丽虽然顽强奋斗，但终告破产，童年的苦难和母亲的悲惨命运深深地影响了她的一生。杜拉斯18岁时来到巴黎求学，并与当时“殖民地情报资料处”的管理员罗贝尔·安泰尔姆结婚。杜拉斯在1942年结识了狄奥尼斯，杜拉斯与他们两人都保持着终生的友谊。

　　作为法国重要的电影流派“左岸派”的成员，她以电影《广岛之恋》（1959年）和《印度之歌》（1975年）赢得国际声誉，杜拉斯的60多种作品始终拥有广泛的读者和观众，其中最著名的是杜拉斯在70岁时发表的小说《情人》(1984年)，并获得当年龚古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