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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享雍是一位在丰沃的田野上，终年辛苦耕耘的作家。

这部小说新著，以细腻的笔致，借千百年来土地神这一化身，通过农村基层干部的人物形象，描写了农村复杂的矛盾纠葛，反映了现阶段的农村实际。作者穿透性的刻画，逼近人性深处，笔触老辣。小说尽显主人公牛二的“热心为公”，又细数其“歹毒禀性”。先是村民组长后是村长的牛二以封官许愿而养情妇、捞油水，但是，当村小学教室垮塌，牛二却能不顾一切冲进瓦砾堆中救出被砸得头破血流的小学生。他还采取近乎无赖的办法，逼着县长兑现了原本不打算兑现的空头承诺，为村小学要来了十五万元的排危建房款。他不惜冒着得罪乡党委书记的风险，从土地买卖中多争取了十万元钱，保护了村民的利益。对于牛二这个多面性格的人物，应该给他以怎样的评价？牛二会往哪里走？这一切，作者有所思考，但他把更多的思考空间留给了读者。

——读贺享雍的中篇小说《土地神》

文：胡平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7月

　　我近期接触的农民作家中，有两个人农民味最重，一个是《荒》的作者老屯，一个就是《土地神》的作者贺享雍。我认为有两种出身于农民的作家，一种城市化了，虽然还在从事农村题材创作，但经了城里的事，读了城里的书，跳出农村写农村，是一种反观，所有叙述都带有回味、反省、感喟、评价及同情的意味，从外向内，希望也写给农村人看；另一种不是反观，是自诉，叙述中带有表白、诉求、维护、宣泄、张扬的色彩，无所谓同情，从内向外，似乎希望写给城里人看，贺享雍就属于后者。他是一个不论在城里住多长时间仍然是个农民的作家，世界观、思想方式和写作趣味都是农民的。他拒绝成为文人或文人不了，读他的小说你好像会慢慢觉得自己也变成了农民，这是贺享雍的特色。他是农民的发言人而不是代言人。

　　城市经验肯定要比乡村经验复杂得多，但就行为本质而言，都无非趋利避害，只不过农村的方式显得更原始、粗糙、野蛮和未经雕琢。《土地神》讲述了普通村民牛二经由层层民选程序当上村民代表直到当上村长的故事，过程远不及城市经验繁琐，手段也相当初级，在胡龙的点拨下，他靠西瓜笼络组员，靠查账击败对手，靠女人拉选票，靠村长一个短短的故事摆平选民，这样的情节在城里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具备了城市里政治操作的一切要件，于是，他的胜出又是合情入理无懈可击的。《土地神》的趣味在于写出农村版的现代文明，农民式的公共权力参与，就连主人公热情介入的动机，也被可笑地简化为裆中那物件的不断勃起。作品是以极为粗俗简陋的形态表达城市里极为精细的社会生活，反差中获得的无法言说的幽默感，正发挥了农村题材创作的特殊魅力。

　　贺享雍至今仍然是农民，所以他能够写出乡村现状的当下场景，包括这部中篇小说反映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民主化进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写到面临这一进程的村长胡龙。胡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他的坦然自若、轻松自若和谈笑风生。他对于眼见要威胁到切身利益的政治改革似乎毫不介意也毫不担心，自始至终没有表现一处焦虑，反而通过改革消除政敌，升任支书。相对一些城市干部，他的特点是从来不沾染教条主义，不迷信本本，他有领会上级文件精神的能力，却从来善于从实际出发，找到理论结合实践的途径。他具有农民式的消化能力、变通能力，有时具有创造力，如特制“民主”与“当家”两枚图章，授权予村民理财代表监督村务，而结果只是强化了自己的利益。他是真正从农民中产生的基层干部，他务实，天然接受能说不能做，能做不能说的道理，天然倾向潜规则和经世致用的国学，甚至无师自通，而不会像知识分子那样犯天真无邪的错误，为真理而困扰。读贺享雍，也是读农民的思想方式和经世哲学。

　　《土地神》刻画牛二的方式值得介绍。从后半部看，牛二当上村官后多做好事，几乎可以称为“正面人物”，对照他“无赖”的前史，显示出不俗的构思，这个经验对于目前大量孜孜不倦致力于塑造英雄人物或“正面人物”的创作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它说明，更残忍地揭示人物的“反面”性格，也许是加强人物“正面”形象的有力途径。

　　《土地神》没有追求繁复的结构、错综的线索，丰富的内涵，因此难称“厚重”之作，然而它的单纯和素朴，以及句式和段式的明快和简洁，又使它更接近农民的口吻和农民的阅读。我认为这也是出于他想为农民写作的一种选择，如果这种选择是自觉的，那么同样是值得赞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