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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重构一种时空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双重需要，本书以创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为学术宗旨，以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场景还原”、 “版图复原”之“二原”说为理论支撑，力图通过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深入揭示中国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与演变规律，系统建构起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鉴于此，本书重点围绕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五大要素，即从文学家籍贯分布的“本土地理”出发，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等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及演化的探讨。全书博采数据统计、逻辑推绎、时空还原、交叉综合等多重方法，力求宏观思辨与实证分析相统一，资料翔实，体大虑周，对于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文：葛永海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7月

　　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是个成果丰硕的世纪，文学研究被多角度的审视，多方位的拓展，其本体建设达到了极为成熟的自觉状态，但是，学科划分的日益细密，也为学术研究设置了重重的壁垒。如何自辟新路，突破现有的文学研究格局，寻找学术创新的支点，成为有抱负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关注与思考的焦点。

　　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面对线性发展的文学史，以时间的观念去考察和探索漫漫历史长廊中的作家作品，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停留在历史的任一截面作或宏观或微观的考探时，它必然会有空间归属的问题，而在很多情况下，文学研究的这一重要维度却往往被我们所忽略和漠视。正是基于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重构一种时空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双重需要，浙江师范大学梅新林教授积多年之功撰成《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将文学研究与地理学研究融合贯通，进行深入探讨。

　　这部洋洋80万言的煌煌大作显示出作者非凡的学术雄心。该书在《导论》中开篇明义，明确其研究目标在于通过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揭示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探索文学地理的演变规律，推进文学地理研究的理论创新，最终来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正如2006年6月1日的《文艺报》的“编者按”在评论该书相关内容时所说：“开宗立派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学术创新的永恒动力，”书中所体现的这种学术气度的恢弘，不仅在于作者以劲锐的勇气和雄浑的底气构建一部宏伟之作，更在于在当前学界日趋浮躁的背景下，作者以深湛细密之思、坚执信念，明确表现出对于理论创新之历史使命的一种学术担当。

　　除了选题上的立意高远外，该书的另一大特点是颇为完美地将宏观思辨与实证分析统一起来，堪称精深缜密之作。全书提出了一系列的工具性概念，首先将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场景还原”、“版图复原”之“二原”说为理论支撑，然后根据从静到动、从平面到多元的学术理路，重点围绕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五大要素，即从文学家籍贯分布的“本土地理”出发，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等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及演化的探讨。全书逻辑严密，理论性与体系性极强，突出体现了作者宏观思辨的深度。同时该书非常注重实证分析。全书有图18幅，表格66张，加上书中比比皆是的数据列举和分析，形象而直观。在时间跨度上，上至夏商周，下至近代，纵横几千年，重要作家在重要区域的文学活动庶几囊括其中，足可见出作者的用力之勤，用心之劳。

　　这部体大思精、资料丰赡的著作，显然对于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其重大意义，可以概括为三：

　　一、重建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视域。这首先是从重塑文学史的认知格局开始的，将地理学的视角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将使我们对文学史的认知发生重大的变化，改变甚至颠覆中国文学史的教授、学习乃至研究的现有格局。比如该书所举的一个事例，“建安七子”是建安文人集团的重要力量，文学史给人的似乎是七子并肩而立，名满天下的景象，而宏观文学史乃是被简约化了的历史，它缺失了空间场景这极为重要的一环。实际上“建安七子”尽管同一时代，文名相齐，却从未完整聚合在一起，建安十三年（208）9月，七子中的王粲最后归附曹操，而在此前一个月，最先归曹的孔融却已被杀，也就是说，最后只有六子相聚魏都邺城。这足以说明空间视角引入文学史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文学史的发展演进才不是静态的、平面的、一元的，而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才是真正鲜活的文学史。

　　地理学的引入对于文学认知是一种视角，对于文学研究则是一种方法。尽管此前已有学者从地理学角度进行文学研究，但那毕竟是零星、不成系统的。“场景还原”和“版图复原”的提出对于相关研究具有突出的方法论意义。“整体的文学版图是由无数个具体的文学场景组合而成的，作为文学版图中的主体与灵魂的文学家无不处于具体的文学场景之中，具体文学场景的变化必然会引发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而整体文学版图的变化又决定着具体文学场景变化的方向与节律。”此“二原”说在微观与宏观两方面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指导。

　　二、奠定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理论基石。从中国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构建到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树立，这是发展的必然。独立而完整的学科，通常是由若干要素所构成的整体。正是这些要素的独立存在，这些要素相互之间发生关联作用，使得这门学科能够作为一种规范的或具有科学意义的学术现象，而体现其自在自为的价值。如同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学科的构成，笔者认为，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的构成要素也应当是三方面，即渊源性要素、内容性要素和方法性要素。《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正是依次完成了对这三方面的论证与思辩，渊源性要素，主要是文学地理学赖以取材、孕育和形成的资源和动因。该书通过对各历史阶段各区域的文学现象的全面梳理，完成了对学科资源类型与范围的盘点，同时，这种学术资源上的支持也为学科建立赢得了学理上的合法性；内容性要素主要是指文学地理学所阐发的理论学说，该书紧紧围绕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和区系轮动等五大因素展开，它们从理论上逻辑严密地论证了文学与地理学如何融合发展的学术理路。这些内容必将成为学科框架性内容，或者指示学科的研究方向；方法性要素则主要是文学地理学所阐发和运用的方法论，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兼顾了宏观与微观的“二原”说，这也将成为克服研究模式泛化，具有文学地理学特色的方法论。这三大要素的相合表明，中国文学地理学学科已初具雏形。

　　三、为跨学科研究提供学术范式。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地理学不是文学与地理学的简单嫁接，而是两者的深度融合，这一交叉学科之所以成立，有着充分的学理依据。该书的理论构建与学术论证，为文学与相关学科的融合与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范本。也足以让人对于文学研究格局的多向拓展产生新的期待。

　　当然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的建构，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学科类别上，还需要进一步厘清与相关的人文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学科的联系与区别，在理论体系之下还需要大量的、无法计数的实证研究来加以充实扩展；在方法论上，还需要更多被细化的操作层面的理论手段；等等，这些也都将指示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发展路向。

　　黄霖先生在该书《序言》里颇有感情地说：“从事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前景无限光明”。可以预想，在确定这一光辉的起点之后，文学地理学的运思空间将是何等辽阔旷远！还可以预想，文学地理学的推行将如何生动地改变中国文学研究的未来格局！

文：黄霖 出处：《文学评论》 2007年第5期
      
　　我与梅新林先生本无交往，以前只是陆陆续续地注意过他的一些论文和著作，另外在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简单地交谈过几句。2004年，想不到我有幸地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的答辩委员。当我拿到沉甸甸的两大本正反面都复印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的论文(复旦大学出版社已于2006年12月出版)时，着实吃了一惊。吃惊的不只是拿在手里感到分量重，而且是一看就觉得选题好；再一读，由衷地感到这篇论文确实非同凡响，于是就写下了如下的评阅意见：
　　这是一篇气势恢弘、论据扎实、力图建构一门新学科学术体系的优秀博士论文。
　　的确，我最欣赏的就是这篇论文立意高，明确追求创建一门新的学科，或者说，想开拓一片新的学术天地，并努力构建其学术体系。学术上的开门立户，绝非易事，这必须要有十分的才学，十二分的胆识，要真正具有学术上的自由独立的精神。做学问最糟糕的是，既无才学可支撑，又无胆识敢闯荡，常常匍匐于他人之下，不是“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就是“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大学读书时，王运熙老师讲到《史通》的《六家》时说，古代的历史著作从记言之《尚书》，到记事之《春秋》，到编年之《左传》，到国别之《国语》，到通古纪传之《史记》，到断代纪传之《汉书》，乃至后来的纲鉴体、纪事本末体等等，“诸史之作，不恒厥体”，不断创新，自立门户。这一番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一时间，我也妄想在学科的交叉上动脑筋，来点创新，想将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路数与文学史的编写结合起来，搞“中国文学史学”。现在看来，这真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搞了一阵子，不久就“文革”起，使我的美梦彻底破灭。当然，归根到底是我的才力毕竟有限，不足以开出一条新路。不过，想走新路的念头却由此而从未在我心头泯灭，还是不断地想另辟蹊径走自己的路。正因此，这部明确表示要开创新学科的书稿，引起了我的共鸣。退一万步说，即使他如今所建构的学术体系还不很成熟，但他的这种积极、自觉地开创新学科的意识也是我由衷钦佩的，因为我们的学界还是太缺乏这种创新的精神。更何况，他如今创立的“中国文学地理学”还是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的呢!
　　当然，学科的创新不等于胡来，决不是随心所欲地标新立异。这必须要收集充分的材料作基础，要自立原创的理论来支撑，要作好通盘的梳理成体系。在这三者之中，恐怕是能提出自己原创的理论最为重要也最难。尽管没有详尽地搜集材料就不能煮无米之炊，未能系统地构建框架就不能造无梁之屋，但没有理论就没有灵魂，没有生气，所有的材料与建构都会显得零乱或平庸。相反，有了独立的理论，就能纲举目张，血脉贯穿，所有的材料与建构就能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生气盎然。可是，中国学者的传统思维，是重感悟而轻思辨，在表述上常常好用形象比喻，或点到为止，将精到的理论隐藏深处，对系统的描述不感兴趣。随着近代西学的东渐，有的人一方面诟病传统的文学批评没有理论，不成体系，另一方面则往往仰视理论体系的构建而认为高不可攀，缩步不前。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往往也是有理论，有体系的，只是没有明确地表述而已。当然，我们假如能借鉴西方的理论思维与表述方法，就能取长补短。因此，我们现在不但要加强理论意识、体系意识，而且要加强这种理论意识、体系意识的表现。梅先生的这部书稿在这方面就显得非常突出。他建构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就是由“场景还原”与“版图还原”的“二原”说来加以支撑的。在这基础上，又提炼了“本土地理”、“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区系轮动”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与范畴予以密切配合，构建了一个多元、立体而又动态的网络，使人强烈地感受到了书稿的理论性与体系性。这也就是我由衷钦佩的第二点。
　　假如说，学科创新性与理论体系性只是在“虚”的层面上看的话，那么关键还是要考察这创立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在“实”处究竟有没有必要建立与能不能成立。文学与地理学，本是两门学科。但在我国古代，早有一些人就用地理的眼光来考量文学家与文学作品，较早的如《诗经》的编纂，就是以地理的区分为纲目的，《左传》卷九《襄公二十九年》中所载吴公子札论乐，何尝不是论诗。另一部文学经典《楚辞》也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这就使后世的《诗》《骚》研究专著，独多用地理的角度去加以注解考释。在古代的文学批评中，或以地域论诗人个体风格的如曹丕说“徐幹时有齐气”，或以地域论诗歌流派的如标“江西派”、“江湖派”、“公安派”、“竟陵派”等等，或以地域论南北之异同的如《隋书·文学传序》论“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云云，或以地域来编纂一方之总集与编写一地之诗话的如《河汾诸老诗集》、《广陵诗事》等等，可以说时有著述，代不乏人，但这些有关文学与地理相关的论述，不少是随手点到，多数又缺乏论证，总体上都没有进入一种自觉的阶段。至20世纪，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不同时代中国文学南北的不同，而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更可视之为一部近代的地域诗歌史。它们标志着中国文学地理学开始进入了一个自觉的阶段。但是，在整个学术大环境的影响下，文化地理与人文地理的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不大，80年代以后兴起的文化热特别是文化地理研究著作的接连出版，有力地促进了人们从文学、地理学交叉的角度上去寻求中国文学研究的突围。回顾过去，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尽管也重“知人论世”，也讲“时代背景”，但在“论世”与讲“背景”时，往往多从时间上着眼，而忽视了空间的观照。对于作家、作品与当地的山川、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以及更重要的与特定区域的历史沿革、风俗民情、教育水准、民族交往、人口迁徙、方言特点等人文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往往注意不够。而实际上，人是生活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之中的，文学也始终打着一定的时空的烙印。以时间为顺序来考察文学发展的历史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以地域为分界来研究文学演变的特点何尝不是一条可行的的坦途。于是乎，一时间有关文学地理或地域文学研究的论文与专著纷纷出现，不少博士论文的选题也与此有关。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也出版了诸如《20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这样规模稍大的丛书。而就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出版的专著来看，像陈建华的《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1992)、曾大兴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1995)、李浩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2002)、徐永明的《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2005)、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2006)、韩结根的《明代徽州文学研究》(2006)等都有较深入的探讨。其中如曾大兴的研究相当宏观和富有条理，与明确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实差一步之遥，而李浩在2003年发表的《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与学术突围》中，也明确鼓动用“文学地理学”来突围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困境，如此等等，都说明了创立“中国文学地理学”乃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梅先生能抓住时机，乘势而上，水到渠成地对以住的研究作了总结与提高，有条不紊地为以后的研究夯实了一个平台。毫无疑问，自此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将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更高层次的新阶段。
　　走笔至此，面对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光明前景，我自己虽心向往之，却已力不从心。对此问题，又素未钻研，无法体悟其中的精微奥妙。有志于研究中国文学地理学者，还是认真地啃啃梅先生这部上下两册、洋洋80万字的大作吧!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