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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欧洲文学史》是新近发现的周作人著作，此前从未公开出版。

一九一七年九月，周作人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此书原是当年在北京大学的讲义。

周作人《近代欧洲文学史》之目标，不在“客观描述”欧洲文学之来龙去脉，而在开启中国自身之“人的启蒙”。其一以贯之的核心精神，是所谓“希腊情结”。欧洲千年文学进程，被作者描绘为“希腊精神”之丧失与回归的历史，丧失期尽述其内涵之潜在生命，回归期则尽列其发扬光大之所在。所以本书被定性为“六经注我”之作，开启“中国启蒙文学”之作，“典型的以文学形式出现的自然人性论的教科书”。被定性为“进入周作人思想世界的金钥匙”，向读者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后来他以提倡“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与此不无关系。

文：桥东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那时的教材能成经典，今天呢？　　
　　
　　不久之前，原以为早已佚失的周作人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出版。正如它的发现者止庵先生所说，“五四一代作家，如今发现一篇佚文还有可能，发现整整一本佚著很是难得。”《近代欧洲文学史》的发现，是颇有意味的一件事。他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著作(不包括译著)是一九一八年十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洲文学史》，考虑到今后再发现一部周氏完整佚著的可能性非常小，《近代欧洲文学史》很有可能是他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这一头一尾，竟是前后承接的两部性质相同的文学史，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起周作人文学史学者的这一重身份来。

　　虽然照周作人自己的说法，《近代欧洲史》是“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的编译之作，但其中的某些思想却是贯穿周作人一生的。比如希腊文化对他的影响，比如对某几位学者的推崇。在第一章解释希腊神话的起源时，他说，“十九世纪后半，英人Andrew　Lang氏创人类学解释法，神话之本意，始大明了。”这位Andrew　Lang氏，便是周作人在文章里屡次提到的安特路朗或安度阑。在十六年后写的《习俗与文化》一文中，周作人说“虽然后来各家有更精密或稍殊异的说法，因为最早读朗氏之说，印象最深”。第九章“杂文”，他称道“Lukianos著Philopseudes文中云，唯真与理，可以已空虚迷罔之怖。则固亦当时明哲，非偏执一宗者可知也”。这Lukianos便是路吉阿诺斯或卢奇安了，周作人在晚年译出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拟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可见这个作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一以贯之的。止庵说，“说来路吉阿诺斯‘非圣无法’的精神，与译者的毕生追求正相契合。”

　　说起来，《欧洲文学史》与《近代欧洲文学史》都是作者自编的讲义，但无论在质量还是视野上，都是历久弥新之作。教授自己编写教材，乃是民国大学的惯例。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教欧洲文学史，一周只要上六小时的课，但事先要预备大约二十张纸的讲义，“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

　　一九三九年三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下达了不少统一管理的规定，其中有一条是统一课程教材，就遭到了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的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有了学者才有大学；大学之为大，在于有大学者，而非有大建筑；学者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授徒；这是那时候的共识。

　　今天仍然在供人学习与研究的民国时期出现的经典著作，很多都是当年学生用的教材。为什么那时候的教材能成为经典，今天的却成不了呢？无他，作者是大师，写时费心力耳。今天我们在大学里又是以什么为出发点来为青年编写教材呢？无学术之自由，自然无学术之进步。

　　今年东方出版社重印的“民国学术经典”丛书，有两本大学教材，放在今天看仍然是一流的学术著作，但作者的名字人们已经逐渐陌生了。书里面的内容，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也可能过深(王晓渔在本报曾经感慨，昔日的中学教材，如今的大学生也看不懂，这几十年教育和文化是进步还是退步就不用说了)，这真是一个悲哀。

记者：田志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样发现周作人这本书的？

　　止庵：说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去年我在电脑上安装了国家图书馆的一个电子索引。我就查了一下周作人名下的图书目录，发现有一本叫做《近代欧洲文学史》的书。我知道这本书他在日记里提到过，但从来没有出版过。然后我就通知了他的家人，他家人到国家图书馆借出来复印给我。我看到的这本书是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的讲义，随讲随打印的那种，不是正式出版物。书是铅印稿，线装的，封面上写着“近代欧洲文学史国文门二年级　周作人编”，一共十万字，讲的是欧洲文学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的历史。我研究周作人好多年了，经手出过几本他没出过的书，比如他翻译的《希腊神话》、《老虎桥杂诗》都是我首先出版的。但是那些书不是我发现的。现在五四这代作家，从鲁迅到张爱玲，我们发现一篇没面世的文章还有可能，发现一部完整的书是很难的了。

　　南方都市报：你估计这讲义是怎么流落到国家图书馆的？

　　止庵：周作人的书抗战以后被没收了，文革时又被红卫兵抄走了。我估计就是这两次中的一次，讲义流失出来了。也有可能是当时北大的讲义是学生人手一份，是某个学生捐给北大或者图书馆收集的。

　　南方都市报：那周作人当年为何没有将它出版？

　　止庵：周作人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大学教书。当时他教三门课，一门希腊文学史，一门罗马文学史，一门欧洲文学史。他在日记里的记载叫做“近世欧洲文学史”，他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讲欧洲文学史的知识分子。一九一八年周作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些讲义，集成一本《欧洲文学史》，包括了他讲的希腊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的内容，还有近世欧洲文学史的前一部分，到十八世纪为止。而我发现的这个《近代欧洲文学史》是第三部分，前三分之一跟他出版的《欧洲文学史》是重复的，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十九世纪这部分，是从来没有出版过的。全新的内容大概有六七万字。

　　当年这个《近代欧洲文学史》周作人本来也是要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出了《欧洲文学史》以后，周作人也重新整理过十九世纪的部分，要加进去重新出版。但当时发生一个分歧，商务印书馆要求把所有人名采用英文的拼法，周作人则主张哪国的名字就用哪个国家的文字拼法，所谓“名从主人”。发生分歧后就没出，整理好的那部分后来也丢了。我现在发现的这个是整理前的讲义底本。

　　南方都市报：这个讲义的出版你做了些什么编订工作？

　　止庵：我和一个朋友戴大洪做的工作，一个是校，一个是注。最后注释有十八万字，比原文还多。因为那个打印件里有很多错，特别是作家的西文名字用的都是原文，有英文、俄文、德文等等，里面有很多拼写上的错误，要一一校过来。我只改明显的文字错误，如果有些是译法不太规范的，我还是保留原貌，然后在注里写明现在的标准译法。因为是头一次面世，我不想改变它原来的东西，尽量保持原貌。

　　另外这个是讲义，比提纲详细一点，但不是一个完备的文本。有些书和人物只是提到名字或者简单的几句，我就需要在注释里面说明。比如他在文中提到勃朗特姐妹，原文大概十几个字，说到艾米莉的《呼啸山庄》，那我必须在注释里去说明勃朗特姐妹都是谁，她们的生平，有什么代表作。

　　南方都市报：从今天来看，周作人在九十年前写的欧洲文学史有何价值？

　　止庵：这本书的“出土”可以说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它标志着当时中国学人对世界文学的认知程度。当时除了周作人没有其他中国学人讲过或写过欧洲文学史。之前我们做研究就缺了十九世纪这一块觉得很大的遗憾，十九世纪文学又对当时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现在算是补齐了。

　　第二个意义在于了解周作人本人。当时中国没有一个现成的欧洲文学史的书可以作为模本，国外也没有。我们可以看出他就凭杂览群书，东看西看，写出这样一个东西。戴大洪给我电话说，太可怕了，怎么当时做的东西就能这样。我们都发现，周作人在九十年前没有模本的情况下写出的文学史，确实是当时欧洲应该提到的作家他都提到了，基本没有什么遗漏。而且篇幅的侧重点，每个人篇幅长短，占据位置大小，该提谁不提谁，该提哪本书，也跟我们现在基本的看法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像当年鲁迅编《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当时也没有一个模本，兄弟俩在这方面都有一种特别的天分。

　　这本书跟鲁迅还有点关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面讲到这件事，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和鲁迅住在一起，他每天写完讲义之后就拿给鲁迅，鲁迅给他做文字的一个润色。

　　南方都市报：从这本书来看，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是怎样的？他“人的文学”的思想有体现吗？

　　止庵：他的文学史观主要还是客观叙述，客观就是最好的文学史观。在写这个讲义的时候，他和鲁迅对欧洲弱小民族文学很关注，像俄国、匈牙利、波兰等。他的研究兴趣和翻译的作品都是弱小民族文学，但在写文学史的时候他没有以自己的偏爱来影响客观叙述，只讲到俄国和波兰。英美文学他兴趣不大，但在文学史里面他用了很重要的篇幅来介绍英法德等国的文学。比如他不喜欢尼采，但用了比较大的篇幅写尼采，因为尼采很重要。如果你了解他们的兴趣、志向，会发现他们没有因为一己的爱好和之见影响到史书的侧重，有史家的“史德”。

　　书中主要的文艺思想是人道主义思想，可以跟他“人的文学”相印证。比如他讲到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他理解的“不抵抗”包括两层含义：不以恶抗恶，同时对恶也不服从。我们过去理解不抵抗就是服从，其实不对，造成对他的很多误解。他谈到欧洲文学的分期，讲到未来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可能要合而为一。这是当时欧洲一个新的动向，他可以做到跟当时的世界文学潮流同步。

文：止庵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9月

　　偶阅某图书馆目录，周作人名下有《近代欧洲文学史》，而他已面世的作品中并无此种。估计是未出版的遗稿，遂请作者家属代为查看。系线装一册，目录三页，正文79页。分“绪论”、“古代”、“古典主义时代”、“传奇主义时代”和“写实主义时代”五章。正文栏外有“近代欧洲文学史国文门二年级周作人编”字样。原是当年在北京大学的讲义。

　　1917年9月，周作人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据他介绍：“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的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查周氏日记，1917年9月22日和24日，分别开始编纂“希腊文学史”和“近世文学史”。12月19日：“晚起草希文史了。”1918年1月7日：“晚起草罗马文学史。”3月16日：“讲罗马文学史了。”6月5日：“讲二年级文学史了。”6月6日：“上午重编理讲义。”6月7日：“晚编理讲义了，凡希腊罗马中古至十八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此即如其后来所说：“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一卷，欧洲中古至十八世纪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欧洲文学史》出版于1918年10月。而该书整理完成之后，“近世文学史”仍在继续编写。1918年9月29日日记云：“下午校十九世纪文学史第一编，当付印。”1919年3月14日：“下午续编二年级讲义。”3月16日：“下午抄讲义五叶。”以后不复见记载。

　　据此可知，周氏先起草讲义，后整理成书；讲义共有“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和“近世文学史”三种。其中“近世文学史”另有部分已经撰写，未及正式出版。现在这册《近代欧洲文学史》，应该就是周氏日记中所说“近世文学史”或“二年级讲义”。

　　《近代欧洲文学史》四、五两章介绍19世纪文学，篇幅几占全稿三分之二，为《欧洲文学史》所无。第四章“传奇主义时代”即为日记所云“十九世纪文学史第一编”。作者说：“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一套大学的教本，想把这本文学史充数，我也把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整理好，预备加进去，可是拿到他们专家审订的意见来一看，我就只好敬谢不敏了。因为他说书中年月有误，那可能是由于我所根据的和他的权威不合，但是主张著作名称悉应改用英文，这种英语正统的看法在那些绅士学者的社会虽是当然，但与原书的主旨正是相反，所以在绅士丛书里只得少陪了。”（《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所谓“编好了的十九世纪文学史”，应是根据《近代欧洲文学史》四、五两章修订而成。不过迄未印行，现已亡失，只有这个底本保存下来了。

　　《近代欧洲文学史》“出土”，19世纪又是重点所在，或可弥补《欧洲文学史》不全之憾。我曾经说，《欧洲文学史》主要是向我们展现了作者所具有的广阔的文化视野；后来他以提倡“人的文学”和“思想革命”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与此不无关系。结合《近代欧洲文学史》来看，此点更为显著。作者对《欧洲文学史》曾有自我批评：“这是一种杂凑而成的书，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不过在那时候也凑合着用了。”（《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然而其难能可贵之处，恰恰在于没有现成“母本”，居然编出一部条理清晰，内容丰富的文学史来。无论《欧洲文学史》，还是《近代欧洲文学史》，都是如此。国内后出类似著作，未必能够完全替代。

　　《近代欧洲文学史》向未整理出版。此番我和友人戴大洪除对原稿加以校订外，还写了约十八万字的注释。原稿提及人名、书名等，往往径写原文，不加翻译；或虽有译文，却非今日习惯写法，现在根据几种主要参考书以及其他材料略作注释，以便阅读。事实皆据各家记载，观点及评价则从中遴取自己所认同者，间亦参以己意。所有注释，均只针对西文，且仅限一篇中首次出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