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叶 隽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6期
一、留英史叙述的学术史意义
在我看来，对于全球化与现代性这两个大背景，特别应关注的是联系起“全球”与“现代”的核心因素，这里特别进入视野的，当然就是勾连起边际界限，在各国本身发展轨迹中作为边缘，但从世界整体进程中却又可能成为中心的“关联效应”，而此中更为核心的则是代表文化—精神接触的部分，譬如说早期通过传教士达致的文化接触，后来通过留学生、讲学者勾连的文化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中国，留学史研究就有了一份非同寻常，甚至关乎学术主流进程、现代中国整体建构的重要意义。不弄清近代以来留学生经由游学世界而带回的“燎天火种”，又如何能奢谈现代中国形成与兴起的“煌煌事业”？
就20世纪的学术史进程来看，作为国别留学史的著作，留日、留美、留苏均已“题诗在前”。但留德、留法、留英的著作尚乏来者。如果将外国学者的研究也算在内的话，那么真正留下空缺的是留英教育。由此说来，刘晓琴这部著作当得“拓荒之举”。全书三编，分别论述三个时期的留英教育，即：晚清、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无论是在史料的搜集，还是史述的细致，此书都展现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良好训练与扎实工作。但正如我在“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研讨会上向作者提出而未得到圆满回答的问题那样，如何理解留英学人在英国思想东渐过程以及现代中国建构过程中的意义？这在我看来，才是更应值得关注的学术命题。当然学科不同，彼此的学术取向也会有所差别。
就19世纪以来这一波西学东渐潮来说，英国文化毫无疑问在早期居于压倒性的主流地位，对这点应予以明确认知。可惜，此书对早期史实梳理颇细，但对深意追问似乎未多关注。倒是在第十章中专门讨论了“留英生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我看来，留英学人对现代中国的重大意义，大致可分两段。一是早期，即1890—1900年代，近代留英学人如王韬、辜鸿铭、严复、伍廷芳等的重要意义，主要是精英人物对第二波西学东渐的点拨功用。二是后期，即1930—1950年代，政治、学术的分道而驰。一方面，以储安平、罗隆基、王造时等拉斯基弟子（费边社）为中心掀起的自由主义思潮；另一方面，以钱钟书为代表的牛津弟子却沉入学院，选择了专业化的学术道路。
二、留英学人与英伦学者的思想关联——以伦敦学人群与拉斯基、哈耶克为例
前者待专论，这里仅就伦敦学人群略做申论。在英国大学学术传统里，牛桥（牛津、剑桥）与伦敦（伦敦大学的统称其实只是一个虚体，事实上各个学院都是独立的大学，且可与牛桥一较短长，如帝国理工学院、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大学学院、亚非学院等）的传统是不太一样的。前者以田园姿态疏离首都，虽距离不远，但独立风采更彰；后者则聚于帝都伦敦，虽然难免喧嚣，但终究位于政治中心，与政治关联更加密切。这一点，其实在现代留英学人身上也得到部分印证[1]。不过考察留英学人之接受英国文化，除了泛览读书、涵泳其境之外，需要进一步探讨其时英国语境的学术场域状态，尤其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英伦学者。这里就举两位鼎鼎大名的人物——拉斯基与哈耶克。
拉斯基（Harold Laski, 1893—1950），作为英国20世纪上半期最著名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乃是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之一[2]。当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曾先后有三位中国留英学人远赴英伦，求学问道，师从拉斯基；并在归国之后，凭借从拉氏处借得的思想资源，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失败然而悲壮的思想自由运动。罗隆基（1898—1965）于1926—192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王造时（1903—1971）于1929—1930年在伦敦大学研究院；储安平（1909—1966）于1935—1938年入伦敦经济学院。这3位，日后都曾是大名鼎鼎的“右派”人物，但作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另类途径的重要红线，很难绕过。但至今为止，学界显然还没有予以充分关注。仅凭如许高足，拉斯基的意义怎么高估都不过分。
不过，在我看来，仅将关注的视线瞄准拉斯基，还不太够。我们不妨再来看一位与他同时享有国际声誉，亦在后世得到更多重视的思想家——哈耶克。通过这样的参照系，我们可以更真实地还原历史，进入到具体而宏阔的历史场景中去。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1899—1992），经济学家兼思想家，他比拉斯基小6岁，基本可算是同代人，且在伦敦经济学院有同事之谊，交往也算密切。但二者日后分道扬镳，甚至有些反目成仇。与拉斯基在20世纪中叶即终止生命不同，哈耶克的影响一直覆盖了20世纪近乎整个的历史，并因1970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声誉达到顶峰。1984年，哈耶克曾对拉斯基如此盖棺论定：
约翰·亨特把哈罗德·拉斯基描写为左倾思想的代表人物，并说他是头脑清醒的人。然而，他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却让我觉得，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是在1939年8月，晚饭后，拉斯基就俄国布尔什维克创造的奇迹喋喋不休讲了1个多小时……然后，他不得不停下来，因为大家要听9点钟的BBC新闻广播。结果我们听到新闻中说，希特勒和斯大林签署了协议。这让拉斯基恼羞成怒，不仅是因为俄国人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也因为他在20多分钟前还在毫不吝惜地赞美的那套制度遭到了普遍的唾弃……自那以后，我再也不可能把他视为头脑清醒的人。[3]
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其中可能有很多场域因素的制约。拉斯基的误判其实并不足为奇，当年曾受到误导的不乏其人，像本雅明、罗曼·罗兰等甚至去过苏联，撰写过《莫斯科日记》等，但问题在于，再大的思想家也都是现实场域中生存的人，在公开场合“丢失颜面”才是问题的最关键处。而拉斯基显然有些丢面子。
在那个时代的英国，拉斯基的重要性显然不言而喻。有论者甚至称：“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1920年到1950年这段时间称为‘拉斯基时代’。”[4]其实，即便就英国文化场域的社会主义者而言，拉斯基也谈不上“一花独秀”，至少在1920—1930年代，就有所谓三大“红色教授”之称，除了拉斯基之外，还有托尼、科尔（G.D.H.Cole），他们都是诸如经济史家之类的学者人物。当然还有英国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袖人物——韦伯夫妇。然而拉斯基的影响是无远弗届的，哈耶克自己就记载过，他在周游世界的过程中发现，亚洲与非洲的政治人物中有相当部分曾于1930—1940年代留学于伦敦经济学院，且颇受拉斯基思想之影响。[5]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新兴独立国家的许多地区和国家的民族主义领导人，都曾经在拉斯基手下学习过。”若是拉斯基能延寿若干年，则他的“帝师”地位一定会使其引为骄傲吧，作为“塑造了如此多的新兴国家的未来领袖的精神”[6]，拉斯基究竟“功过”如何呢？
与尼赫鲁（其思想核心即拉斯基观点）这样曾为印度领袖的留英学人相比，现代中国的留英学人仅仅是在文化场域发挥功用，虽然他们也曾试图将这种影响力施加于政治上层，但显然未奏功效。孙中山则对留英学人相当不以为然，他在批评留学生“最奇怪的是大多数都不知道过问政治”时，就得出结论“最不行的是留英学生”[7]。认为这是留英学人对英国文化的误读：“他们多半误解以为英国人民不管政治，因为受了这种影响，在留学期间或者回国以后，也就以为参预政治是不必要的。因为英国人民平时只靠他们的政党替他们过问政治，而很少直接参与。但是他们留英期间如果遇着英国一次大选，他们得到机会仔细观察，就知道英国人是怎样疯狂参加政治活动的。”[8]孙氏当然有其特殊的革命家背景，但确实也在某种意义上说出了留英学人的特点。
虽一在经济系，一在政治系，但哈耶克与拉斯基当年不无交往，主要是同好购书与藏书。作为当年英国学界的风头人物，如果说留英学人对哈耶克一无所知，恐怕也未必符合实情。但他们当年的留英时代，究竟是如何求学，认知水平如何达致，导师思想如何采择，却确实是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直到1980年代，哈耶克才成为一种重要思想资源逐渐输入中国，无论如何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实事求是地说，哈耶克的思想史意义怎么高估也不过分。他所揭示的“通向奴役之路”，确实极具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双重价值。有趣的则在于，哈耶克与拉斯基这两位昔日挚友，到了1944年时，竟因了学术论争与思想歧异，而终究分道扬镳。其导火索则为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作为经济学家，哈耶克不能算很成功，在凯恩斯的重炮轰击之下，他几乎一败涂地。但其思想发展的转型，却对人类思想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书中，他明确提出，追求计划经济，必然导致一种无意识后果，即极权主义；所以他反对在和平时期继续执行战争时期的福利国家政策，主张古典自由主义的观点，即将政府活动限制在符合其法治概念的形式之中。
1945年，拉斯基在一次会议上严厉指责“自由企业的无政府状态”，认为“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在他看来，“自由企业和市场经济就意味着战争，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则意味着和平”。而作为“世界帝国”的美国，其资本主义经济将“直接通向了奴役”。无疑，这番表述，直接针对的，正是哈耶克提出的自由主义观念。今天看来，这两种观念似乎高下立判，但评价标准往往并非一成不变，而很可能随着时间的迁变而“天壤有别”。由此，拉斯基的思想曾受到当年留英学人的热烈追捧，也就并不太难理解。那毕竟是一个资本主义居于统治地位，而青年学生们要求冲破传统理念的时代。
三、储安平的英国文化认知及其思想史意义
当然，在这个时候，连最年轻的储安平也已学成归国数年，彼时信息交通尚远无后来这般快捷，很难说拉斯基还与他的中国弟子们有密切联系；而且此期中国灾难深重，远没有1920年代前后的宽松环境和文化氛围，战争的硝烟始终弥漫在神州大地，所以如罗素、杜威当年那样的讲学时代终究未曾来临。否则，拉斯基也可能光临中国。好在留英学人之中，不乏有对英伦学者论说体贴入微并活学活用者，就中当以储安平对英国文化的认知最为自觉也深刻，他对自由主义的择定同样亦具有真理般的追索精神。他自己谦称“这种比较也仅是片段而非全盘的”，但这种努力至少是值得嘉许的，他所推崇的英人的主要性格是“务实重行”：
英人不重视抽象的理论，很少幻想，不尚辞令及一切浮面的虚文。政治家策划国家大事，曾不稍涉遐思，他们密切注视现实。他们发言皆明浅朴实，而其决策和意见总是切合实际，力避好高骛远。他们及一般官吏，总是集中精力于其职分内的工作，很少参加无关的公共集会，很少发表大而无当的演说。社会上华而不实的会议本就不多，会议而动辄发表冗长的宣言者，尤不多见。政府官员就职或新成立一个机关，不一定有隆重的仪式；人民对于一个官吏或一个机关的期望是他实际的工作而非他动人的辞令或辉煌的典礼。政府各部门总是尽量地在沉默中埋头工作，而其工作亦都能按照步骤实事求是。在一般社会及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英人也都实实在在。英人治学大都严谨而刻实，他们对于美国人爱编教科书的态度，总不敢苟同。英人经营事业大都脚踏实地，不夸大，不游移，不侥幸，并十分注意工作的效率。他们对于一件事业，孜孜不倦，有始有终，总要得到一个结果，决不半途中废。在人与人之间的往还中，也很少用巧佞的辞令。英人通信总是直截了当地说自己所要说的话。见面接洽事务，也不先作寒暄，他们简单扼要，对于数目则力求准确。以舌及权术为资本的职业政客在英国的土壤上殊不易滋生。大多数人都讨厌抽象的理论，视无裨实益的空谈为一种浪费。他们喜欢行动，他们最大的愉快是从实行中实现希望，获得成功。英人因秉性沉默寡言，他们遂得将其精力集中于行动。英人这种务实重行的精神，使整个英国社会蓬勃有朝气，使社会各阶层各方面，都能结结实实，热力充沛，潜有无限坚韧的力量。在承平时，他们虎虎有生气；在危难时，他们能力抗狂澜而不为狂澜所撼。[9]
应该说，储安平的这段论说，是相当有见地的。他不但分梳了英伦思想与欧陆（尤其是德、法）传统的根本歧异，而且指出了英、美思想的不同路径。后者尤其是重要的，一般说来，我们都以为英、美同文同种，而丘吉尔撰《英语民族史》更将大英帝国为主体的英语民族似乎描述成一个“整体形象”。但考诸实际，即便因同文而确实形成大量共性的英语民族中，各国因其本身传统与地理环境不同，民族特性与文化养成也绝非划一。美国在20世纪的崛起过程与世界霸主地位，更说明了此点。在“务实”的民族性方面，美国人对英国人很有借鉴和学习，这是“实用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可英国人更严谨而“脚踏实地，不夸大，不游移，不侥幸”，美国人则不免更求巧而善于寻找成功的捷径。能将问题认知到精微细致处，这是留英学人如储安平等人的长处，而将这种民族性的本质特征一层一层剥离开来，自觉运用相关的比较性思维，更非一般民众乃至学者所擅长。没有对问题的深入思考、对留学国文化的悉心体会、对世界文明认知的自觉意识，很难达到这样的层次。
当然，制约留英学人的思考和文化认知的，还有他们求学场域的自身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还需要关注英国学术场域自身的发展问题，譬如就经济学领域而言，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系主任为罗宾斯）、剑桥大学（以凯恩斯为旗手）虽非“水火不容”，但确实是“风格迥异”。这本身就有其传统延续的制约，再加上是时英国学术场域（包括具体学科之内）权力、思想博弈的状况，也必然导致留英学人因其所处场域、师承状况、自身立场的不一而导致其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异质性。
实际上，留英学人当年面临的问题一点都不少。一方面，如钱钟书这样的学者型留学人，是为了自己求知欲的满足而负笈异域的。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像储安平、罗隆基、王造时这类以政治、经济为学业的留英学人有更为致用的留学目的。如果我们将眼光拓展，可能会发现储氏等人寻求的“现代中国”问题的解决，在某种意义上只是现代性问题的中国表现，它在更广阔的欧洲、世界背景中，是可以找到更具有深度的理论阐释的可能的。这也正是哈耶克、拉斯基论争会在留英学人中留下深刻烙印的原因，问题本就是由彼而出的。这种关联，多少有点像1920年代，以胡适、吴宓为代表的留美学人之争（新文化派、学衡派），实际上与美国学术场域内杜威实用主义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之异有关。
四、留英教育史的意义
就我们的留学史研究而言，或许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往前推进的策略，或许是加重个案研究的分量与比例。没有对相当数量个案（尤其是具有不同层面代表性个案的深入研究），很难进入到宏观国别留学史的考察过程。当然，个案如何选择、如何进入，都是大有讲究的操作技巧问题。既是留学史研究，就与一般的文学史、文化史的研究不同，应突出“留学”的双向功用，对现代中国语境而言，必须强调“留学异国”期间的学养形成（尤其是和外国文化资源的关联）；对外国语境而言，应突出“文化互动”的相关性。因为，留学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求学”过程，似乎只是求学地点与学校的更换而已，它对留学生来说是一个全面的自我调整、文化适应与学养生成的过程，说是“脱胎换骨”或许过分，但实现“修养的整体提升”则绝非无稽之谈。
二是思想史意识与学术史背景的考察，应当成为我们问题意识形成的重要支撑点。历史并非一成不变，正是在史家的叙述中，历史才有可能成为我们生活的一分子。如何在目前相对割裂的专史研究中日益突出各相关场域之间的相邻互动性，是非常重要的。留学史研究的重心应是“留学人”（留学生），但仅仅从单纯的留学教育角度很难寻出更多的“闪光点”，只能不断重复某些人士的杰出成就或只是头衔；而将学术史背景纳入考察，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学术文化的立场去深究留学人的整体学养生成过程，尤其是如何通过留学国的学术语境而达到的；将思想史意识带入，则要求研究者必须能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上去认知留学人的整体意义，放在一个历史的（首先是思想史）的脉络里考察留学人的意义。也就是说，通过这两个点，我们将“留学经历”与“留学贡献”可以很好地、很有效地连接起来。设若如此，这种新的连线方式必将给我们提供层出不穷的新问题。
三是对象国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关注，应尽可能涉猎。如果说接触与处理原始资料（如外国档案）尚有困难的话，至少可以关注外国同行的研究以及相关学术著作的参考。留学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探索“他山之石，如何攻玉”的奥妙，在这一过程里，“攻玉”本身是特别值得追溯的，“玉”（现代中国之进程）本身固然要考察，“攻”（外来思想如何介入）更宜作为重点，但其实更不能忘却要弄清本源所在，即“他山之石”本来是怎样的，它又是如何在此过程中产生变异的。实际上，如果没有此一支撑，所谓的学术史背景是很难落到实处的，因为这一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沟通中外学术，不搞清楚留学国的学术史脉络（具体的学科情况），所谓“留学经历”很难搞清楚。
四是在可能条件下，带入比较视野。这种比较视野应是双重的，即我们不仅应关注中国留学人的国别差异，如与留德、留法乃至留美、留日学人的比较；也应以“近代留英教育”中心进行考察，如此，则日本、印度的留英学人就值得考察，如中村正直、夏目漱石、伊藤博文等日本精英人物都是在19世纪后期的不同时段留学英国，并在现代日本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里发生极为重要作用的，那么他们的留英经历如何？归国表现如何？其间关联又如何？都可以作为参照的极佳关照点。同样，印度作为英国的殖民地，留学英国几乎成了印度知识精英的“必修课”，甘地、尼赫鲁等人无一例外地与英国文化发生极密切关系。这个方面，日、印自身的学者都有相当的研究，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成果，形成自家的宏观视野。
如此议论，并非苛求他人，其实也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留学史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要看到自家的成绩，更要明白自己在学术史的学统延续中的可能位置，并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学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中国留英教育史》只是完成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深入、更细致、更洞察的研究还有待于后来者的“众人拾柴火焰高”；但既有这样的奠基之石在先，相信后来者的起步，也就有了更稳健与可以凭借的专业知识平台。■
注释：
[1]当然也有例外的现象，如求学牛津的向达，不仅致力学术，也还投身政治；求学伦敦的费孝通，日后主要以社会学专家身份彰显。这里只是就大体情况而论。
[2]关于拉斯基生平，可参见Kramnick, Isaac and Sheerman, Barry, Harold Laski : A Life on the Left, New York and Harmondsworth: Allen Lane, The Penguin Press, 1993. 详细的书目可参见约翰·斯丹利，《导言》，[英]拉斯基，《思想的阐释》，张振成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28—29。
[3]Hayek, Friedrich A. von,“Hayek on Laski”, Encounter, June 1984，p.80. 中译文引自[英]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7。
[4][5] [6]转引自[英]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67，68， 69。
[7][8]《与留法学生的谈话》（1919年11月中旬），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165—166。
[9] 储安平，《中国人与英国人》，《中国留学生文学大系·近现代散文纪实文学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575—577。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