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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但纵使是雪泥鸿爪的个体生命亦会经历人生的履迹，因此也就有了言说的可能。在“思想”着的渺远时空，每个言说者的心灵都在向着澄澈开放。这既是一种检视人生过程的表象姿态，也是一种肃然于生命本身的内省方式，它赋予了能够思想的言说者更为丰富厚重的体验与完成。这应该是人生的隆重盛典，每一个出场的人都有着千回百转的温馨与苍凉、欢喜与寂寥、感恩与悲欣……相信那些未出场的沉默者和倾听者亦是这场盛典背后的支撑，更由于他们目光的清明和犀利，使言说者的思想向高处飞升。

文：蔡　静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6期

　　 古往今来的人才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酷爱读书的。他们通过读书汲取知识，陶冶情操，让自己的思想永远活泼，达到才思不绝、趣致高雅的境地。《书里闲情》编集数十篇海内外文化界名人关于读书的忆文和随笔，揭开了他们阅读生活与经历的一块小小的帷幕，以期读者能从中有所感、有所悟。全书选材紧紧围绕着以下四个主题：

    首个主题是作者们有关读书经历的回忆。陈原、莫言、梁晓声、张抗抗等纷纷讲述了他们幼时和学生时代的读书经历，11篇中有8篇文章的作者，其人生都受到过“文革”的影响。在那个没有书籍、没有文学、文化苍白、知识贫乏的年代，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著，竟成了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的行动。无书可读，书也难于到手，容易到手的都是思想一元化的出版物而不是多元化的“读物”——书因受管制而禁读。

　　虽然为读好书，常常需要付出艰巨的代价，但这并未阻止其中的求知有识者对书籍的渴望。朱鸿《为了一本书》、冯骥才《无书的日子》、洪声《借书旧忆》、舒婷《书祭》、解玺璋《读“黑书”》等，通过各自经历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荒诞，知识价值的被践踏，求知者的艰难……那时候读书的情境，可是一点儿也不“闲”！但正因为他们没有在动乱年代闲度时光，而是在书的世界里索取了尽可能多的知识，培养出了热爱读书的习惯，最终当知识力复归为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的时候，也就成为了时代的佼佼者。

　　第二个主题是有关书房的话题，萧乾、隐地、葛剑雄等深情地讲述了他们的书斋人生。因为爱读书，自然要考虑便利用书，尤其是营造一个为自己所惬意的读书环境。

　　 虽然最简单直接的途径，就是拥有大面积书房和大容量书架，这是每一个爱书人都梦想的，现实中这一要求却很难满足，于是大家都有了起初的这番经历：在一个很小的空间里，人和书之间凸显捉襟见肘的局促和腾挪闪移的费神，直到步入中年或老年，才得以逐步改善。

　　与之相映并足以令人反思的，是此一主题下最后两文《中产之家要书房做什么？》和《房产商为何要设计一个书房》，两位作者都指出在当今社会，所谓“书房”已失其本义了：

　　在那些既非搞研究也非以写作为生的中产之家里，大抵是派不上其他用场的那一间房被留作书房……书房常常扮演着近似于影音室、电脑游戏室、客房等多重角色……书架的功能设计、材质、色彩、风格、尺寸都是以是否能成全家居风格而不是以能否摆放图书为标准的。

    为什么偏偏要设计上一个书房呢……这是冲着书房这个雅称来的，是一种文化心理的需求……只不过是一个物质的象征，说明他们在生活优裕之后，还有这样一个高档的消费内容。

　　与前文作者们为了拥有自己方寸的书籍世界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相反，很多现代人可说是身在福中而不惜福，之所以不在意书房，根本原因就是失去了读书的习惯和知识的爱好。

　　第三个主题是有关寻书、访书、淘书等。对于爱书和藏书者而言，觅得一本自己神往已久的书所体验到的是无比喜悦。本辑有一篇沈克成先生的《我陪唐湜去“窃”书》，原来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文革”年代，爱书人的藏书被洗劫一空，于是被迫“窃”之来读……

　　最后一个主题是有关读书的看法：“书怎么读”？如何品味书“香”？“雅读”与“俗读”，还是“苦读”和“悦读”？多位学者提出了自己的阅读体会和对某个方面的见解，其中陈平原《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从读书的定义、成本、姿态、乐趣、策略侃侃而谈，将读书的道理说得极为透彻。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种教条式的言语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说服力了，惟其通过思想者们的亲身经历和感言体悟，也许会令普通阅读者有所触动。而我想这也是编者在策划本书时的着眼点，即唤起公众对阅读问题的关注，重温读书对于人生的价值。王鼎钧《闲话读书》、柳无忌《梦里闻书香》、徐雁《文学好书的香味》和林华《女子看书》等文的编入，正是体现了这样的终极关怀。在《文学好书的香味》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席间，与会的一位英文教授突然向诸公咨询起所谓“书香社会”的英译问题。她说，总觉得“书香”两字飘忽无着落，很难得到国外人士的理解：书林中“毒草”本多，焉能一概以“香”字冠之？我沉吟之余，忽然心感而灵至，张口便说：“何妨译以‘文学好书飘香的社会’（A society nurtured by excellent literature books）？”话音未落而众口称善。

　　文学好书飘香的社会，不仅仅是编者的希望，也是每一位爱书人的期盼。本书压轴之作《在“悦读”中享受人生》，当代知名阅读学专家曾祥芹先生通过这篇随笔，昭示了这种由“阅读”而“悦读”的现代价值观，予人启迪甚多，值得一读。■

文：秋　禾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6期

　　【主持人语】在当前中国，“读书风气要不要拯救”显然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问题。因为，即使是在以读书为主要知识源泉的古典时代，如何读书，读什么书，读书与阅世如何互动作用……也是一个众议不决的话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全民阅读率呈现持续性走低的危殆趋势，引起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知名教育家朱永新持续倡议并呼吁设立“国家阅读节”，作为全国政协提案得到了赵丽宏等著名作家的支持，说明在发展中的中国，如何“拯救读书风气，倡导读书精神”，已经到了动员全社会加以关注的地步。  

　　 面对现状，受急功近利的机制牵引，在有限的国民读书行动中，“人文阅读”人口已远低于“功利阅读”人口，“博杂阅读”人口远低于“专指阅读”人口，“经典阅读”人口远低于“时新阅读”人口，“深阅读”人口远低于“浅阅读”人口……它们组合而成的社会惰性，成为一种时代的非理性，严重牵累了人口素质水平的提升，制约着社会可持续发展力的提升。

　　日本作家小泉八云曾说：“懂得如何阅读的人并不多。若要培养出文学趣味与辨识力，这之前，需要大量的文学经验，缺乏这点，学会如何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当开卷有益的理念和博览群书的习惯日渐远离国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公众有意无意地抛弃了求知益智、育美健神的文学阅读，还何谈培养“文学趣味”的养成和“辨识力”的建立？而一个缺失了文学美育和知识理性的时代，对于社会对于世界以及生活其中的人们，都是危险的。

　　当今社会，时代早已恢复了“知识至上”的科学价值观，书籍早已不再罕见稀有，然而有多少人还在真正地读书求知，以求修身养性呢？

　　 除了“功利阅读”、“专指阅读”（如“应试性阅读”）、“时新阅读”和“浅阅读”之外，人们大概多已淡忘了读书与人生的辅成关系，把一个其实需要源头活水般的知识时时滋润的心灵，迷失在被商业社会包装成为时尚的形形色色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中了。

　　有鉴于此，作为十余年来持续倡导“读好书，读书好，好读书”的阅读学专家，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徐雁先生最近编集了一册《书里闲情》（青岛出版社，2007）。该书荟萃了40篇海内外有关文人学者谈读书的当代美文，翻开此书，可倾听他们有关读书的人生故事，分享有关读书的见解，对于读者建立有关“人文阅读”、“经典阅读”、“博杂阅读”和“深阅读”的价值观，认清读书对于人生进取、完善人格的重大作用，乃至拯救现时代不断下滑的读书风气，有其特有的现实意义。

文：林　英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6期

　　人中自是有书痴，对书痴迷者大有人在。而幼年读书的经历总是刻骨铭心的，或许你会渐渐淡忘曾读过的一些书，但关于童年读书的记忆却始终是最清晰、最生动地保存在你的脑海里。

　　作家莫言在《童年读书》中，说他看的第一本“闲书”——《封神演义》，一辈子让他忘不掉！他生动地讲述了一些他读书的故事。那时候，由于父母担心他看“闲”书会中流毒，更担心他会因此误了干活，于是他便钻在草垛后、躲在牛棚里忘乎所以地“偷读”。当年还曾借到过一本《三家巷》，怀着甜蜜的忧伤读完后，好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怅然若失，眼前老是晃动着美丽少女区桃的身影，甚至还手不由己地在语文课本的空白处写满了“区桃”的名字……

　　在知识贫乏的“文革”岁月里，获得一本书有多么的困难！洪声在《借书旧忆》中说“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望眼欲穿，做梦都想着那几箱被卖掉的书会从天而降。”为了能排解他无书可读的苦闷，他父亲想尽办法带他到一个友人家里去借书，“不能说主人不慷慨，但我从他的语气神情确能感到，这些书是不能轻易借出的”：

　　大约半小时后，谢天谢地，总算不枉此行，父亲向他借到了四本书，其中有两本便是父亲曾对我提到过的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别提我有多么的快乐了，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车后，借着路灯的一点微弱的光线，时不时将那几本书从包里掏了出来，瞧一瞧，再放进去。久旱逢甘霖，那时我多么幸福啊……

　　舒婷在“文革”期间也曾向人借书读，有位一度整包整包地借书给她的申老师，可不知道从何时起，他的书库却突然对她实行了“全面封锁”。这个谜底直到申老师去世前才得以解开：因为后来图书出版已经开禁，申老师取消她的借书资格只是为了刺激她去给自己买书。

　　自己买书读，是一个人阅读上层次的重要标志之一。现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的罗瑛在湖南家乡读高一的时候，深深地迷上了《楚辞》，可他所在的县城里没有卖的。为了能得到《楚辞》，他周末骑着自行车赶到百里开外的邵阳师专去借未果，他又马不停蹄地坐火车赶往长沙去买。连续几天不见人影，急得家人全部出动寻找，甚至差点上电视台播“寻人启事”……

　　读书与买书甚至写书，总是成为一个良性序列的。爱书的人多有爱买书的雅好，甚至有说“书非买不能读也”之说。人们还把找书、选书、买书雅称为“访书”或“淘书”呢！单一个“访”字，就可看出读书人微妙而温存的情愫，读书人对书籍的热爱与尊敬也悄无声息地跃然纸上。对于“访书”和“淘书”的区别，韦泱先生还颇有一番自己的看法呢！

　　因为我常常去文庙淘书，在一个个地摊上，在一排排书铺前，杂乱无章地翻检，弄得两手脏兮兮的，率性而又随意。而到了环境相对安宁的古旧书店，情景就不同了。我的心情会自然地平静休闲，仔细而怡然地寻找我们所需之书。淘与访，因为环境的差异，就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购书心态。一个“淘”字，显示的是野性的乐趣。而一个“访”字，更透露出读书人怡然自得的豁达与超然。

　　书访得多了，淘得多了，慢慢也就需要有一间可以将它们归置在一起的书房了。可是一间书房却不是那么易得的，可以说，每一个读书人，都会有一部自己的“书房史”。

　　萧乾先生小时的“书房”，白天摆个饭桌它就是“餐厅”，晚上摆上一盏煤油灯，它又成了“书房”。以后开始工作了，住的都是宿舍，远谈不上有书房，“八·一三”失业了逃难时，甚至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他的第一间真正的书房竟是在剑桥大学的王家学院！在这个书房里诞生了他的两本书和连载于重庆《大公报》的《话谈当今英格兰》。以后在复旦教书，他分得一间小书房，可是从1949年到1983年期间，他却不再拥有自己的书房了。到后来，萧乾先生终于又在他的木樨地住所重新拥有了一间书房。他尤为喜欢这间书房，因为它出活儿。在那里萧乾先生也跑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圈。

　　其实，一部书房史又何尝不是一个人的成长史呢！书房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步见证着主人在物质上、精神上的日益丰盈。

　　总之，《书里闲情》中有对自己儿时读书真趣的回忆；有在那精神极度贫乏的年代，无书可读，无书可买，于是想尽办法借书的故事；有写淘书、访书之乐的；有写读书的生发地——书房的；还有对书籍装帧设计进行品评的文章……

　　随意地翻动着此书，就很容易被一个个有关书的故事吸引，深深感动于他们对书的热爱和痴迷，艳羡着他们的读书之乐。与此同时，《书里闲情》作为《思想者》丛书之一，它不单让我们感受着一种“悦读”的梦境，而且更不乏有思考的力度立在其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林华在《女子看书》中认为，一个人在三十岁以前，应该完成一件阅读上的大事——浏览大量的名著，因为名著对培养一个人的鉴赏能力、审美能力、评价能力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关于阅读的姿态，陈平原教授以为该“随便翻翻”时，尽可以洒脱；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时候，可千万马虎不得。

　　陈原先生指出一个人既要孜孜不倦地经常地读书，读有字的书，同时又要有意识地认真去读社会生活这部无字的“大书”。这就正好与《在“悦读”中享受人生》作者曾祥芹先生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

　　每一个现代的合格的读者应树立起“快乐阅读”的“时空一体观”，即悦读无限的大阅读观。要借书面语言的媒介，用眼睛、嘴巴、耳朵、手笔、脚步去悦读自然和社会，去感受“天地阅览室，万物皆书卷”的外宇宙。

　　悦读，既要悦读书籍，又要悦读自然和社会，让两者互惠互利起来。据悉，编者徐雁先生最初给这本书取的书名就叫做《悦读书吧》，这样一本有趣味有思考的书也确实像一间用美文组成的以“悦读好书”为主题的“书吧”，它无言地激励着每一个乐学求进的读者去“悦读好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