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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年前一次对生命的最高礼赞成为弱智名剪师阿丹遥远不变的记忆，《在水仙花心起舞》中，年年活在他枕边的五棵水仙花，是叠印在岁月流逝里五个妙曼身影永远的生命美丽。《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以和欢的丈夫意外遭遇车祸的悲剧直叩精神通道的堵塞，完成对社会道德冷漠的批判。《提拉米酥》在意大利甜点的浪漫陶醉里，出其不意地洞悉了人性的曲折幽微、《淡绿色的月亮》由一场入室抢劫案，引发出深缠于红缎绳的女主人公芥于对道德和爱情耐人寻味的追问《老的人，黑的狗》将人性善恶的严酷拷问绘在夕阳红霞中，镌刻在高险的山崖上，憾人心魄。《第三棵树是和平》，女律师戴诺的杀夫案辩护失败，却因伸张正义所承担的精神使命，在暴力故事的悲凉中加入了祈盼和平的义愤强音。带有明显荒诞性的《城市亲人》是对现代。人类困境的绝妙刻画，充盈着独特的现代阅渎魅力。《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讲述了一个老革命与两个小偷的奇特故事，犹如两极的相遇，碰撞的结果不但超越了彼此的颠覆，更具有拯救的深刻寓意。

故事的“好看”，对丰富人性细腻传神的描述。特别的语言美感，赋予这部作品集迷人的艺术感染力。好的小说一如好的小说家，是古怪的天使，是上帝的格外恩赐！

文：李敬泽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9月

作为小说家的须一瓜是一个“好人”。“好人”的标志是，她在总体上能够与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这种一致意见涉及到我们想象世界、认识生活的一系列基本范畴，比如：善、美、正义、忠诚、英勇、怜悯，等等。

也就是说，须一瓜无意冒犯我们，善、美、正义、忠诚、英勇、怜悯等等，也许我们做不到，也许我们其实并不十分清楚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是，对这些词以及它们所指涉的价值我们怀有天然的、先验的尊重，我们认为它们理应普照大地，就像我们知道有人逍遥法外，但我们的愤怒依然是出于对正义的信念。

须一瓜和我们分享着这些共同的基本信念。她是个有信念的小说家，她和我们达成一致并非出于策略、习惯，不是因为她要讨好我们，而是她真的相信，实际上，她比我们更信，她几乎是天真地信着，她的热情感染着我们。

这是须一瓜和她同时代的很多小说家的重要区别。对人类生活中正面的、肯定性价值的发自内心的信奉，这是一种此时极为稀缺的品质。小说家们乐于表现得桀骜不逊、玩世不恭或者老奸巨滑，他们认为，和读者一样对生活存有朴素的信念是一件令人羞惭的事，这几乎就等于愚蠢，而愚蠢不可饶恕，小说家们决心比我们更明察、更贼或者更无信念。

但须一瓜恰好又是一个明察的小说家。她的信念从未使她在想象人类事务时失去现实感，她说过，在她看来，写小说如同操刀——她说的是手术刀，但我认为也是“庖丁解牛”的屠刀，坚定、冷静、流畅，哗然响然，奏刀霍然，准确抵达一切部位，分开筋肉牵连的含混夹缠，她对人的复杂的具体境遇，对那些透露着人的纷乱、难以言表的内在生活的细节有惊人的敏感，她无疑比我们更聪明，更知道事情的真相和人的秘密。

这是须一瓜的令人困惑之处。我们以为我们终于碰到了一个小说家，她对人性中的光明抱有信念，但同时，我们发现，她目光锐利，她对死亡、对人的脆弱混乱有深入的兴趣，她睁大眼睛注视着她的人物困惑、彷徨、绝望、受苦，她绝对不天真，偶而，她也可以像法医般超然无情。

比如在《第三棵树是和平》中，一开始我们就遭遇了血淋淋的场面：分解的肢体、血污、扭曲的面容，人的肉体的崩灭、丑陋被冷酷地展示，这种时刻，我们不得不想，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个人，她何以能够忍住呕吐？

但是，当小说进展下去时，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那个死者从未真正出现，他只是在他人之口中被转述，他从未站在这篇小说的叙述主体——那个女律师面前，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认为，他从未活在正写小说的须一瓜笔下。

只有这样，须一瓜才能硬起心肠，做出判决，把他贬损为一堆丑陋的肉体，这在她的小说中是仅见的特例，而只要人物在她的笔下活着，她就决不肯这么写，她必须要尊重他，这是一种小说家的“尊重”。这意味着小说家决不认为自己有权审判，决不轻率地封闭人的可能性，决不对人做粗暴的界定、简化和贬损，意味着深入地探究人，站到人的内部感受和表达他的困境、他的斗争、他的真理。

所以，须一瓜的明察是慈悲体贴，而不是世故。“世故”，这是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通行的叙事态度，小说家们世事洞明，对人性不抱幻想。“世故”是有力量的，那是一种危险的、刀刃般的力量，在张爱玲那里，这种世故中贯彻着浩大的幻灭感，而我们后来看到的泛滥的张式世故却没有底子，只是不惮以最坏的动机去揣度人，这是“小人之心”的叙事，它的诀窍是，降低天花板，直到迫使人趴到地上，然后，小说家得意地说：怎么样，我早看出来了吧？

“世故”对小说的叙事伦理——作者与人物、与他所书写的世界之间的关系——构成了重大损害，它使很多小说家把对人的恶意当成了智慧，当成光棍眼里不揉沙子，它自上而下地抹杀人的复杂性、抹杀生命的宽阔深邃，它是一个刀笔吏式的不公正的法官，用黑暗的眼睛去寻找黑暗。

须一瓜曾以建筑为喻阐述她的艺术理念，她认为建筑的要义在于处理明与暗、光和影，小说同样如此。而建筑，就是一种寻求公正的技术和艺术，不公正，楼就会愚蠢，不合人居，甚至会塌，即使像新央视大楼那么歪，它也最终达成了一种内在的公正，也就是说，它必须体现明也体现暗，体现光也体现影，体现实也体现虚，它必是一个在空间的众多可能性中求证出的复杂而开放的结构。这样的建筑师，如果写小说就必定是个公正的小说家，对于人类生活中的善与恶、美与丑、坚韧与软弱、高贵与卑微，对各种价值之间的冲突、对人在“应然”与“实然”间的艰难选择，他必有一种宽阔综览的眼光。

由于公正，那个天真、热情的小说家同时也是明察、锐利的小说家。须一瓜有信念，但正因为有信念，她才知道普照大地的光必被万物的实体所吸收折射，投下游移不定的阴影，而阴影的存在恰恰证明着阳光、月光、星光和灯光的存在，证明了我们正带着我们的肉体和灵魂活生生地行走，人的软弱、人的无奈，人的遍布矛盾、裂隙，充满孤独、哀伤和焦虑的生活在信念的照耀下获得了尊严，获得了精神的光辉。

因为热爱阳光，所以热爱阴影，须一瓜拒绝取消人的影子，也拒绝只采集人的影子，在这个意义上，她爱人，爱这世间，这是她和我们最根本的一致意见。

文：贺绍俊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0月

　　我没有去过须一瓜的家，但我想象她的家应该收拾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这完全缘于我阅读她的小说的印象，须一瓜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多半都有清洁的习惯。但要说明一点的是，这种清洁习惯不是表现在对物质世界的要求上，而是表现在对精神世界的要求上。张承志曾写过一篇“清洁的精神”的文章，须一瓜的小说似乎就是在向读者展示，什么才是“清洁的精神”，而且，须一瓜对精神之清洁的强调几乎都到了偏执的程度，因此，我把她称之为一位有着道德“洁癖”的作家，所谓道德“洁癖”显然容不得心灵有半点污染，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嗜好，我推而广之，以为她一定在物质上也同样把清洁看得格外重要的。

　　须一瓜写作的时间并不短，但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则是从2003年连续发表的几个中篇小说开始的。这一年她先后发表了《蛇宫》、《淡绿色的月亮》、《第三棵树是和平》等。这一年的几个中篇似乎都与她的职业有着密切的联系。她在地方的一家晚报当记者，专跑公检法线，显然她从这里获得的信息多半与案件和诉讼有关。她通过案件走进人们的心灵，而没有纠缠于案件诉讼的破解，这是她小说成功的原因，也使她的写作具有了独特性。

　　《淡绿色的月亮》说的是一件入室抢劫的案件，案件很快就破获，但女主人却没完没了地纠缠于案件中的一个细节，她的丈夫在这案发过程中到底有没有反抗，她一次又一次地质问丈夫，也就一步步把读者的关注点引向了道德层面。女主人在道德上的洁癖，并不意味着作者是一名道德至上者，她更痛惜的还是那个用红丝线编织的爱结，须一瓜在这篇小说里表现出女性对心理的敏感和细腻，她像剖析案件一样地剖析人的内心，俨然是一名精神的警察。这个特点在《第三棵树是和平》中表现得更为充分。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则是直叩心灵的小说，她在这篇小说中照例执行着她的警察职责，通过一件小事发现我们社会普遍存在的日常情感的麻木。须一瓜的小说具有鲜明的女性立场，包括视角、情感方式，以及对细节的处理。所以她应该是一名温柔的精神警察。

　　反复读须一瓜的小说，就发现她说到底还是一位感情型的作家，她的叙述无论从什么地方出发，最终总是要往女性角度转去。所以粗读她的小说，往往会将其当成爱情故事。其实爱情是须一瓜割舍不掉的情结。《淡绿色的月亮》自然是爱情的成分居多，而在《第三棵树是和平》里如果没有那一点点爱情，整个小说就缺了灵魂。至于《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当然完全可以说是讲述环卫工人和欢的爱情悲剧。但再仔细读一读，你才明白这些小说都说不上是纯粹的爱情故事。须一瓜虽说是一位感情型作家，却并不任其情感泛滥，更不愿作风花雪月的煽情。她是以精神警察的身份在巡视爱情，她所关注的是爱情的道德承受力。这也就是为什么须一瓜要在《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安排和欢最后疯狂地驾驶着洒水车冲入大海。

　　孜孜于情感生活中的伦理道德，这也许就是须一瓜区别于她这个年龄段的一批女作家的地方。这批女作家正处她们成熟的年华，也正红火得很。她们的共性就在于她们坦荡的女性意识和专注于情感的表达。须一瓜在情感的表达上同样是细腻的，但她并没有沉湎于情感之中，能够进得去出得来，就在于她找到了一条道德的通道。有时你会觉得她对道德追问得太苛刻，就像一个过于清洁的人容不得半点尘垢。当然这种道德洁癖有时能把问题推到极致，让那些在污浊环境中生活的人们惊醒。须一瓜乐于玩这种推到极致的游戏。比方她在《蛇宫》里，让两个美丽的女孩封闭在一个逼仄的玻璃房内，还要与一千多条蛇生活在一起。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她们看得见外面热闹缤纷的世界却无法融入其中，只能与那些冰凉的蛇们进行无言的交流。这种推向极致的方式无疑使我们对人物的读解更为丰富。另一方面，她以她的道德原则一遍遍地擦拭着她的小说世界，因此尽管她小说中的人物多半生活在恶浊的环境里，但小说传达出的精神却像是摆在圣坛上的银器铮亮明净的。在《前面是梨树，后面是芭蕉》中，麦芽生活的村子还相当封闭，但这也挡不住千里之外的城市货车跑到这里撞死麦芽的妈妈，从此以后，麦芽的家里就一而再地遭遇厄运。这本应该是来自城市的货车的过错，然而须一瓜并不是要对城市进行谴责，她把读者的视线一下子引到麦芽家里的阁楼，这个阁楼的前面有梨树，后面有芭蕉，直到妈妈死去后，麦芽才发现家里在梨树和芭蕉的遮挡下很暗。暗，这是麦芽内心的感受，它揭示出一种精神愚钝的现实。这种精神愚钝的现实是靠一个习俗揭开的，按照当地习俗，麦芽妈死去不能抬进村子，但麦芽爷爷违反了这个习俗，在这种精神愚钝的现实里，麦芽被一步步推向更为黑暗的深渊。让须一瓜难受的是，可怕的习俗像刀子一点点切割着人们的同情心和怜悯心，于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失去了光亮。我很欣赏这个小说标题。我们生活在一个“前面是梨树，后面是芭蕉”的环境里，我们不能砍掉梨树和芭蕉，否则我们的生活就变成光秃秃的，但作家惟一能做的事就是为那个阁楼开一个天窗，让更多的阳光照亮人们的精神世界。须一瓜写小说其实就是在做这样一件事情。

　　一位女作家总是去充当一名精神警察，这首先在于她内心充溢着正义感。我们能从须一瓜的小说感受到一种正义感，它使得我们在读小说时也变得严肃起来。当然，须一瓜不应该只有一种身份。比方说，就在她接连发表了几篇反复拷问人的内心的小说的2004年，她还发表了一篇带有明显荒诞性的《城市亲人》，包括发表在2006年的《人民文学》第2期上的短篇小说《提拉米酥》，似乎都是她在严肃的精神拷问期轻松地放纵游戏一把紧张的神经。当然，放纵中仍然看得出她的认真劲。须一瓜是一位忠于职守的作家，因为她的道德“洁癖”使得她容不下一点点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