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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是傅斯年先生生前未能完成的一部讲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据他自己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写成的将三分之二矣”。他在《夷夏东西说》的前言里说：“这一篇文是我在‘九·一八’以前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这一书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这三章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天写的，因时局影响，研究所迁徙两次，我的工作全不能照预定呈规，所以这一书始终不曾整理完。”
　　在《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里，他又称此书的书名为《古代中国与民族》。他说：“此我所著《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寇辽东，心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私事纷至，继以大病，未能杀青，渐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民国）十九年冬，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许。”
　　看来《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和《古代中国与民族》是一书的异名，绝不会是两部书。书在未杀青定稿之前，对书名作些考虑是正常的。《周东封与殷遗民》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夷夏东西说》的“前言”写于“二十三年十月”。就是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使用在后。傅斯年可能认为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作为书名好些。尤足以证《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为他的中国古代史的书名的是《东北史纲》一书中的一段话：“商之起源当在今河北东北，暨于济水入海处，此说见吾所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二月后出版。”因此，我就用它作了本书的书名（注：本文系笔者为河北教育出版社拟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中傅斯年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写的前言。）。
　　1931年至 1932年，我在北大史学系读书时，听傅先生的课，课堂上他常说要写一本“From Tribe to Empire”（从部落到帝国）的书。《夷夏东西说》开头一段就已提到：“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夷夏东西说》的“总结上文”部分中他又说：“我们可以综合前几章中所论的结果，去讨论古代中国由部落进为王国（后来又进为帝国）的过程中，东西对峙的总结局。”我倒觉得“从部落到帝国”更能准确地反映书的内容，因此，我就在书名《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之下，加了一个副题“从部落到帝国”作为书的全名。
　　《夷夏东西说》和《周东封与殷遗民》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一书的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傅斯年自己已说《夷夏东西说》是他所作“《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一书中的三章”，《周东封与殷遗民》是他“所著《中国古代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
　　另外，《姜原》、《大东小东说》、《论所谓五等爵》，无论从内容上看或从写作时间上看，大约都是《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从部落到帝国》的一部分。三篇所谈，都是中国古代史的问题，都发表在民国十九年（1930年）五月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经济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论所谓五等爵》，傅斯年说明“中华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月写于北平”，其他两篇没有注明写于何时，但肯定都写于1930年5月之前，正符合傅斯年所说：“《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已成之稿，大致写在‘九·一八’前两年至半年间。”傅斯年所说“与其他数章于（民国）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的“其他数章”，极可能包含《姜原》、《大东小东说》和《论所谓五等爵》。
　　傅斯年在文章中还常常说见某某篇。如他在《夷夏东西说》中说：“又有所谓伯夷者，为姜姓所宗，当与叔齐同为部族之号，别见《姜姓篇》。又祝融八姓之分配在东海者，亦号曰夷，别有《祝融八姓篇》，今具不入此文。”大约此所谓某某篇者，或属尚未完稿，但看来肯定都属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书中的一部分。
　　《性命古训辨证》（注：本文所引傅斯年著作，均收入《傅斯年全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 1980年。）是他的专著，但不是史学著作。《东北史纲》是傅斯年和别人合著的，虽然他亲手写了第一卷，书的主要论点也是傅斯年的观点，但究竟是和别人合著的书，不能作为傅斯年的史学代表著作。能作为他的史学代表作的，就是这部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
　　但就这五篇已发表的篇章来看，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始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20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的荣誉。

文：马亮宽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9月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20世纪上半叶的重要学术领袖。

　　傅斯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16年升入本科国学门，1919年毕业后赴欧洲留学，受西方学术文化发展的影响，学习的领域相当广博。1926年傅斯年回国受中山大学之聘，担任文史科主任兼历史、文学两系主任。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首任院长蔡元培委托傅斯年等人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成立后，傅斯年担任所长，直至1950年去世。

　　傅斯年学识广博，蒋孟麟称赞曰：“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傅斯年留学回国后的学术研究锁定在文史领域，其治学方法则中外汇通，在历史研究方面特别重视史料的价值，他在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起草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曾概括史语所的学术研究宗旨和原则：“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由此创立了“史料学派”。傅斯年被认为是史料学派的代表人物。

　　傅斯年学术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史、学术史，最有成就的是中国古代史的先秦部分。他从1929年开始着手写《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由于时局动乱和公务繁忙，他先后撰写的主要章节，分别以《夷夏东西说》、《姜原》、《周东封与殷遗民》、《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论所谓五等爵》等为题目以论文形式发表。2002年，其学生、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对这些论文进行系统整理，以傅斯年生前所定书名出版面世。何兹全在前言中曾肯定地说：可以作为傅斯年史学代表作的“就是这部未完成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对构成该书的几篇论文评价说：“篇篇都有精意，篇篇都有创见——独到的见解，篇篇都是有突破性、创造性的第一流的好文章。就这一本未完成的书之已完成的几篇文章，已足以使傅斯年坐上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大师的宝座，享有大师荣誉。”（何兹全《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前言》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书）

　　傅斯年撰写该书的主旨是用文字资料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中国上古时代族群的分布、发展和融合。其基本理论是：在上古时代，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生活着东西两大族群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夏商周时代，夏主要生活在西方，在东方渤海周围，生活着许多夷族部落，后殷商统领诸夷族兴起灭夏。傅斯年得出的结论是：“直接史料与间接史料相互参考，均揭示我们商起于东北，此一说谓之为已经证成可也。”傅斯年的中国上古东西两大族群对峙发展理论得到学术界的逐步认可，邓广铭曾评论说：“傅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的文章，几乎每一篇都有其特殊的贡献，都有其开创性的意见和里程碑性的意义。”（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美籍华裔学者、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评价说：“傅斯年先生是一位历史天才，是无疑的。他的《夷夏东西说》一篇文章奠定他的天才地位是有余的。这篇文章以前，中国古代史毫无系统可言。”傅斯年所系统论述的先秦东西两大族群的对峙和发展“成为一个解释整个中国大陆古史的一把钥匙。”

　　傅斯年在《周东封与殷遗民》对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的源流、演变发展的解释也相当精辟。如《论语·先进》说：“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过去经学注疏对此句话的解释“皆迂曲不可通”。而傅斯年解释是周人兴起后灭商成为统治者，没有把殷人全部杀掉，而是将周东方地域分封，同时将殷商遗民分封给各诸侯，如鲁国伯禽受封殷民六族，康叔受封殷民七族，他们就封时将殷遗民安置于域外“野地”，而这些遗民接受礼乐文化要早于周贵族，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民，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室贵族。后代学者对傅斯年的此种解释评论说：“这种解释，的确是前人所未有，非常正确。”（杨向奎《史语所第一任所长傅斯年老师》）傅斯年关于先秦族群、文化的研究对当时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胡适曾多次叙述他撰写的《说儒》等论文，深受傅斯年古史理论的影响。后代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许多学者都服膺傅斯年的理论观点。

　　傅斯年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对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进行了初步探索，并在以后研究中继续发展中华民族多源一体的理念。论述殷人发源地在渤海周围，“相土烈烈，海外有载”，相土是商代甚早之先王，海外即指渤海。傅斯年认定其根据地必去渤海不远。纣殁后，殷人以亡国之余，犹得凭箕子以保朝鲜。他用大量资料证明“殷代祖先起自东北方向”。正当傅斯年撰写此书时，日寇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地区，并宣扬东北地区并非中国领土。傅斯年为驳斥日人谬论，特地撰写《东北史纲》，在书中特别强调其先秦部分的材料多出于《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在以后的时论和文章中多次阐述中华民族多源一体理论，先秦中国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经过殷周两代政治文化发展，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秦汉以后成为一体的具有高度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中华民族。所以说傅斯年的《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对民族的研究和阐述也有较大的影响。

　　傅斯年曾几次将《民族与古代中国史》列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整理和出版计划，都未实现。傅斯年去世后，其学生和后人将其遗著搜集、整理，先后出版了《傅孟真先生集》、《傅孟真选集》、《傅斯年全集》都将其作为论文收入。2002年，何兹全先生整理编辑成书，以“傅斯年著”的名义出版了该书，并在前言中对傅斯年该书的写作过程、学术价值等进行了介绍，使该书在写作70年后以本来面目面世，也可为学术出版界的一段佳话。2004年，欧阳哲生搜集、整理傅斯年著述，在中国大陆出版了《傅斯年全集》，在前言中对傅斯年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成就及该书的学术价值进行了介绍和评论，使后人对此书的价值和地位有了更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