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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五年一月六日，我由医院出院，回三里河寓所。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
　　
　　躺在医院病床上，我直在思索一个题目：《走到人生边上》。一回家，我立即动笔为这篇文章开了一个头。从此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
　　 ——摘自《走到人生边上》自序
　　
　　此书共分为两部分，在书中杨绛先生关注了神和鬼的问题，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
　　
　　后一部分则由注释《写在人生边上》多篇散文构成。在《论语趣》一文中，杨绛先生提到，钱钟书先生和她都认为，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子路而不是颜回，最不喜欢的是不懂装懂、大胆胡说的宰予。

文：安迪 出处：文汇报 2007年9月
   
    两年前，杨绛先生住了一次医院，躺在病床一直在思索一个题目：《走到人生边上》，出院回家后“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于是找来许多中外文的参考书，开始动笔。终于在两年半与老、病、忙的斗争中写成了这本书。书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论述，后面是“注释”，其实是独立成篇的散文。
   
    “走到人生边上”，照杨先生的解释，再往前走，就是“走了”、“去了”。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个九十六岁的老人，行将走到生命尽头，对人生的回顾，对人的本性、生命的意义，对生与死、灵与肉等种种问题的思索。苏格拉底曾经说：“到了肉眼开始朦胧的时候，心眼才锐利起来。”老人的智慧，是人生经验的结晶，杨先生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探讨这些玄理的，所以读起来趣味盎然。我这里挑几个小片断，向读者介绍杨先生的这本新书。
   
关于“神鬼”
   
    杨先生的父亲不信鬼，钱先生和他们的女儿从来不怕鬼，但杨先生从小就怕鬼，住在清华园的时候，家人把清华几处众人说鬼的地方瞒着她，免她害怕。后来搬进城里才告诉她。杨先生说：“我知道了非常惊奇，因为凡是我感到害怕的地方，就是传说有鬼的地方。”从她家到温德先生寓所要经过横搭在小沟上的一条石板，有一天晚上，杨先生独自一人经过，却怎么也不敢过那条石板，三次鼓足勇气想冲过去，却像遇到“鬼大墙”似的，感到前面一片黑气，阻止她前行，只好退回家。后来才知道那是当年日寇屠杀大批战士和老百姓的地方。
   
    “我本人只是怕鬼，并不敢断言自己害怕的是否实在，也许我只是迷信。但是我相信，我们不能因为看不见而断为不存在。这话该不属迷信吧？”以不迷信的心态说鬼，是个好办法。我们不妨也以不迷信的态度，听杨先生说鬼。
   
关于“命理”
   
    命有没有理？杨先生还是以不迷信的态度谈论这个问题。她小时候碰到过一个算命的瞎子，拿她刚刚去世的弟弟的“八字”给他算，瞎子掐手一算，摇头说：“好不了，天克地冲。”又拿她姐姐的已经夭折的孩子的“八字”让他算，瞎子掐手一算，勃然大怒说：“你们家怎么回事，拿人家寻开心的吗？这个孩子有命无数，早死了！”
   
    杨先生与钱先生结婚后出国，钱先生的父亲拿了一份钱先生的命书交给她，开头说：“父猪母鼠，妻小一岁，命中注定。”杨先生确实比钱先生小一岁。但最后说：“六旬又八载，一去料不返。”批语：“夕阳西下数已终。”抗战时钱先生有个学生，曾用十石好米拜名师学“铁板算命”，后来也给钱先生算过，算出来的结果和那份命书上相仿，只是命更短。“文革”中钱先生曾大病一场，据那位算命的学生说，钱先生那年可能丧命。但钱先生最后享年八十八岁，足足比命书上算的多了二十年。“不知那位‘铁板算命’的有怎么解释。”杨先生终究是不迷信的。杨先生应该读过《了凡四训》吧？这并不难解释。
   
    杨先生曾写过一篇回忆“文革”初年经历的文章，题目叫“丙午丁未年纪事”。丙午、丁未是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中国以前有一种说法：丙午、丁未，从古就是凶年。据说是因为“丙丁属火，遇午未而盛，故阴极必战，亢而有悔也”（《池北偶谈》）。宋代有人编了一本书《丙丁龟鉴》，把一千多年来的所有丙午、丁未年发生的灾变编在一起。我当时看到杨先生那篇文章的题目，就想到杨先生一定知道丙午丁未为灾年的说法，所以才特别标明丙午丁未年，现在读了杨先生的这本书，更加证实了我的想法。
   
《论语》
   
    书中引得最多的是《论语》，杨先生对《论语》有很独特的见解。
   
    杨先生说《论语》最有趣。“读《论语》，读的是一句一句话，看见的却是一个一个人，书里的一个个弟子，都是活生生的，一人一个样儿，各不相同。”钱钟书先生曾对杨先生说：“你觉得吗？孔子最喜欢子路。”杨先生也有同感，孔子最爱重颜渊，但偏宠的却是子路。子路聪明有才能，对孔子最忠诚，经常在孔子身边，为人言行最为真率。孔子常常不由自主地称赞他，但批评起来也毫不客气，不像对其他弟子那样总是很有礼。北京大学教授李零前不久出了一本谈《论语》的书《丧家狗》，颇引起一番争论。在谈到孔子与其弟子的时候说，孔子对学生有夸有骂，夸得最多的是颜渊，骂得最多的是子路，子路挨骂，但忠心耿耿，他和孔子，有点像李逵和宋大哥。李零终究没有说到孔子其实最偏宠子路，这一点似乎不及钱先生和杨先生看得透彻。
   
    其他弟子，子游、子夏，孔子也喜欢，爱和子游开开玩笑，对子夏多鼓励。子贡最聪明，孔子和他谈话很有礼，但是很看透他。孔子最不喜欢的弟子是宰予。最傲的子张，门弟子间唯他最难相处。陈亢是最无聊的弟子，从未向孔子问过一句话，却总在背后打听孔子。
   
    像杨先生这样读《论语》，当然“是一本有趣的书”。
   
劳神父
   
    在谈到灵与肉的统一问题时，杨先生想到了小时候认识的一位天主教的神父，是“克制肉欲，顺从灵性良心的模范人物”。这就是以前上海徐家汇天文台的创始人劳神父。在“注释”里，杨先生又专门写了一篇回忆劳神父的散文，说自己小时候，除了亲人，最喜欢的是劳神父。杨先生读的是启明女校，正是天主教办的学校，劳神父大概也在那里教书吧。杨先生读大学时还回过一次母校，见到了大胡子已经雪白雪白的劳神父。那是一九三〇年，劳神父八十岁，杨先生十八岁。
   
    我查了相关资料，才知道劳神父中文名字叫劳积勋，法国人，生于一八五八年（其实一九三〇年时才七十二岁），十七岁入耶稣会修道。清光绪九年（一八八三年）秋来沪。后回国续修天文等科学并攻神学，晋司铎后，于光绪二十年再度来沪，任徐家汇天文台副台长。后任台长，长达三十七年之久，著有《远东大气》、《六百二十次飓风的路向》等书。一九三一年九月回国，法国总统授予四级荣誉勋位，英国国王授予骑士勋章。次年在巴黎去世。
   
    杨先生在书中说：“上海至今还有一条纪念他的劳神父路。”劳神父路初名天文台路，一九二七年改为劳神父路，一九四六年起早改名合肥路了。
   
书报
   
    杨先生为了写这本书，找了很多参考书，有以前读过的，如《四书》、《圣经》，有以前从未读过的，如美国白璧德的作品、法国布尔热的《死亡的意义》。书里还引到一些图书报刊，都是近年新出版的，如中国电影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出版的《弗洛伊德的智慧》、二〇〇五年第三期《读书》杂志、二〇〇五年三月号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提到的报纸有两种：《文汇报》（二○○六年十月十八日）和《新民晚报》（二○○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九十六岁高龄的老人，如此读书看报，学而不辍，真让人肃然起敬。

文：钱碧湘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9月

《我们仨》问世四年后，杨绛先生以九十六岁高龄推出新作《走到人生边上》，令人称奇，令人叫绝。

乍看书名，自然会想到钱钟书先生的旧作《写在人生边上》。当时钱先生刚过而立之年，远离妻女，客居内地，集子由杨先生在上海“收拾、挑选、编定”。书的扉页上题词“赠予  季康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日”。序言中，钱先生把人生比喻作一本大书。集中所收十篇散文，正是他在生命的鼎盛时期解读人生而留下的记录。六十六年后，杨先生为自己的暮年之作命名“走到人生边上”，正好与钱先生的壮年之作《写在人生边上》遥相呼应。想必她在落笔题名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我们仨》中，杨先生用“古驿道”暗喻人生似旅途；《走到人生边上》同样喻人生为渐行渐远的旅程。作者已经九十六岁，她走在夕阳西下、暮色苍茫之中，回望来路，斯人已逝，多少前尘旧事，魂牵梦绕，难割难舍，难断难了。从《写在人生边上》到《走到人生边上》，岂不是在生命的暖流中，两个默然相契的灵魂长相守望，超越了时间空间，超越了阴阳生死。如此这般的“夫唱妇随”，令我感动莫名。

《走到人生边上》是部领军之作、升华之作，和杨先生以往的作品大不相同。

全书编排分为两个部分。杨先生称前半部四万余字为“本文”，将后半部十四篇散文冠以“注释”之名。就是说，前半部是主体，是文本；后半部是文本的注脚。本文与十四篇散文之间，形成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非常格局。这样的阐释方式可谓是别开生面，前无古人。

“注释”部分读来备感亲切。它们是我熟悉的风格，喜爱的笔墨。阿菊闯祸险酿大火；喜鹊夫妇筑巢之勤，丧子之痛；三叔叔的家庭悲剧；秀秀为亲人无私付出，回报却是亲情的疏离和背叛，等等。作者平实写来，却动人心魄，犹如阳关三叠，一唱三叹。其内容呈现的善善恶恶、是是非非，又无不与前半部的本文相契合照应。杨先生之冠名“注释”，很是贴切，很是深刻。

本文部分文风一变，夹议夹叙，开合自如，纵心而论。议论时虽然旁征博引，却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叙述时文笔灵动，旨归又紧扣议论。阅读之初我颇为惊讶，稍有陌生之感。细读下来，又颇多新鲜之感。在不大的篇幅中，作者议论所及，都是古往今来的大命题、大难题。诸如：生存死亡、神灵鬼魅、肉体灵魂、宗教信仰、道德良心、人生价值，等等，不一而足。无论拈出哪一组论题，相关著作早已汗牛充栋，古今中外多少大士哲人、专家学者毕其一生殚精竭虑而至今仍然莫衷一是。可以断言，未来若干世代辩论也仍将继续，未有穷期。

中国文士论学养推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杨绛先生可以称得上是兼具两“万”的耆学宿儒。或许她更多此一筹：她即将登临生命的珠峰—— 一百岁，而且至今未见有高山缺氧反应。她依旧思路清晰，下笔琳琅。她在本书中涉及如此之多的人生哲理，气势宏大，却无意强作解人，一一得出终极结论。作者凭借她过人的聪明才智、深厚的知识学问、丰富的生活阅历、惊人的毅力勇气，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去思索，去感悟，去质疑，邀约读者对生命多一分关爱，对灵魂多一分修炼，对命运多一分敬畏，对良知多一分守护。

《我们仨》是至情之作，读者要用情去阅读，追随作者歌哭，体味人间至爱，达于至真。

《走到人生边上》是至理之作，读者要用心去阅读，追随作者思考，求索人生真谛，“止于至善”。

文：董保纲 出处：大众日报 2007年9月

　　打开杨绛的新作《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我看到了杨绛睿智、平静的另一面。如果说，阅读《我们仨》，我们需要投入一些同情，那么阅读《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我们或许要多一些平静平和的心态。
　　该书共分为两部分。在前一部分里，杨绛用心思考着神和鬼的问题，以及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等问题。融会了作者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后一部分则由多篇散文构成。这部书同样让我们见识了作者深厚的文笔功力，以及对人生自然的情感流露。
　　可以想像，九十多岁的杨绛先生尽管已经“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但她并没有停止思考，还在“看”着。这种“看”是一种回味，一种沉淀，更是一种俯瞰。因此，在杨绛的笔下，不可避免地对生老病死、世事百态进行了思索。
　　也许，有些现象用今天的科学手段还难以解密。但是，杨绛是用一种探寻的目光去审视，用一种平静的心态去思索，用一种博大的胸怀寻求顿悟。在书中，我们看到一个个难解之谜，听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另类的，也是原汁原味的。当作者用自己的学养阐释其中的含义之后，会让我们对生命有更深的理解，也渐渐懂得，快乐地活着，快乐地付出，这就是一种向善向上的境界。

文：郭红 出处：北京晚报 2007年10月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了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2005年，九十多岁高龄的杨绛先生病中提笔，开始了她的人生随笔《走到人生边上》的写作。2007年，这部带有自问自答性质的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带给我们许多对生命根本问题的思考与追问。杨绛先生一向为人低调，多病的身体也让人不忍打扰，约请本书责编郭红写下此文，记述这本成书前后的点滴，以飨读者。

    这本书，我翻来覆去地读了好几遍。我一向喜欢杨绛先生的文字，那种凝练、精到、准确，在今天的作家中几无可见。除非具有丰厚的国学根底，同时又有智者的洞察和坦率，否则绝不能达到的一种境界。我常会为其中独到的表达而在心里暗暗叫好。

    但惭愧的是，这一次的阅读，却令我摸不着头脑。因为这次我只是个设计严密的校对软件，职责是一遍遍地搜索其中有无别字。责任编辑就是这样。我看到一个个的字在眼前显现、隐去，而意义则躲藏在更远的背后。直到有一天，漾着油墨清香的新书捧在手中，才是与这本书的真正相遇。

    有意思的是，此前我并不知道杨绛先生这几年在写什么。自从开始编辑出版《钱锺书手稿集》以后，我一直在为自己进度缓慢而负疚不已。但杨先生却一直很淡然地对待那件事，一直很友爱地对待我。这几年里，我见到杨先生的次数不多。每次去，她都会从客厅里轻悄地出来，含笑让我去坐。我喜欢挨着杨先生坐，喜欢感觉她那种令人温暖愉快的气质。我们随意交谈，但她从未说起过正在写的东西。直到八月中旬的一天，我才得知新作完稿，而两天以后，商务印书馆就将此书发排了。



《走到人生边上》书影

    这是一本与杨先生以往的作品大有不同的新书。身为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她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有自己驾轻就熟的领域。然而，在这本书里，她抛开了关于角色与形式的一切束缚，径直走进了人们都以为她并不熟悉的一个领域。在读到这本书后，周国平写道:“杨绛九十六岁开始讨论哲学，她只与自己讨论，她的讨论与学术无关，甚至与她暂时栖身的这个世界无关……她是如此诚实，所以她未得到确定的答案，但是得到了确定的真理”。

    而她的讨论又有着怎样苍凉的基调！在前言中，她说，“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不过随后她又显出了十足的勇气:“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杨先生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又是蜚声文坛的作家。她要讨论的是数千年来多少贤哲一直争论不已的问题，那是一些简单而又永恒的问题。她在书中对于人和人生的探讨，质朴而又直接。她说:“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

    上帝存在吗？

    人有灵魂吗？

    什么是人的本性？

    灵与肉是什么样的关系？

    人生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

    循着知识和经验的路径，杨先生认真地写下了对困扰着她的那些问题的思考。她既是一个阅历丰富的智慧老人，把自己平生所见的奇闻轶事娓娓道来，又像一个求知若渴的学子，对于根本的问题执拗地刨根问底。没有令人头疼的概念，没有复杂曲折的逻辑推演。她只坦率明白地问与答，解自己的惑。最后，她平静地写道:“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

    然而，所有的观点都在书里了。

    最有意思的则是篇幅与正文相若的“注释”。如果说正文是理性的，它就是感性的；正文部分是抽象的，它就是具体的。它注释的是杨先生的观点，而不仅仅是引文资料。这是一组从容大气的散文，记的是一些令她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它们恰恰印证了正文里面看似抽象的一些观点。《她的自述》里，秀秀讲的一个家族几代人的故事，不就是“人生实苦”吗？而可爱的劳神父不正是锻炼自己灵魂的典型吗？年逾六旬爬树捉猫的温德先生，令人读后不由莞尔。《胡思乱想》里，关于灵魂究竟用什么样子去见天堂里的亲人的猜测，实在出人意料。最令人唏嘘的是《比邻双鹊》。那对喜鹊夫妇在一年的时间里演绎了什么样的悲欢离合！最后，杨先生只淡淡一句:“过去的悲欢、希望、忧伤，恍如一梦，都成过去了。”

    阖上书后，我仿佛听到了轻轻的轻轻的一声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