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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启雯 出处：光明观察 2007年11月

　　《我们仨》问世四年之后，杨绛先生以九十六岁的高龄推出《走到人生边上》。乍看书名，自然就会联想到钱钟书先生的《写在人生边上》。从《写在人生边上》到《走到人生边上》，这不仅仅是字面上的异同，更是生命暖流中两个默然相契灵魂的长相守望。如此这般的“夫唱妇随”，令人感动莫名。

　　读《走到人生边上》之前，我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看杨绛先生如何用将近“期颐之年”的心态，将“人生边上”的追问与思考演绎成为人生的绝唱。

　　人到关键时刻，总会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杨绛先生说：“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可以想象，九十六岁高龄的杨先生尽管已经“站在人生的边缘上”，但她并没有停止思考，她还在回望一生，追问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种追问是一种回味，也是一种沉淀，更是一种俯瞰。因此，在杨先生的笔下，不可避免地对生存死亡、肉体灵魂、道德良心、人生价值等进行追问，这种追问融汇了作者在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丰富的知识和学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

　　“我对想不明白的事，往往就搁下不想了。可是我已经走到了人生边上，自己想不明白，就想问问人，而我可以问的人已经走了。这类问题，只在内心深处自己问自己。”杨绛先生对人生不停地追问，让我们看到了她不竭的生命活力。如果说衰老像潮水般渐渐地将人淹没，无人可以避免，但是每个人面对衰老的方式和境界又是不同的。在“思”和“想”日益贫乏和浮躁的今天，杨先生的思考显得特别有意义。“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正因为存在“能证实”和“不能证实”的不确定性，才更需要我们以全副的身心投入到“问”和“思”当中。因为，有时候，只有追问与思考才能让我们认清一切。经历得多了，想得多了，自然明白自己要什么，该做什么。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注释”部分读来备感亲切，如果说正文是理性的，它就是感性的；正文部分是抽象的，它就是具体的。它们是我熟悉的风格、喜爱的笔墨。这是一组从容大气的散文，记的是一些令杨先生印象深刻的人和事，它们恰恰印证了正文里面看似抽象的一些观点。年逾六旬爬树捉猫的温德先生，令人读后不由莞尔。《胡思乱想》里，关于灵魂究竟用什么样子去见天堂里的亲人的猜测，实在出人意料。最令人唏嘘的是《比邻双鹊》，那对喜鹊夫妇在一年的时间里演绎的悲欢离合，作者平实写来，却动人心魄。这部分内容呈现的善与恶、是与非，无不与前半部的文本相契合照应。杨先生之冠名“注释”，真是既贴切又深刻。

　　在《走到人生边上》里，杨先生既是一位阅历丰富的智慧老人，把自己平生所见的奇闻轶事娓娓道来；又像是一位求知若渴的学子，对于根本的问题执拗地刨根问底。听一听她的话语，我们多少会得到一些启发和教益。

出处：北京青年报 2007年12月

　　很久很久以前，她的夫君钱钟书先生写过《写在人生边上》，《走到人生边上》这个算是回应吧？

　　读完此书，余兴未了，翻出老太太1983年出版的《将饮茶》。其实，25年前，老太太就做好了告别的准备。彼时，登上那列开向人生彼岸的火车她还关心自己的社会身份，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坐在教师座，还是坐在作家座。彼时她的写作动因在于及早清理“私货”，不让那一碗孟婆茶模糊前尘记忆；此时，她要追问的是良知灵性的存废、彼岸世界的有无。生死灵肉，都是最宏大最根本最坚硬的天问。

　　这样的追问总是难免让人沉重，可是，这个追问的人是杨绛先生啊。她从不抱怨从不控诉从不盛气凌人从不痛苦纠结，温和亲切幽默天真，一个将要活过百年的老人，还罕有地始终保有一颗赤子之心。那样的澄明、那样的温暖。

　　在这本书中，本人更喜欢“注释”的那部分，那个有趣那个生动那个好玩。和她先前的“名著”《干校六记》、《将饮茶》，一脉相承的有趣、生动、好玩。“午后四时，母鹊在巢边前前后后叫，父鹊大约在近旁陪着，叫得我也伤心不已。下一天，五月十九日，是我女儿生忌。”———老太太目睹了窗外燕雀一家的生离死别，我只在《记比邻双鹊》的这一处，看到老太太的哀伤。

　　记得《干校六记》中，写她和老伴“菜园约会”、写她怎样“聪明地”戴高帽可以令自己的身体不那么难受而又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的身形吗？

　　什么能化解人生的苦难挫磨和跌宕不公？除了强悍坚韧，老太太给我们指出了另一种可能：以柔克刚，以顽皮心态看世间种种荒谬，种种荒谬都成了令人发噱取乐的材料。在这种柔和与顽皮的注视下，羞惭逃遁的不是好人好事。

　　原来，人可以不那么刻薄尖锐也能洞悉和参透，人可以活得既有尊严气概又有温和从容的姿态———用“姿态”这个词可能都是对她的唐突吧？再好的姿态也是要“做”出来的，于她，却仿佛浑然天成始终如一。96岁的人生经历过什么，96年的中国社会发生了什么，可是，奇了怪了神了，那些动荡、丑陋却好像根本没有力量真正伤害到她。真是让人服了这老太太。

　　从《将饮茶》到《走到人生边上》，对老太太而言，25年间最大的变故莫过于丈夫和女儿的前她而去。

　　我承认我俗，曾经想，老太太可怎么过这剩下的独自的日月？老天爷真苛刻，钱家这么不世出的优秀基因，居然就这样断了香火，果然是“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果然再好的人生也总是断臂维纳斯!

　　人生边上老太太的叙说，令我笑自己的可笑：他们仨，彼此是至亲骨肉，互相依傍扶持。但是，最了不起的，他们彼此还是同好、知己、知音，最好不过的同行者。生死阴阳都不能让他们分离，他们的灵魂始终在一起的。

　　除了她的默存她的阿圆，在人生的那一边，还有她的父亲她的母亲她的小妹。老太太很认真地发愁，到底该穿什么衣服以哪个岁数时的模样去见她的这些亲人。

　　因为一路有爱，所以始终温暖。

　　所以，老太太“百毒不侵”啊。

　　老太太，您过了一个知识女性———尤其是一个中国知识女性———所能过到的最幸福的一生。

　　特别请大家看一看放到本书中的一帧“杨绛先生近影”，照片中的老太太好像是正在和对面的什么人说着什么，慈爱，温和，润泽。真好看。

文：董衡巽 出处： 新京报 2008年1月

　　杨绛先生的“自问自答”讨论的是非常抽象的问题：神鬼向题、灵与肉的问题、命与天命、人生价值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既简单又复杂。说简单，人死了是灵魂和肉体分离了；说复杂，它们涉及神、鬼、人方方面面的问题，谁能说得清楚。杨先生写道：“我有意无意，探问了近旁几位七十上下的朋友”，“没想到他们的回答很一致，很肯定，都说人死了就是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提的问题他们看来压根儿不成问题”。

　　记得有一次，薛鸿时先生和我去拜访杨先生时，她就探问我们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有想过这些，猛一听就简单地回答：人死了就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这样的回答显然不能使杨先生满意。她干脆写一本书《走到人生边上》，“等待着聪明的读者对这篇‘自问自答’的批判，等待他们为我指出错误”。

　　杨先生是认真的。她不是庸人自扰。她为这些问题读了不少书。除了她列举的白璧德、布尔热之外，她还读康德、古希腊哲学，想弄清这些问题。但我想这种终极性问题是不易弄得清楚的。世世代代都有人探问，世世代代都没有答案，后世肯定还有人问，也可以肯定不会有圆满的答案。杨先生不是想写哲学著作，她是在感悟人生。按我这种俗人的想法：人死了，在物质层面上说，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在精神层面上还是有说头的。杨先生问的不是死后的问题，如她所说，她“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杨先生又说：“我认为身后的事，无由得知，我的自问自答，只限于今生今世”。换句话说，杨先生所要探索的，是怎样活得有价值，怎样做一个有价值的人。这不是很有意义的问题吗？杨先生96岁了，她的阅历比我们谁都丰富些，而她的头脑，并不比我们衰老。这本书肯定是值得细读的书。

　　《走到人生边上》的注释部分长达80页，收有散文十四篇。这些散文的文字不完全是杨先生以前一贯的那种清丽、委婉风格，而是根据题材不同采取不同的写法。《阿菊闯祸》因一场不小的火灾写一家人“惊惶慌张”，最后以喜剧结束。同《温德先生爬树》一样，写得生动有趣；《记比邻双鹊》用委婉的文字表现凄切之情；《三叔叔的恋爱》写得悲凉而又无奈；《她的自述》明白无华，用平实的文字加以记述。

　　有几篇散文写的东西，我知道一些，想在内容或形式上说点想法。

　　一篇是《人能做主吗？》。杨先生说在解放前“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我想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作品），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但是“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清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所以，杨先生一直远离政治。记得1957年那会儿，领导上一再号召鸣放。钱先生当时在古代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杨先生同我在西方组，她在会上一言不发，坐在一旁静静听别人说，只是在反右后期总结时说一句，对某些“右派言论”有过“共鸣”。的确，钱杨两位先生从来没说半句反动的话，否则，根据“文革”时那张大字报（详见下文），决计过不了关。

　　在历次思想批判运动中，从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的《红楼梦》观点、批胡适、批胡风、批右派言论，她从来没有写文章去批判别人。

　　钱钟书先生也是如此。解放前他拒绝去联合国工作：既然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会挨“大棒”。上世纪五十年代，钱先生参加过“毛选”的英译工作，认识的高官也不少，但也远离政治。他担任的最高职务是政协常委，可他老是请假，不曾去开过会。后来当社科院副院长，也是应清华老友胡乔木同志之请。

　　他说过，他在政治上“ambitious”（没有野心），所以压根儿没想过要“到南书房行走”。

　　杨先生远离政治，但关键时刻并不怕事。“文革”期间，不知什么人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钱先生说过对“毛选”不敬的话。这在当时可是一大“罪状”。杨先生当晚来到学部大院，反贴一张大字报，批判那张大字报栽赃陷害钱先生。可见杨先生的胆识：无事决不去惹事，有事也决不怕事。

　　再一篇是《他是否知道自己骗人？》。杨先生写的大概是M先生。这位先生我认识，教过我古希腊文和历史。他很用功，也有学问，只是有一个毛病：好吹牛。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好好的学问不做，要去吹嘘自己打过游击。我想他已经妄想到这样的程度：连他自己都深信自己的谎言。这大概是这种人的人性，是很难改的。杨先生说他“自欺欺人”，真是再准确不过的。

　　关于《劳神父》。解放前上海法租界有一条“劳神父路”，不知是不是以他命名的。这篇散文写得很别致。劳神父送她一个包，嘱咐她“上了火车，才可以打开”。在火车上：

　　“大姐：撕开一层纸，里面又裹着一层纸；撕开这层，里面又是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纸是各式各样的，有牛皮纸、报纸、写过字又不要的废稿纸，厚的、薄的、硬的、软的……每一层都用糨糊粘了非常牢固。大姐姐和许老师一层一层地剥，都剥到笑起来了。她们终于从十七八层的废纸里，剥出一只精致美丽的盒子，一盒巧克力糖！”

　　我这里不想谈论劳神父这种费神的做法对杨先生的启迪。我是想说，她这枝笔怎么能写得这么细。心理分析小说大师亨利·詹姆斯能够把人的感觉写得比头发丝还要细。杨先生这种充满小女孩童趣的细节描写，在意识层面上堪比亨利·詹姆斯。

　　杨先生家用过不少保姆，她对她们一律平等相待，从不歧视。有一位保姆，她从干面胡同一直用到三里河居所，那位保姆把每个月的工资都存在杨先生手里，可见她对杨先生的信任。《走到人生边上》写了一位姓郭的“老妈”，此人“丑得太可怕了”，但她的审美标准还挺高，说起别人的长相多有不屑。杨先生并不因丑而嫌弃她，照用不误。但对于那些耍奸狡滑、心术不正的保姆，杨先生辞退过一个，除此之外没见她辞退过谁。这就使我想起钱先生说过的一句话。那是北京大学一位同学告诉我的，说是他们在北大中关村时的邻居、一位姓W的教授嫌家里的保姆不好，想换一个。钱先生脱口而出：“The devil you know is better than the devil you don’t know”。意思是说这个保姆虽不好，但你总知道她毛病在哪里，如果换一个，你还不知道有什么毛病，说不定还不如原来那一位呢，W教授究竟换了保姆没有，我不知道，不过在用人问题上，杨钱两位先生是一致的，包括那位“丑得可怕”的郭妈。用杨先生的话说，她对保姆的态度是“设身处地，充分谅解”。

　　这些奇妙的文章，想来杨先生还有不少。希望杨先生长寿，多写几本这样好看的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