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大平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5期
在《希望的空间》译序中，我已经扼要地阐述了对本书及其所代表的知识学路径的总体理解，但我仍然担心这本书在汉语语境中存在着某种“突兀感”。因为，这本书明显的乌托邦气息与时下的文化氛围并不一致。不过，从更广泛的历史经验来讲，如果不是在唯实论意义上来使用“乌托邦”这个术语的话，那便可以说正是深刻的乌托邦追求为各种文化提供着强大的进步动力和资源。因此，在今天乌托邦遭遇强大阻击背景下，哈维以空间视角来阐明乌托邦问题，这一思路能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知识探索和政治争论提供某种积极而重要的理论洞见。在此，我试图通过“为什么以及如何通过空间来探寻希望？”这个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一
在这本书的附中，哈维以梦的形式描述了一个虚构的未来之地———Edilia（埃迪里亚），这个名称可理解为对整个乌托邦传统———如卡贝的Icarie（伊加利亚）———的继承，也可理解为对迪斯尼这样的现实空间的戏仿。它提出多个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问题：首先，在当代，乌托邦处于怎样的状态？其次，以“迪斯尼”、“世界之窗”等主题公园、大规模的城市重建以及新型住宅区（甚至带有过度文化想象的社区）建设为代表的空间秩序安排，究竟具有何种意义？最后，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从小的方面看，是理解哈维作为一个严肃的地理学家却大谈乌托邦的背景；从大的方面看，是定位今天的知识立场、是理解我们今天现状以及可能未来、从而亦是理解整个历史及其动态趋势必然要涉及的基础性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后，无论是国际还是中国，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境遇，市场竞争力、GDP、良好的投资环境等等问题普遍地锁定了人们的眼光，以资本增量为目标的发展及其经济自由化的方式快速地成为压倒一切的价值选择，而对上述问题的考量必然带来对这一氛围的质疑。这构成哈维创作本书的直接背景。需要指出的是，其他社会批判理论也是围绕这一背景运转的。哈维著述的可贵之处之一在于，他不是简单地质疑与批判，而是始终把正面主张和建设性意见置于自己研究的中心地位。20世纪70年代初转向社会主义立场之后，他坚持不懈地对城市化经验进行研究，对城市化进程中以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为主要代表的多重力量之间的斗争进行深入分析，既形成了多个引人入胜的具体个案研究（法国巴黎和美国巴尔的摩），也在整体上对现代空间重组和文化经验提供了有重要影响的判断（如“时空压缩”理论及其对后现代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努力以现实需要和可能条件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在理论分析视角和价值选择（即他所言的政治学）上的发展。空间，既是其批判的入口，又是其在建设维度上与其他权力话语进行竞争的基地。
正是在上述理论路径中，他需要重新面对整个乌托邦传统。因为这一传统显而易见是通过诉诸一种与现实相反的空间定位来介入或干预社会历史进程的，而在今天则似乎失败了。当然，重新审理乌托邦传统，并非只是为今日进步政治学寻找某种知识学的历史依据。更重要的是，在撒切尔“没有其他选择”这个口号所描述的政治氛围中，总结以静态空间为目标的传统乌托邦之失败是重新定向进步政治学的首要前提。《希望的空间》在这两个方面都体现了极为重要的洞见。一方面，在他看来，以莫尔《乌托邦》为代表的空间乌托邦传统并非旨在为未来提供确定的蓝图，而是为了审视当下时代的荒谬，并坚持事情可以而且必须变得更好。在这里，他显然抓住了两个重大的问题：其一，乌托邦的诞生及其基本目标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开放未来，这决定了乌托邦批判的价值；其二，乐观主义（以及进步主义）态度，不仅是乌托邦给我们提供的财富，而且是任何一个社会朝向更加公正、平等和美好的必要的历史态度。另一方面，他把“以时间消灭空间”的资本主义发展逻辑亦视为某种乌托邦———即社会过程乌托邦———的具体化，从而解释了整个资本主义对空间（地球面貌）重组的性质。这两方面都不同程度被当代人所忽视。特别是在后一方面，强调资本主义制度“自然”性质的主流社会科学和把资本主义视为历史过程的传统批判理论之间保持着惊人的一致，而结果则是同样地否定资本压倒劳动这一历史过程是资本主宰空间建构权力的基础，也因此进一步解除了为获得更加公正空间的阶级斗争在当代对抗资本积累物化空间过程中的作用。在哈维看来，这正是当代进步政治学的缺陷和困难所在。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他简单地回到一种非此即彼的阶级斗争逻辑中，因为，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的前提上。这个前提是他借助包括福柯话语理论等前卫思想资源以及通过对整个辩证法传统的再理解而达及的。在《公正、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一书中，他论证了这一历史叙事的核心框架，把信仰—价值—欲望、话语、权力、制度、物质实践和社会作为解释社会过程的六大要素，以这些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解释整个空间重组的历史轨迹和展望未来可能的世界。尽管在显著的层次上哈维似乎突出了意识（动机或意图）的作用，但他并非简单地回到传统一般主体性哲学道路上，而是强调了这样一种历史经验———即围绕定义制度、体制（即空间）甚至历史本身（即过程）的斗争决定着整体的社会面貌。这正是其“人民的地理学”这一战斗性口号的历史支撑。在理论上，结果便是重新定位乌托邦本身，在直接的意义上完成了一个黑格尔式的“三段论”，经过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即作为正题的传统乌托邦，它是一种主观的价值要求）到社会过程的乌托邦（即作为反题的资本组织空间过程，它是一种客观现实），最后综合为辩证的时空乌托邦（合题）。
二
如果说哈维从辩证时空乌托邦角度强调了当代社会构型只是人类不同时空规划斗争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那么，探寻未来可能世界，焦点问题便是作为历史过程结果的当代社会空间的内部斗争。这正是《希望的空间》核心主题之一。在这本书中，他把自己早先探索的理论成果充分地融合到“不平衡的地理发展”这表述中，并由此阐明当代“全球化”的实质，批判新自由主义乌托邦运动。可以说，不平衡的地理历史轨迹构成哈维通过空间寻求希望的落脚点。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不平衡发展”是当代理论和实践所遭遇的核心问题之一。或者说，正是当代同质性（作为新自由主义政治规划和资本积累地理过程）的全球化与多样性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使我们认识到，这是历史解释和当代政治实践的基础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在传统单线型或决定论的历史视角中被极大地忽视了。由于这个问题本身的复杂性，我们无法在此展开详细的评论。一种对理解哈维有益的简单描述是：不平衡发展是多种共存文明发展的机制和后果，因此亦是今天全部（从经济、政治到文化）实践所面临的基本条件和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在更广泛的历史视野中，这一点是由文明的多样化起源及其路径依赖决定的，它表现为历史的多样性。而从这一角度入手，我们便能够理解当代知识学为什么会产生如此众多在表面上具有冲突性的话语，而它们为什么又几乎都围绕着“差异”（“认同”、“身份”等则不过是不同的表述而已）这个中心运转。18世纪以来，借助于历史规律的齐一性/非齐一性，这个问题已经较为广泛地出现在历史学的视野，例如，伏尔泰以来整体史观在历史学内部要完成的便是克服中心主义偏见达及对多样性的尊重（最近的重大努力是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提供的）。而20世纪的人类学，无论是英国泰勒传统还是美国的博厄斯传统也都包含着这种冲动。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后现代主义反宏大叙事和反本质主义激发，知识界从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出发在元理论层面提出对中心主义的质疑（例如怀登·海特），也从具体的个案审理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后果（如萨义德有关东方主义研究），实际上都倾向于为历史多样性打开空间。我们看到，在此，实际上，作为历史发展机制的不平衡问题转化为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之政治问题。
有趣的是，尽管哈维是以一名实证主义地理学家的学术身份进入马克思主义知识学传统的，而这是以在共时性空间视角中引入历时性维度为前提的，但是反过来，在理解并推进马克思主义表述的过程中，他的路向恰好与历史性偏好相对，突出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之地理维度缺失，从而提出以“历史—地理的唯物主义”来“升级”马克思主义的见解。在新的见解中，不平衡（的时空）发展问题便构成他的时空过程辩证法理论的中轴。当然，在就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共时性维度的突显，实际融合了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实践上，第二国际时代国际工人运动的曲折发展、俄国“十月革命”、二战后以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结合为特征的反殖民斗争、“第三世界的崛起”、中国道路、拉美经验直至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和前苏联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等等，所有与社会主义或其他替代资本主义实践相关的经验无不涉及空间问题———由历史不平衡发展所造成的复杂多样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与这种经验一致，自第二国际有关帝国主义的争论、卢森堡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等其他派别围绕资本积累问题的争论、阿明的“不平等发展”理论、多斯桑托斯等马克思主义的依附理论，以及以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论等等，无不在宏观历史叙事上突出了空间问题和共时性分析，从而要求把对未来进行预见的前提从历时性规律的强调上转移到共时性矛盾分析上。
这些问题构成哈维“历史—地理的唯物主义”表述之宏观背景，并且亦是最终需要面对和分析的问题，尽管他显然不是直接从这一背景出发的。由于地理学家这一特殊背景，他直接的入口是以城市化为焦点的现代社会之时空构造———这是与上述宏观历史背景同样复杂的现代社会之微观机制问题。从1973年公开发表《社会正义与城市》一直到1996年《自然、正义和差异地理学》，尽管对资本主义时空生产过程的替代是引领其理论深化的基本目标，但不是这种替代的策略而是这种替代的经验依据和当前可能性始终是其研究的焦点。这在某种意义上有点类似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旨趣———从资本生产和内在矛盾出发宣判它的终结。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哈维研究的另一个重大特征，即对时空过程辩证法元理论的强烈兴趣。这是因为，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分析一样，对商品生产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的解剖，需要对全部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本洞见。在马克思那里，这一洞见是以物质生产历史运动为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曾经被不恰当地解释为“经济决定论”；哈维同样坚持马克思生产方式分析的基本思路，但他把生产方式扩大为社会空间，从而维护在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处于焦点位置的阶级斗争理论，在他看来，正是资本积累（即经济）和阶级斗争这两个维度及其之间的矛盾构成空间生产的基本机制。在其对资本主义城市化历史经验的理解中，我们看到，他的论证确实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三
基于时空过程辩证法从空间生产角度来改善当代人类状况，哈维的这一视角面临的问题不会比任何传统理论（无论在性质上是乌托邦的，还是科学的；在旨趣上是辩护的，还是批判的）更少。因为，“改善”不是一个静止的目标，“状况”也越来越复杂，否则人类历史终将停止，而全部的理论亦将失去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无论评论哈维还是其他类似的理论家，焦点不在于他似乎出其不意地去占据“乌托邦”这个位置是否具有完美的或无懈可击的理由，而在于他是否确实为人们探索这个问题打开了空间。
答案是肯定的。他使我们在理论上看到，在宏观层面上，简单的“告别乌托邦”和“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的终结”之论都是其称为“退步乌托邦”（degenerate utopia）的致命的理论征兆，在逻辑上与“没有选择”同出一辙；在微观层面上，当代城市空间的重组则是一种“物化的乌托邦”（materialized utopia），甚至由房地产开发所推动的各种新型封闭性高尚/精英/大众住宅区也是一种“私托邦”（privatopia）。在所有这些层次上都贯穿着基本矛盾：由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空间物化和人们幸福生活的追求之间冲突。这一矛盾并不能在一个静态空间形式中得以解决，而只有在一种辩证的时空乌托邦理想中才能够得到理解并加以协调。因为正是人类历史地理之不平衡发展产生了这一状况，并为之解决提供了可能性。
在以不平衡地理发展为中轴重申辩证乌托邦理想时，哈维通过空间规模和空间差异的生产这两个理论维度把对解释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轨迹和探索进步政治学之双重任务联系起来考虑，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理论表述。撇开那些复杂的理论论证，我们看到哈维只不过提醒我们：在生活环境不同等级（例如从个体、家庭、社区、城市、民族国家和全球等层次）和具体生活过程不同侧面、环节（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方面，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不同环节）上，存在着巨大的多样性，而每一个人又只是生活在一个嵌在上述复杂性之中并向其开放的特殊情境中（即他所言的“剧场”之中），在追求美好理想的时候，需要我们立足于自己的“剧场”，同时照顾其他“剧场”。这事实上是全部解放政治以及现实权力政治所直接面对的基本历史条件。在他看来，对解放政治学来说，“向不平衡发展这个概念的转变将有助于重视真正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及迫切需要联合的多重战斗的特殊主义反抗运动本身所固有的政治潜能”。从宏观角度看，这是对整个20世纪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解放）道路之缺陷的批评；从微观角度看，这是对当代全球化背景下那些以后本质主义的后现代差异话语为基础的华而不实的激进政治学以及与之相反的缺乏普遍性追求满足蝇头小利的短视政治学的批评。这正是其反复引用英国左派学者雷蒙德·威廉斯的“战斗的特殊主义”口号的用意（这个口号很容易使人想起列宁的“战斗的唯物主义”口号），其意也即是在一种“适当的”规模之上寻求把各种特殊利益结合起来的争取反对普遍物化和资本统治的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我们亦可以说，这正是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从立足一个“根据地”争取“全球”解放的政治冲动。在哈维看来，这正是《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力量之一就是致力于把目标相异而又多重的各种各样的斗争综合成一个更加普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
这似乎回到了贯穿整个20世纪的老生常谈，但这确实也是解放政治学的基本问题所在。在这里，哈维并非泛泛总结经验，因为与这种“战斗的特殊主义”相伴的是那种政治乐观主义，它坚持认为通过对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理解才使得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当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激烈矛盾，从而为重新定义政治行动打开可能的空间。在寻求那种把各种特殊利益彻底地结合起来的道路中，哈维从不平衡的地理发展出发，提出在作为政治人的身体与全球化之间沟通的可能性，即把具体的劳动权利、生活方式选择权利与“政治的普遍性和全球主张”（如《联合国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等）结合起来的做法。
尽管实际操作这种政治学时仍然存在着巨大的难题，但是在总体上，下列意义却不会因为存在着难题而被贬损：
当替代景象———无论如何富有幻想———为塑造强大的政治变革力量提供资源时，人们不断地改变世界的努力就有一个时间和地点。我相信我们正好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无论如何，乌托邦梦想不会完全消失。它们会作为我们欲望的隐藏能指而无处不在。从我们思想的幽深处提取它们，并把它们变成政治的变革力量，这可能会招致那些欲望最终被挫败的危险。但那无疑好过于屈服于新自由主义的退步乌托邦理想（以及给予可能性如此一种不良压力的所有利益集团）、胜过生活在畏缩和消极的忧虑之中以及根本不敢表达和追求替代欲望。（《希望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0）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提供搜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