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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着眼于明清文学与明清文化的关系，以20世纪以来的明清文学史研究为背景，对明清文学史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和个案的分析。作者首先从总体上概述明清文学史的构成特点以及明清文学史研究的成果、难点和意义，然后从纵的线索上梳理明清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横的方面考察明清文学与明清政治、经济、思想之间的密切关联，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就作家研究、文本研究、文学史研究三个方面，讲解如何进行明清文学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作者在讲授时坚持三个原则：一是“泛而不专”，即以宽泛为主，而不以专精见长；二是“大而不小”，所选专题都具有较大的涵盖面，而不是专注于某一研究点的；三是“实而不虚”，问题的提出和展开大都实实在在，以大量的实例为证明，并与学生进行切实的对话。因此全书视野开阔，文史兼融，信息丰富，观点明晰，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体现出作者深刻的睿智和澎湃的激情。

文：张德建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5期

　　郭英德先生近些年为古典文学和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了一门“明清文学史研究”的课程，本书就是他在郑州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两次讲演及其他学术讲座的录音整理。全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思考方式，并形成了一整套提出、处理问题的学术方法，并上升到思维论的高度上。

　　其一，“问题”不等于理论。明清文学的丰富状貌决定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和方法不论是古代的还是西方的都可以采用，但理论有它产生的特殊文化语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工具，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某种理论去解决问题，更不能将理论等同于问题。郭英德先生主张在采用西方理论时采取一种简化的办法：“学习它的一种基本的观念，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学习它的基本操作模式、操作方法，但是舍弃它的那一套很烦琐、很严密的程式。”这是一种将理论问题化的方式，事实证明，这是比较好的方法。例如，当前古代小说研究中常用叙事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如果注意到明代小说创作中的“熊大木现象”，问题就可以提得更细致，就会注意到叙事者与作者的区别，就不会将理论条理化、概念化，生搬硬套。

　　其二，问题与新见。一个问题是否成立，是不是伪问题，从问题入手能否提出新的有价值的见解，是衡量问题本身意义的一个基本向度。明清文学研究被太多的成见、偏见包裹着，重复旧有的见解毫无价值，从问题入手，提出新的见解才是学术研究的核心价值所在。

　　其三，问题从文本中来。古代文学研究既是文学的研究，也是历史的研究，脱离文本便不能产生问题。从文本中追问出问题来，是郭英德先生在本书屡次提到的一种基本方法。如书中谈及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时，指出李东阳将台阁文风普及化了、平民化了，问题是李东阳如何将台阁文风普及化、平民化了？“台阁之文老是台阁人写的，老是歌功颂德，不合适，现在我不歌功颂德的时候，也能用这种典雅正大，雍容和平的格调来写诗写文，这才是更高超的办法。”这种提问方式是从文本中读出来的，不是凭空想象或人云亦云。

　　其四，提出问题的方式。我们的研究往往存在着不假思索地使用大量概念的现象，不对概念本身进行反思，不对概念所依据的社会历史状况进行辨别。就此，郭英德先生提出，去除学术界这一根深蒂固的弊端的办法是提问方式的变革，即“你提问时越具体越好，而不是越宏观越好。提问一宏观，往往就被卷进这些概念当中；如果具体的话，就可以避免被卷入这些概念当中。”如郭英德先生形象地将明清出现的一些经济结构、生产关系的变化比喻为吹气球：“他们只是把气球吹大了，但绝对不吹破，也吹不破。当时人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不用吹，我给气球充入氢气，它就可以飞起来。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只是把气球吹大，这是明清时期经济上的一种特点。”资本主义萌芽的艰深问题就这样给解析了。

　　该书保持了实时授课的原貌，讲授时的现场性、生动性都完整地体现出来了。比如先生在讲明清文学史分期时，就曾用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把文学史分期比喻成切鱼，什么地方是鱼头、鱼尾，各有各的切法，没有绝对正确的切法。再比如，在讲到明末清初的研究时，郭英德先生曾提到“明清之际已经是一个很痛苦的课题，明清之际的士大夫更是一个痛苦的课题。她（社科院的赵园先生）做这个课题，做得人都非常憔悴了。每次开会看到她，我都感到非常伤心———她太憔悴了。”这种课堂上的感慨不正体现了学者之间心灵的感通吗？学术本来就是心灵的运动，只停留在技术层面的研究，哪里会有什么痛苦的感受呢！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