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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五先生，一生九十二年，做了许多事情，是个有许多才能的人。纵横跨越中国教育、政治、出版、文化等多个领域，一生著作八十多部的学术“通人”，当代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奇人。 在「自传」方面，他写了《岫庐八十自述》与《岫庐最后十年自述》两大巨着。而「王云五」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最准确莫如阅读他的自传，尤其是《岫庐八十自述》一书，着述其一生最重要的一阶段。原书五十章，一百多万字，记录非常详细，因此节录成二十余万字以便阅读，使两岸的中国人，进行多方面的研究。

文：王晓渔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王云五是出版家，但在大陆，他似乎以发明家而著称。公众大都知道他是四角号码的发明者，却不太清楚他在出版史上的成就。这当然不能归咎于公众，因为关于王云五的著作实在是非常有限。王云五后来从政、位居国民政府高官，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首要战犯名单中，他忝列第十五号。但是这么一位“半路出家”的战犯，无论如何也称不上“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批也不是、夸也不是，最后的结局就是被雪藏。

　　现在，连战回来了。江西教育出版社也开始推出“王云五文集”，已经问世的有《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然而，我最期待的是王云五的回忆录《岫庐八十自述》，得知它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就赶往书店。等我见到这本书，却有些犹豫，原因无他，只因在封面上看到三个字“节录本”。王云五的公子王学哲在“缘起”中解释说，原书有50章、100多万字，考虑到其中许多文件、书信、记录及档案等“对于普通一般读者可能不发生兴趣”，因此将这本书节录为20余万字。

　　“瘦身”之后的《岫庐八十自述》，“普通一般读者”就会感兴趣么？对此我很是怀疑。虽然对王云五有所耳闻的读者越来越多，但此类书籍的购买者当以图书馆为主，其次是一些专业或者准专业读者，他们对于资料性的需求远远超出可读性，而节录本犹如鸡肋、聊胜于无。狭义的“普通一般读者”更愿意读《我怎么读书：王云五对青年谈求学与生活》(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更为广义的“普通一般读者”对于这种文史书籍恐怕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最多也就是读读易中天。

　　在寻找《岫庐八十自述》的时候，我在书店见到新版《西洋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这本书我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里曾经提到，当时看的是1998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万有文库”版。仅有10年之隔，这本书严重“增肥”，本来是口袋本，现在变成了厚厚的板砖，险些认不出来。作者陈衡哲已于1976年去世，不可能再作增订。对照这两个版本，新版增加了一些插图和译名对照表，主体部分并无太大出入。定价却从10.7元变成58.00元，扣除同期物价上涨因素，这个变化也是惊人的。图书“增肥”并不是第一次碰到，但这种面目全非的效果，我识见有限，还真有些大惊小怪。

　　新版《西洋史》属于东方出版社的“民国学术经典·西洋史系列”，一起出版的还有一度难觅踪影的赵廼抟《欧美经济学史》。看到《西洋史》的“增肥”版本，我对其它几本也不敢问津了，价格事小，占用我书架上有限的空间事大。大约10年前，东方出版社就曾推出一套主要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十年后重续前缘，也算一段佳话，只是希望不要成为“增肥”的佳话。

文：朱恺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0月

　　说到王云五，任何一个具有高中文化以上程度的人都不陌生，尤其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学生们天天背着“横一垂二三点捺，叉四插五方框六”的四角号码检字口诀，在那个汉语拼音和义务教育还没有完全确立的年代，四角号码检字法对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进行了最初的文化启蒙，使他们能够进行最基本的阅读和交际。

　　那么，作为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发明人，王云五又是什么样的呢？说他是学者，他一生当中却有相当一段时间在从政，最高职务做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副院长；说他是政治家，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化气质使得当时某些文化人都黯然失色，而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却是作为一位出版商。而国内长时间对王云五的误读，让人们过多地注重了他的政治意义和学术意义，却忽视了他的文化意义。

　　这本《岫庐八十自述》是王云五在去国多年以后写下的回忆文字。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上，无论你从哪一种角度去研究和透视，都没有办法避开王云五不谈。一位在出版界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当代出版人只是想过的事情，王云五先生在几十年前都做过了。1921年9月,王云五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接替高梦旦担任编译所长。王云五接任后,以“教育普及”和“学术独立”为出版方针,使得商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重镇，他还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东方图书馆的几十万册图书就是按此分类法进行分类的。可以这样说，他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同时，他将西方现代的企业管理思想引入了商务，给商务带来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在那个文化人耻于谈钱的时代，他的现代企业运作方式、他的追求利润之举虽然为他带来了道德上的恶名，他却为出版界所接受，他的成功不仅在当时，即使是在今天都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他在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文化面临重大转机的时刻，走进了中国现代出版业，走进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他的这种学者兼商人的双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对后世影响深远。

　　王云五将自己在出版事业上的成就概括为三个字：“四百万”。其中“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百科全书；“万”是“万有文库”。略通学理的人一眼就会看出，王云五先生的出版理念正是根源于早年的文化积淀。像他对于文献检索的重视和研究，当然是受到西方百科全书学派的影响。

　　然而，一位好的出版家不一定就是一位好的政府官员。抗战结束后，王云五应国民政府的邀请，出任经济部长，制订了在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金圆券”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民怨沸腾，给国民政府经济的全面崩溃压上了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在书中，王云五对这段历史也没有回避，而是客观地记述了事件的经过，并且承担了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作为一个无意闯入政坛的文化商人，能反思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在我看来，他在战争年月里给中国社会提供书本，唤起民众的觉醒，足以将他后来的一切败笔掩盖。

文：柳已青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11月

　　“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这是上世纪30年代《纽约时报》对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最高的评价。我相信，每一位读书人、出版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商务情结”，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1921年中秋节，王云五在胡适推荐下进入商务印书馆，在商务张元济、高梦旦两位先生的支持下，主持编译所，着手制定编辑出版《万有文库》。王云五堪称大出版家，有远见卓识，也有襟怀抱负；擅长科学管理，也有力排众议的魄力。他组织全国学者出版《大学丛书》300多种，主编《中山大辞典》，出版《万有文库》，影印《丛书集成》，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王云五自传《岫庐八十自述》是一本迟到的书，尽管姗姗来迟，毕竟来了。最近，看《万象》上的广告，江西教育出版社要出版《王云五文集》，令人欣喜。

　　王云五有记日记的习惯，所以他的自传《岫庐八十自述》是皇皇巨著，并不偶然。原书50章，100多万字，详细记录了王云五一生的各个阶段。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是由王云五先生的公子王学哲节录而成，只有20余万字。虽然大量的史实无缘过眼，但窥一斑而知全貌，这本书总算对王云五的传奇人生有一个大概了解。

　　王云五是一个小学徒出身，受正式学校教育不过五年，他的学问全是通过自学获得。没有文凭，却在同文馆、中国公学做英语教师。王云五在中国公学任教时，认识了小他两岁的学生胡适，两人成为朋友。胡适赞扬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全书”。王云五自20岁起，用了3年的时间，读完《大英百科全书》，可谓博览群书，杂家的知识结构，为他日后从事出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王云五的学问人生和道德人品，完全是发自内心的赞美，而非溢美之词：“王云五是一个完全自学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他是一个符号象征，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的奋斗成功的故事。”这样解读王云五的一生，当然可以，有人把王云五和美国的富兰克林相提并论。

　　可是，王云五的一生，也是20世纪中国文人从政的一个失败个案。抗战结束后，王云五应国民政府的邀请，出任经济部长，制订了在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金圆券”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民怨沸腾，给国民政府经济的全面崩溃压上了骆驼背上最后一根稻草。对此，王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在《八十自述》的“结语”中说，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然后是教育；而其他社会活动，“公务政务殆如客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