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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几乎所有无害的性行为都得到公开的宣扬，也几乎所有的性行为都被学者著书讨论殆尽，但当手淫这种最简单、最无害、也最普遍的性行为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时，却难免使人感到尴尬、不安、甚至觉得有些过激。

手淫也许可以算是性学研究中最后的禁区，它绝对不是早先蒙昧年代里的主流性文化。古典时期对手淫不屑一顾；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对性行为的教导中，手淫也很少被提及。事实上，把手淫作为一个严肃道德话题来讨论，可是在文化史上追溯到一个十分精确的年代，这是十分罕见的。

本书作者拉科尔认为，1722年前后由匿名作者编写的《手淫》的出版正是标志性的分水岭。手淫文化是启蒙运动的产物，它不仅被启蒙时代那些著名的学者广泛关注，而且被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深深影响。因此，我们可以说，对手淫文化的研究是现代意义上的。对它的探讨感到忧心忡忡的并不是那些保守分子，而是那些所谓的进步人士。手淫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性行为，无论对成年男女、还是少男少女都具有重大的道得意义。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范围甚广。对手淫的讨论从《圣经》开始，一直到第三次妇女解放运动、概念艺术和网络对手淫文化的影响。该书向读者解释了这种曾一度被认为是低贱而暧昧的性满足行为是如何成为矛盾综合体的全过程，向读者展示了手淫是集现代人性价值和商业社会价值、个人道德自治和隐私，以及创造力和想像力于一身的最佳例证。

文：罗豫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拿到这本《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时，腿上的蚊子包正在隐隐作痒。关于痒，有人喜欢自己挠，有人喜欢别人挠；有人喜欢同性挠，有人喜欢异性挠；有人一痒就挠，快哉爽哉；有人咬牙忍住，慢慢也就不痒了。

　　剥洗干净的性需求，和痒类似。解决这一需求的方式，也无非上述几种。然而性毕竟比痒多点什么——由于牵涉传宗接代、种族繁衍的人之大计，它在文明中浸染数千年后，注定很难被剥洗干净。茹毛饮血、朝不保夕的岁月中，旺盛的性欲是保证种群数量的重要手段，然而在物质进步、人满为患的时代，它却直接导致了众多社会和伦理问题。

　　手淫的历史，或许可以追溯到猿人的直立行走。手的解放，不仅使得工具的使用和生产的发展成为可能，也让他们不需要抱在树干上蹭自己的下身。然而手淫在公共领域被正式谈论，按照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历史系教授托马斯·拉科尔的看法，不过始自十八世纪初。他从医学、历史、神学、心理学、文学等多个领域浩繁的著作中寻找到众多关于手淫的描述和论断，写就了这本颇具野心的书。在我看来，手淫的文化史，就是一种生理现象如何在文化生活中被曲解、被复杂化的历史。
　　
　　手淫进入公共话语
　　
　　拉科尔的叙述从1712年开始。当时，一本书名冗长的小册子在英国匿名出版，江湖医生借这本讲述手淫危害的书推销价格不菲的手淫特效药。关注一下今天这本《手淫文化史》在不少书店跻身畅销排行榜，就不难想像300年前那本小册子在欧洲的传播盛况。

　　在此之前，手淫很少被人公开谈及，许多情况下尚被默许。正如书中所说：“早在十七世纪初期，路易十三的医生就曾毫不在意地向世人介绍，路易十三小的时候总是哭闹，每当这时，奶妈就会拨弄他的小阴茎使他安静下来。对于这种公然的手淫行为，这位医生并没有进行任何谴责，尽管他对于当时宫廷里的淫乱之风颇为痛恨。”

　　这本小册子出版之后，手淫一再进入公共话语领域，不仅被认为对健康有害，还常常被看作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1793年，革命激进分子在对玛丽·安托万内特女王罪行的指控中，就曾攻击她教唆她的儿子、年仅九岁的皇太子进行手淫。而在哲学巨人康德看来，手淫比自杀性质更加严重，因为它违背了理性准则：自杀只是对个人生存规律的违背，而手淫是对更高层意义上的种族生存规律的嘲弄。
　　
　　手淫的悲欣遭际
　　
　　在那个时代，医生成了道德裁判，而手淫成了各种疑难杂症的替罪羊。年轻男女被监视，各种防止手淫的器械暗暗风行，正如当代社会各种辅助手淫的器械一样。手淫过程中幻想代替真实所起的作用，成为专家攻击手淫的一大理由。

　　是幻想导致了手淫对身心健康的危害么？这实属社会意义上自我暗示效应的结果。拉科尔引述十八世纪医学界泰斗约翰·亨特的观点指出，如果想像导致身体虚弱，那是因为手淫的人想像了那些毛骨悚然的手淫危害，而非想像了虚幻的性对象。手淫有害的观点导致手淫被压抑，这种压抑带来的害处又被看作手淫有害的支持证据。

　　在当代社会，手淫莫须有的罪名已基本被洗清。虽然手淫问题的核心发言人还是医学专家，但他们的论断比几个世纪前有更充足的依据。甚至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手淫不再是罪恶，而被看作个体心灵发展的必经阶段。人们看待手淫的视角，逐渐转向积极一面。现代文化对自我意识的追求又使手淫成为自由、自爱、自我满足的一个手段。在思想躁动混乱的二十世纪，手淫又和女权运动纠葛不清，在拉科尔看来，手淫正是“第一个在民众中普遍存在的、两性机会均等的恶习。”
　　
　　泛手淫和孤独
　　
　　说罢传统意义上的手淫，拉科尔没有忘记将这一概念推而广之。书中他热衷引用拜伦对济慈诗歌的评价：“精神错乱的想像”，“是一种对心灵的手淫——对想像力的手淫”，“对人类智慧的亵渎”，“诗歌的手淫行为”。倘若私下的阅读也成了一种手淫，那么悄悄翻开这本《手淫文化史》并获取阅读快感的读者，都将有幸成为拉科尔所界定的手淫者。

　　概念泛化之后，手淫在拉科尔眼里又有了新的罪名：“孤寂本来应当是纯洁的，手淫者却将肮脏的秘密带回了孤寂之中，玷污了孤寂。”不过如此庞大的话题，不仅超出了手淫的本意，也超出了全书的承载能力。大多数人依赖手淫，不过是因“它方便易行又不花钱，在时世艰难时也可行”。至于他们对于手淫的困惑，也早已被著名性学家伊万·布洛赫所洞察：手淫是良性的，而过度手淫却不是，但不幸的是“二者之间很难界定”。

　　就此看来，在当下这个追求自我和感官享受的时代，泛手淫现象实在数不胜数。电视、电影、游戏……任何不需他人帮助就能获得的快感，都会被拉科尔归入“手淫”的名下。但须注意的是，此刻问题的焦点已从“性”转移到了“孤独”。形形色色的手淫否认了人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必要性：“人们虽然不再认为自我性行为会威胁健康，但却认为其存在不仅排斥了社会所认可的恰当的性行为、排斥了恰当的社会交往、也排斥了社会秩序本身。……手淫代表了文化的崩塌，代表了向最原始欲望的蜕变、向最低级喜悦的蜕变。”在文化忧虑论者的眼里，未来世界的图景恐怕正与电影《黑客帝国》中的不谋而合：人长在蛹状的躯体中，毕生在幻想的世界里“手淫”。假如人们真的利用泛手淫实现了自给自足的个人主义乌托邦，这种不需要借他人之力就能满足的快感，最终将使整个社会土崩瓦解。　　

文：邓金明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8年2月

　　上世纪80年代，西方史学界发生了一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转向”的结果就是诞生了“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这股新潮声势颇为浩大，不仅是传统的历史学家，一些哲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文化批评家也都参与其中。与传统史学关注政治、军事、经济、人口这些“大历史”不同，“新文化史”更关注“小历史”。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就认为“新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包括：物质文化史（如饮食、服装、居所、家具及其它消费品如书的历史）、身体史（包括性史、姿态史、情感史）、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及他人等的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研究政治态度和政治实践的社会史）、语言社会史（包括侮辱史、礼让史、行话史、谈话史等）、行为社会史（如旅行史等）。其中，“身体史，与性态史、性别史相联系。米歇尔·福柯自然是其先行者之一。福柯之后，身体史继续扩大其研究领域并呈多样化趋势，现在其研究包括姿态史、性史(目前更多是男性史)以及情感史特别是恐惧史和幽默史。”最近在国内出版的美国学者托马斯·拉科尔的《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Solitary Sex: A Cultural History of Masturbation）一书，便是这样一部精彩的身体史——性史著作。

　　正如福柯发现人类的“性”并非自然物一样，拉科尔也发现人类的“手淫”是一个历史建构过程。“手淫”与其说是一个自然的性学医学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问题，对“手淫”的探讨纯粹是一个现代性问题，虽然在18世纪以前这种性行为毫无疑问就已经存在了。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揭示的那样，（西方的）手淫文化的历史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在18世纪初期，手淫这种个体性行为被理解为是展现个人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表现。它好比一个十字路口，成年男女或少男少女如果缺乏细心的照料和正确的引导，很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归路。在那里，他们所体验到的快乐、幻想以及自我投入都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选择虽不至于罪恶深重，却会导致病态和堕落，因为它是一种不受宗教所控制的恣意妄为。之后，弗洛伊德的学说带来了一场革命，也使手淫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手淫不再是一个会将人引入歧途的十字路口，而是一个人必须以正确的方式经历的一个阶段。每个人都要经历这样的挣扎，摆脱这种自体性游戏的影响，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自我。而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手淫文化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手淫行为被认为是自恋、自爱的一种体验，也是自我满足的一种形式，它使每个人在与他人形成各种关系的同时，不会丧失自我。这种曾被哲学家认为是自我毁灭的行为，现在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成为实现自我的手段。从“被动的我”，到“我自己”，再到“主动的我”，手淫文化经历了这样一个递进，这也是为什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纽约时报书评》上为《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一书作评时，题目是Me,Myself,andI。手淫，即便是在今天，也是一个令人尴尬的话题，如果不是一种禁忌的话。格林布拉特曾谈到拉科尔在哈佛举办手淫文化的讲座时，在校内外所激起的种种古怪反应。他感叹当今的西方社会，“食屎癖没使他们忧虑，肛交没让他们退缩，乱伦甚至让他们兴奋——但是手淫：拜托！什么都可以谈，就是别谈这个。”西方是如此，中土更不例外。早在1926年，北大教授张竞生利用寒假征稿，收集各大学学生的性经历，出版过一本《性史》，算是中国人最早的性学报告，其中就探讨了大学生青春期的冲动与自慰问题。可惜这部著作在国人中引起轩然大波，让张竞生一生声名狼藉。最近的事例则是鲁迅日记中有关“濯足”的记载所引发的笔仗。有人认为，“濯足”系自慰或其他性行为的隐语，而鲁学专家赶紧出来辟谣，说“濯足”就是洗脚，“不应作其它的奇想和发挥”。虽则鲁迅先生讥讽过国人，“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但是，现今一些道德家谈性色变、对伟人性事更是惟恐避之不及，恐怕亦非正常吧。“无情未必真豪杰”，圣人即便手淫又有何妨？在认识性、认识人类自身上，“奇想”和“想像”固然不对，但是舍弃求知的精神，凡事抱着“无知还无所谓”的态度，我们为此吃的苦头还少吗？至少，就我自己来说，18岁时，给我一本《孤独的性：手淫文化史》的话，我的青春期会好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