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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作为武侠小说领域的一代宗师，可谓誉满中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但作为一代报人，却为人知之甚少。其实，正如金庸自己所言《明报》才是他毕生的事业与声誉。本书截取1959年金庸离开长城电影公司创办《明报》，到1994年辞去明报企业集团荣誉主席的这段时间来研究。详细阐述了《明报》从一份都市小报伴随香港和大陆的时局变幻发展壮大为华文领域一份政论性大报的过程，以及此过程中，特别是三次大的发展机遇面前，金庸对《明报》的驾驭和作用。不仅如此，本书还以《明报》为中心，结合上溯下延的报业资料，较为翔实地描绘了这个时段香港其他中文报纸的办报特点和香港中文报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很好地填补了香港作为中国现当代中文报业中心断代史系统研究领域的空白。.

文：一泓秋水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9月
　　
　　金庸身上始终笼罩着太多的光环，因此要想看清他并不容易。张圭阳所著的《金庸与〈明报〉》，侧重于金庸和《明报》之间的直接关系，截取了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到1994年辞去明报企业集团荣誉主席的这段时间来研究。尽管作者有心要写出作为报人金庸的独特风采和过人品质，然而，我们只能从书中看到《明报》的成长过程，金庸的形象恰如他脸上挂着的应景式微笑，让人难以捉摸。

　　从一家与人集资的小报，逐渐成长为具有稳定发行量，在香港乃至东南亚颇具影响力的大报，《明报》的成长史的确倾注了金庸的努力和血汗。我们也更能从中看到，在资金不足、经验欠缺等各方制约下，要想办成一份有影响力的报纸，是多么不容易。根据作者揭示，《明报》草创之初，曾经用过犯罪和色情新闻吸引读者的注意。之后，《明报》摸着石头过河，由左派而右派，并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一份知识分子的大报。

　　根据张圭阳在本书中的记叙，金庸曾说：“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不是公众的公器。”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商业逻辑。在现实种，金庸也是毫不犹豫地遵循着这一“商业逻辑”。在学者傅国涌的《金庸传》以及其他有关的著作中都曾说到，多位《明报》原来的员工都曾披露金庸苛待员工，压低待遇和报酬的事实。

　　而从报人理想的角度来看，金庸较之张季鸾、胡政之、储安平等杰出前辈，也有不同。《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闻名于世，张季鸾、胡政之也确实这样做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公报》港版停刊，当时社长胡政之说：“我们吃下砒霜，毒死老虎，以报国仇。”表现了大无畏的民族气节。他们的努力获得了世人的公认，1941年，《大公报》获得殊荣，被授予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而储安平的《观察》杂志，在生存条件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屡次批评国民党当局，最终被封。至今，储安平及其《观察》杂志，仍是中国新闻史上的一座丰碑。从新闻成就来说，张季鸾、胡政之、储安平将成为中国报人永远的楷模。他们关心政治，但是，多的是以新闻为载体为民众而呼。张季鸾、胡政之、储安平从未把媒体看成自己的私器，关注的是公众利益，国计民生，为此不惜开罪当权者；这与金庸把报纸看作“老板的私器”，在商业上左右逢源大为不同。

　　或许，我们不该对他过于苛求——但是，谁叫他写了那些豪气干云的大侠并以此自得呢？

文：陈昌凤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0月

香港是一个传奇。香港历史、香港文化、香港制度、香港社会……香港的斑驳陆离、惊心动魄、明涛暗流、灿烂辉煌，似乎没有哪篇文章、哪本书、哪幅画，能全面而细致地展现过。唯有那日日印行的报纸，用香港每个角落的琐细、每条小巷的悲喜，记载下一幕幕活生生的历史。诞生于香港社会动荡时期、成长并辉煌于社会变革中的《明报》，由一张武侠小报，成为香港最著名的精英大报，她记下的历史尤其敏锐而独到。

《明报》的创办，起初可以说是查良镛（金庸）先生写武侠小说的衍生物。他在《新晚报》上出招论剑不过瘾，１９５９年便自己创办了一份小报。有了一张自己的报纸，就有了一份与社会沟通的媒介，金庸以其干预社会的热情、追求成功的动力，使出他的百般武器，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不久就成功创出《明报》招牌。《明报》与香港共成长，也跟大陆的命运息息相通。１９６０年代经历了大陆难民潮、原子弹爆炸、反英抗暴之后，《明报》以其敏锐犀利、视角独到，声名鹊起。特别是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查良镛以渊博的知识、宏阔的视野，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社评，成为封闭时期中国大陆的一扇明窗，树立了《明报》在竞争异常激烈的香港报界的地位。随后，中英香港问题的谈判和香港政制草案的制定中，《明报》和查良镛先生又被推上历史的风口浪尖。可以说，《明报》是历史的记录者，历史也会铭记查良镛与《明报》。

《明报》与香港社会的变迁有着复杂而深入的联系，其创刊动机、新闻实务、报业理念，都建立在很深的底蕴之上。《明报》及其从业者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报业文化，其组织机制、采编实务、经营操作各个方面，都成为中文报纸的榜样。这部《金庸与明报》，在广泛搜集一手资料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研究了《明报》从一张家庭小报发展到现代跨国企业的过程中，不同时期的组织机制、业务转型，其中不少专业经验和理念，至今仍有相当的借鉴价值。书中不仅用客观中立的笔触，严谨剖析了传媒历史和报业文化，而且从“一人”、“一报”入手，透视出香港错综复杂的历史变迁，折射出大中国的发展变革。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书的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对新闻专业理想的追求、对传媒社会责任的忠守。

香港报纸林林总总，多的时候中文报纸会有几十家、上百家，但港英时期向来是由“少数派”的英文报纸充当政府之喉舌、为官方舆论之主导，中文报纸长期未形成话语优势。可以说，直到《明报》的兴盛，才开始扭转了舆论局势，香港才有了一份“知识分子的报纸”，一份严肃的精英中文大报，一个真正的香港人民的公共论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明报》，起飞与变革时期的香港社会将有多大缺憾，而香港的知识分子会有多么孤寂！也许香港的历史上可以省却许多枝微末节，但在那３０多年里，《明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少的。无怪乎“武林至尊”金庸，放下《明报》多年后，仍自视为报人，谈报人查良镛甚于武侠金庸，并视《明报》为“毕生的事业与声誉”。

《金庸与明报》立论尽可能公允，而人物、故事生动多趣，栩栩如在眼前。这得益于作者张圭阳博士的特有阅历。张博士是一位资深的、充满专业理想的新闻人，不仅有２０多年从事报纸、广播、电视传媒的阅历，同时还是一位卓有学识的学者，他对中国新闻传播史素有钻研，又长期在数所大学兼教，是罕见的横跨业界和学界的成功人士。因此，他的著作既有传媒人的敏锐、热情，也有学者的冷峻、客观。他曾长期为《明报》工作，职至副总编辑，在金庸身边工作多年，对《明报》和金庸因此能“出神入化”。因了这“出”与“入”，《金庸与明报》就有“身在此山”的生动，又具“识庐山真面目”的客观。书中记载了不少“武侠迷”们未知的金庸的另类风采，尽管金庸本人不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观点，但作者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书中并不讳言《明报》老板金庸的“独断”，也录有金庸的“语录”：“报纸是老板的私器，不是公众的公器”。金庸对于作者搜集、研究的《明报》历史，则多有赞赏，认为其忠于历史。

——一部了解金庸、香港乃至中文报业史的必读书　　
　　
文：傅国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
　　
　　本书作者张圭阳博士，系香港资深传媒人，曾任职于《明报》、香港无线电视台、传讯电视及香港电台等，著有《金庸与报业》、《传媒风》、《金庸与明报传奇》、《香港中文报纸组织运作内容》等书。任职《明报》的经历使他熟悉运作，金庸更主动介绍他采访《明报》旧人，都让此书更为可信。　　
　　
　　长久以来，在我们这片泱泱大陆，武侠小说家金庸几乎遮蔽了报人查良镛的身影，那些天马行空、笑傲江湖的侠客形象也几乎淹没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挺立在香江风云中的书生金庸。五六年前，我在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写《金庸传》的时候，读过不少香港等地出版的关于金庸的书，其中最令我欣喜的就是张圭阳先生这本书的初版本，是明报出版社2000年出的，叫《金庸与报业》，这本书是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扩充而成的，本来的题目叫《〈明报〉1959－1992：以综合方式了解一份香港中文报纸》，现在湖北人民出版社面世的《金庸与〈明报〉》不是足本(我简单地比对了一下，有一章整章删除，其他章节也有所删节)，但是基本结构、脉络保持了完整性，通过这个版本，至少大陆的读者可以看到武侠小说家之外的金庸，他筚路蓝缕建立《明报》王国的内幕，看到一个1948年只身下香港的年轻人，如何凭才智、勇气和韧性，在陌生的土地上创造出奇迹的，看到香港社会变化的轨迹和时代风云的变幻，以及一个中国读书人如何应对这一切的点点星光。

　　这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作者态度非常认真，下笔很有分寸，在史料上下了苦功夫，而且始终秉持了客观、中立的原则，写出了一部可靠的《明报》成长史，也写出了报人查良镛真实的心路轨迹，真实的思想、情感、观点。美中不足的是，在涉及大陆当代史的时候，作者显得有些隔膜，有些判断未免简单化了。这本书可读性也很强，处处都有令我们感兴趣、让我们回味的笔触。要完整地了解金庸、香港乃至整个中文报业史，这都是一本绕不过去的必读书。
　　
　　金庸的社论特色

　　娱乐化的武侠小说充其量只是金庸生命的一部分，他生命中更重要的部分是办报、写社评，后者才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他曾多次说，《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和声誉。他的武侠小说是蒋经国、邓小平都喜欢的读物，但他之所以受到两岸三地乃至世界上一些政治领袖的器重，并不是因为武侠小说，而是他的《明报》。从1946年进入杭州《东南日报》开始，他的报业生涯长达半个世纪，从1959年手创《明报》，到1992年控股权转移，他主持《明报》33年，把一家既无资本为后盾、又无政治背景的通俗小报，办成了香港乃至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精英大报。33年间，仅他执笔的社评就有7000多篇。我当年之所以写《金庸传》，主要也是因为他的报人角色。说到底，在报纸上连载的武侠小说只能算是他办报的副产品，他本人也一再表示，“武侠小说本身是娱乐性的东西”，“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正是金庸的大好年华，他一手写武侠小说，一手写社评，在高度商业化的香港社会取得空前成功。他的社评不仅文字出色，常常在就事论事的局促中宕开一笔。还有一大特色，就是喜作预测，而且他预测天下大事常常惊人的准确。他自己说，“我作的许多大胆推断，后来事实大都应验了，并没有重大失误。这不是我眼光好，只是运气不错。”对此，张圭阳的解读更为可信：“这种凭直觉或客观分析来预言，当然有时对，有时错，只是对的时候较多，《明报》也会大做文章，把当日预言兑现了的社评制版，重新刊登，令读者印象深刻；错的时候较少，例如‘文革’期间也有不少分析错了的社评，错了就不提，读者也就忘记了。”

　　金庸的社评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大公报》“文人论政”的传统。他有幸搭上过《大公报》的末班车，年轻时亲身接触过胡政之等老一代报人，虽然为时很短。老《大公报》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深入骨髓的民族感情，面对日本强敌入侵时如此，二战以后，在民族尊严遭到伤害时也是如此。这一点一定程度上也在金庸身上得到深刻的体现。他到晚年还对记者说过，“很多技术问题都是我从《大公报》学来的……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卖，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

　　当然，金庸深知在香港，他与《明报》的选择注定了带有更多的商业特征和功利色彩，他对香港市民心理有较深的体察，即使在评论时事时，也不失商业机心。中国特色的“文人论政”到他身上已是余波。张圭阳一段论述，我觉得极为深刻而精当：“从金庸办报的心路历程，与其说是‘文人办报’，还不如说是‘儒商办报’来得更贴切一点。‘儒’指的是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商’是有企业精神的生意人。金庸也曾说，‘文人要有企业精神，才可以办报’。对金庸来说，他既是‘儒’，也是‘商’；对金庸来说，用‘儒商’一词来形容或许是比较贴切的。”
　　
　　金庸的儒家价值观和民族意识

　　归根到底，金庸和《明报》都是特定时代之下香港这个特定社会的产物，有香港才有金庸，可以说，香港成全了他的梦想，他在很多方面都深受香港这个典型商业社会的影响。但在骨子里他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人。他年轻时学的是外语，直到老年，他宽大的书房里仍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可以说他的内心都生活在传统中，这就不难解释他身上那种刻骨铭心的“大中国主义”情结。张圭阳先生在概括《明报》所表现出来的报业精神时，首先就指出儒家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两点。金庸喜欢《诗经》、《左传》、《论语》这些中国文化的经典，他将自己熟悉并信仰的儒家价值引入社评，使他的笔下常常显得温暖，他对人性和民生的关注也都是从古代经典那里寻找资源。他始终把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当做立言的基础。鸦片战争，早在他少年时代泪水纵横的历史课堂上，就给他的一生留下了磨灭不了的耻辱。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他对香港回归的立场，理解他80年代后的选择和作为。
　　
　　金庸的新闻观

　　金庸在办《明报》之初，就提出在政治上力求中立，信守“明辨是非”的信条，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资助。以后他把“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作为《明报》的报训，他强调独立和客观。董桥曾经说，金庸请他做《明报月刊》总编辑，给他的聘书上就有这样的话，要他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的方针，“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大多数时候，《明报》和整个明报集团确实坚持了这样的理想。正是在这这种办报方针下，他以《明报》为中心，成功地发展出了《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报》等一系列报刊，受到不同层次读者的欢迎，赢得了声誉和市场。

　　金庸有自己的新闻观，他自认为从来没有变化，80年代，当他提出报纸从来不是社会的“公器”，而是老板的“私器”，只代表老板个人意志时，曾引起不同的争议。但他认定，“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并列举了英美著名报刊的例证。在他心中，可以说，《明报》就是他的“一人报纸”，这一点在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中尤其明显。张圭阳的书只是如实地呈现了金庸的新闻观，没有轻下结论，读者可以继续思考。重读《金庸与〈明报〉》，我想表达一个读者对作者的敬意，这是一本信史，如果说《明报》曾经是创办人金庸一个人的报纸，那么，这本书就是张圭阳一个人书写的《明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