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世光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1期
人们往往认为，通俗理论读物的写作属于“小儿科”。读书期间，我也持这样的看法。从事教材编写与编辑工作之后，我才深深体会到，把抽象的哲学理论用通俗的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何其难也！这也促使我有意识地关注通俗哲学读物。
哲学很难“通俗”，不是因为它高不可攀，而是因为它太“基础”；不是因为它遥不可及，而是因为它就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是人们“日用而不知”。“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哲学”就是生活的“味道”，可惜，“解其中味”者实在寥寥。厨艺大师可以用大众化的原料调制出美味，让世俗大众都感觉得到，而不是只做燕窝鱼翅，仅仅让几个美食家在那里品头论足。哲学领域也需要这样的厨艺大师，把深刻的哲学思想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让大众都能读懂、领悟。
哲学的普及需要通俗，但“通俗”并非是把深奥的哲学理论简单化。人们往往容易把“通俗”和“深刻”对立起来。实际不然。正如周桂钿先生所说：“哲学理论，共性是深刻。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深奥难懂，一是通俗易懂（思想深刻又通俗易懂，所以又说是‘深入浅出’）。”（《十五堂哲学课·前言》）可见，“通俗”并不是“深刻”的对立面，好的通俗哲学读物也并不是把哲学理论中深刻的内容剔出之后才变得易懂，恰恰相反，如果丧失了深刻的理论内容和学术内容，“通俗”必然变为“庸俗”，甚至变为“恶俗”，哗众取宠而已，此可谓“俗而不通”。虽然有些哲学普及读物注重哲学的深刻性、学术性，但在“通俗”方面还显不足，它可以受到非哲学专业本科生的欢迎，但很难越过高等学府的院墙“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世俗大众的生活。
普及哲学的途径有多种。经典的哲学史著作是普及哲学的一个途径，但大多数哲学史著作侧重学术性，只有极少数哲学史专家才能把哲学史写得通俗易懂，如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选编精译哲学经典著作是一个途径，如编写儿童版的《论语》；给哲学著作配上插图是一个途径，增强视觉效果，有助于读者理解；用文学的形式编写哲学读物是一个途径，如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威廉·魏施德的《通向哲学的后楼梯》、阿兰·德波顿的《哲学的慰藉》；用艺术的形式呈现哲学思想是一个途径，如蔡志忠的漫画系列；把核心的哲学观念同日常生活事例、历史典故融会贯通也是一个途径，如艾德勒的《六大观念》、钱穆的《中国思想通俗讲话》、周桂钿先生的《十五堂哲学课》。这些途径各有所长，但归根结底，好的哲学普及读物必然是深刻性与通俗性的统一。这也是周桂钿先生反复强调的“高水平的普及”。
高水平的通俗哲学读物必然是学术性的著作。
远而言之。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致力于典籍的整理与文化的传播，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实际上，孔子的工作是把文化普及与综合创新结合在一起，把大众教育和精英教育结合在一起。朱熹十分重视哲学思想的普及工作，直至临终前还对《四书章句集注》的内容字斟句酌。朱熹弟子众多，其中不少自觉承担起普及理学的启蒙工作，如程端蒙编写了《性理字训》，陈淳编写了《北溪字义》，这些现在看起来只是些启蒙读物的小册子，在当时都是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为一体的著作。陆九渊与朱熹同为大哲学家，但朱熹的思想影响更大。除了政治上的因素，朱熹及其弟子重视哲学思想的普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王阳明的思想在明代大放光芒，其思想魅力固然是根本因素，但王门弟子王艮用日常语言去大力宣传王阳明的思想，无疑扩大了王学的影响。
近而言之。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原名为《哲学讲话》）是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毛泽东盛赞其胜十万雄兵。这本哲学读物的成功不仅在于语言表述上的通俗，而且在于这本书的学术性，只是其通俗性掩盖了学术性。同样，毛泽东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写出《矛盾论》、《实践论》等光辉著作。这些著作之所以影响深远，理论上的创新以及深刻固然是重要因素，但语言生动、通俗易懂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只是通俗的特点被创新的光芒掩盖了而已。当时，“那些从‘珠穆朗玛峰’（比喻马克思主义水平最高的苏联）上下来的一些理论家，到革命队伍做大报告，大家都听不太懂，也不生动，很乏味，没有兴趣。毛泽东就不一样，他一讲话，大家都听懂了，而且有兴趣。因为他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大众的语言”。（《十五堂哲学课·知与行》）列宁说：“最高限度的马克思主义＝最高限度的通俗化。”毛泽东的哲学著作达到了这个境界。
实际上，对于中国哲学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最高限度的中国哲学＝最高限度的通俗化。”如果用我们中国传统哲学的话来说，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即能够用日常语言把深奥的哲学思想准确地表达出来，学术性与通俗性高度统一。从这个角度来说，《十五堂哲学课》庶几近之。
《十五堂哲学课》可以说是融通俗性与学术性为一体的佳作。
从通俗的角度来看，作者以“通俗、有趣、有用”为宗旨，语言表达形象生动，所采用的事例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毫无说教味。书中所引用的历史典故，也是精挑细选，让读者觉得很难再换一个更恰当的事例来说明同样一个道理。如作者以“曲突徙薪”、“焦头烂额”两个成语典故，把“知行轻重之争”深入浅出地讲出来（《十五堂哲学课·知与行》）。此外，作者在引用古代文献的时候，大多在引文之后，用简明的白话文解释一下。这样，一般读者即使读不懂古文，也不会有阅读障碍，而好学深思的读者则可以通过引文的出处，去找原著细细研读。从这个角度讲，《十五堂哲学课》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哲学入门之阶梯。
从学术的角度讲，《十五堂哲学课》凝聚了作者数十年来研究中国哲学的心得与创见。
一方面，本书注重“通”。这个“通”不仅是语言上的“通俗”，而且是内容上的“贯通”，即“通古今之变”。作者选择了中国哲学中十五对核心观念（天与人、古与今、阴与阳、生与克、是与非、真与假、知与行、善与恶、义与利、德与才、和与同、治与乱、民本与任贤、礼与法、小康与大同），阐释它们的通义，提纲挈领。读者一目了然，很容易从整体上把握传统哲学之精髓。曾有一套中国哲学范畴丛书，把传统哲学中重要的观念，如“道”“理”“心”等，分别编写成书，每册书写一个核心哲学范畴，阐述这个范畴的产生与发展。这些书大多重“变”而轻“通”，博学而寡要，泛滥而无归，成了“点鬼簿”、“英雄谱”，最多提供一些哲学史研究的资料，可谓“学而不思”的产物。
另一方面，作者在诠释传统哲学这十五个“对子”时，融入了自己对现实重大问题的思考。兹略举一二，或挂一漏万，或转述不确，还望读者自鉴之。
例如，作者在讲“天与人”时，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近些年来，批判“人类中心主义”是哲学界的时髦，于是，人们在讲传统哲学时，大讲特讲“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可以往备受推崇的“人定胜天”思想，谈得少了，甚至不敢提了，好像忘了传统哲学中有这个说法儿。作者则在讲了“天人合一”思想的价值后，分析了“人定胜天”思想的价值。作者指出，社会秩序和人类文明都是人胜天的结果，中国“人定胜天”思想与西方“优胜劣汰”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古人的‘人定胜天’，不是一味地征服自然，而是注重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同时保护自然。”（《十五堂哲学课·天与人》）可谓独具慧眼。
又如，作者在讲“生与克”、“民本与任贤”过程中，对困扰近代以来中国的大问题“科学”与“民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既不像某些欧洲中心主义者那样，对中国传统的科学思想与民主思想一概抹煞，也不像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笼统地声称“科学”与“民主”在中国“古已有之”。作者以中西医为例，探讨了中西科学思想的不同，并认为，不仅文化有民族性，而且科学也有民族性。作者在分析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时，不仅指出了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差异，而且以史料为依据，指出中国古代民主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的差异。作者还从典籍中挖掘出中国古人对民主局限性的讨论：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民主并不是“数人头”那么简单的事情。这些论述多发前人之所未发。
再如，在探讨“和与同”的问题时，作者并不局限于探讨人际关系，而是把目光投射到国际关系，以“和”与“同”来区别不同国家外交政策的差异。这对于我们深入思考全球化趋势下的国际冲突问题、文明冲突问题提供了一个哲学的视角。
当然，读完此书也略有遗憾。主要是插图的设置不够精细。首先，“天与人”的插图最好用天坛的照片，天坛可以说是最形象、最集中地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天的认识。其次，插图是黑白的，这使有些图片的哲学内涵得不到充分体现，如“生与克”的插图为中山公园的五色土，黑白图片就看不出五色了。第三，插图最好配上图说，特别是放在每堂课前的插图，如果配上图说，不仅有利于读者认识插图丰富的哲学内涵，而且能够起到导读或者引语的作用。此为一隅之见，仅供修订之参考。
哲学被称为时代精神，一时代必然有一时代之精神。而一时代之精神必然来自一时代之大众，是时代精英对大众精神的提炼与升华。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民族的思维水平不仅体现在少数精英身上，而且体现在人民群众身上。“人民群众是精英思想的物质基础，精英思想是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十五堂哲学课·民本与任贤》）精英思想只有回归大众、走进大众，才能真正体现思想的力量。如果说，精英对大众思想的提炼过程是个“化俗成真”的过程，那么，再把精英思想普及到大众的过程就是一个“回真向俗”的过程。通俗地讲，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惟其如此，“批判的武器”才能转变为“武器的批判”，知识才能转为智慧，理论才能化为方法；惟其如此，哲学不再是仅仅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也许，这正是《十五堂哲学课》所要达到的目的。
（作者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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