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钧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1期
四十年前，傅雷走了。我是在三十多年前听说傅雷的。因为学法语，知道了翻译，因为学翻译，知道了有一个翻译家，叫傅雷。三十多年来，傅雷好像一直没有走，没有离开过我。我读傅雷，研究傅雷，一步步接近傅雷，似乎离他越来越近了。
在2006年9月25日于傅雷家乡南汇召开的“傅雷著译作品研讨会”上，我说，在我三十岁的时候，傅雷对于我而言是一部书，一部普通的书，因为那时我只知道傅雷是个做翻译的，他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等外国文学作品很好读，很有意思。但我记住的只是他译的书，记住的是作者的名字，很少想到翻译这些书的傅雷这个人。在我四十岁的时候，傅雷对于我而言，是一棵树，一棵长青树。因为研究翻译，我知道了翻译是一种历史的奇遇，是翻译使原作的生命在异域、在异国的文化土壤上得到了延伸与传承。由此而想到傅雷，我想，傅雷和罗曼·罗兰，可谓是一段历史的奇缘。要是没有傅雷，罗曼·罗兰在中国也许不可能拥有那么多知音；是因为傅雷，《约翰·克利斯朵夫》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像本雅明所说的那样，“获得了来生”。是傅雷这棵译界的长青树，延续了巴尔扎克、梅里美、罗曼·罗兰等法国文学家在中国的文学生命。
由傅雷翻译的书，我开始关注书后的人，关注赋予了原著生命的翻译家傅雷。渐渐地，我懂得了翻译，懂得翻译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而是一种思想的播迁，一种跨文化的交流。等我成长到了五十岁，傅雷于我而言，已经不仅仅意味着《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姨》、《高龙巴》等数百万字的经典译作，也不仅仅是赋予原作生命，使原作生命在中国得到延伸的译界长青树，而是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围绕着傅雷这个人，脑子里经常出现一个个问题：何为翻译？为何翻译？翻译何为？确切地说，对于傅雷而言，翻译意味着什么？傅雷为什么如此专注于翻译？他的翻译到底给中国、给中国读者带来了什么？
哲学家郑涌说，我们如果仅仅从翻译与艺术的角度去评价傅雷是不够的，因为傅雷不仅仅是翻译家，而且是一个思想家，他传播的是思想的圣火，他是“思想圣火传播者永远的榜样”。傅雷生前的好友北京大学张芝联教授认为，我们对傅雷，关注其翻译的技术层面比较多，但实际上，傅雷是个“文艺家、翻译家”，还是个“政治家，知识分子和心理学家”。要理解傅雷，研究傅雷，必须研究傅雷这个人，研究傅雷所处的时代，和傅雷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他们的表述传达出了相同的信息，即从对傅雷的翻译的关注，到对傅雷思想的关注，再到对傅雷这个人的关注，可以构成接近傅雷、理解傅雷的有效途径。
要理解傅雷，必须以阅读傅雷为基础。傅雷的书，我读过很多，我读过他的所有译作，还有他的家书，包括当代世界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傅雷文集·文艺卷》，其中收有傅雷的“小说散文”、“文艺评论”、“著译序跋”、“政治杂评”、“美术论著”和“音乐论著”。近来又读文集，也许是职业的缘故，我又联想起与傅雷翻译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
对于傅雷而言，翻译意味着什么？傅雷为什么如此执着于翻译？在傅雷文集中，在他为其译作所写的序言、前言或附识中，我们可以找到傅雷本人对这些问题的一个个答案。对于傅雷而言，翻译的意义是多重的。
在黑暗的岁月，傅雷想通过翻译寻找光明。我们知道，1931年，傅雷从法国回国后，虽然满腔抱负，立志要有一番作为，但他性格刚直，愤世嫉俗，委实难于融入那个“阴霾”遮顶的黑暗社会，于是他只得闭门译书，献身于对法国文学的翻译。30年代初，国内正处于“九一八”事变、军阀混战时期，傅雷有感于许多中国人“顾精神平稳由之失却，非溺于激情而懵懵懂懂，即陷于麻痹而无所作为”，陆续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弥盖郎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即《巨人三传》。1934年3月3日，他在致罗曼·罗兰的信中，表达了他翻译的初衷：“偶读尊作《贝多芬传》，读罢不禁嚎啕大哭，如受神光烛照，顿获新生之力，自此奇迹般突然振作”，“贝多芬以其庄严之面目，不可摇撼之意志，无穷无竭之勇气，出现于世人面前，实予我辈以莫大启发”；“又得拜读《弥盖郎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受益良多”。（《傅雷文集·书信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462-464）鉴于此番经历，傅雷曾发誓翻译此三传，期望能对陷于苦闷中的年轻朋友有所助益，从中吸取与黑暗社会抗争的勇气和信心。
是在对光明的渴望与找寻中，傅雷与罗曼·罗兰达成了精神的契合。他从罗曼·罗兰的“长河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发现了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元素———爱和当时的中华民族所需要的英雄主义，于是，他投入了更大的热情，翻译了罗曼·罗兰的这部伟大作品。在译著的卷首部分，附有原作者的“原序”，我们借此可以揣摩出傅雷将这部“贝多芬式的”大交响乐呈现给人们的意愿：“在此大难未已的混乱时代，但愿克利斯朵夫成为一个坚强而忠实的朋友”，“成为一个良伴和向导”，“使大家心中都有一股生与爱的欢乐，使大家不顾一切的去生活，去爱！”（《约翰·克利斯朵夫》原序，《傅雷译文集》第七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9）不难发现，傅雷是希望以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激起人们对世界的爱，对人生的爱，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爱。
傅雷想通过翻译寻找光明的强力动机在他为重新翻译的《贝多芬传》写的序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那是在1942年3月，傅雷重新翻译出版了《贝多芬传》。他认为，“现在阴霾遮蔽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贝多芬传》译者序，《傅雷译文集》第十一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82：7）。他在“译者序”中写道：“惟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惟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惟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他要将“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他年轻的一代，借伟人的精神力量，拓展中国人民的精神视野，启迪民心民智，帮助中华民族正视眼前的黑暗，重新振作起来，发扬大无畏的勇气，为挽救和振兴中华而勇往直前。
在举国惶惶，中华民族面临巨大灾难的时刻，傅雷又想通过翻译，给颓丧的人们燃起希望。他在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译者前言”中写道：“在此风云变幻，举国惶惶之秋，若本书能使颓丧之士蒙蘖若干希望，能为战斗英雄添加些少勇气，则译者所费之心力，岂止贩卖智识而已哉？”（《傅雷文集·文艺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206）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傅雷，翻译不是语言技巧的玩弄，不是西方智识的贩卖，更不是如今天的有些人那样，把翻译当作赚钱的营生，干些“抄译”的勾当。
在“现实的枷锁”重压着人生，国人在苦恼的深渊中挣扎时，傅雷则希望通过翻译，给痛苦的心灵打开通往自由的道路。为此，他选择了罗素的《幸福之路》，把它介绍给中国读者。在“译者前言”中，他写道：“现实的枷锁加在每个人身上，大家都沉在苦恼的深渊里无以自拔；我们既不能鼓励每个人都成为革命家，也不能抑压每个人求生和求幸福的本能，那末如何在现存的重负之下挣扎出一颗自由与健全的心灵，去一尝人生的果实，岂非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他有感于“人生的暴风雨和自然界的一样多，来时也一样的突兀；有时内心的阴霾和雷电，比外界的更可怕更致命。所以我们多一个向导，便多一重盔甲，多一重保障。”（《傅雷文集·文艺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209）他翻译此书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希望起到精神向导的作用，给彷徨歧路的国人指一条路，给脆弱的心灵以保护，给禁锢的灵魂以自由。
解放后，傅雷主要着力于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这既有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因素，也有傅雷的主动追求。在《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简介中，傅雷写道：“每个中篇如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一样，都有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的强烈对比……惟其如此，我们才体会到《人间喜剧》的深刻的意义。”（《傅雷文集·文艺卷》，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221）
通过傅雷所写的这些文字，我们可以得到重要的启迪，以更好地理解原作，更好地理解其翻译的意义。是的，读傅雷的翻译，理解他翻译的意义，我们不能忽略他翻译的初衷和动机。他的翻译之路，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有助于我们明确新时期的翻译工作目标：为输入优秀的外国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拓展我国读者视野，振兴中华民族，做出贡献。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傅雷的翻译，我们才有可能超越文字和文学的层面，真正认识到傅雷的翻译所具有的文化和思想意义,真正认识到傅雷的生命价值。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傅雷翻译研究”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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