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小渊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2期
《新闻学概论》（二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作者李良荣曾在其“再版前言”中说：“……自2001年3月出版以来，承蒙读者的厚爱，两年多重印6次。”可见在当下新闻学界，尤其是新闻学高等教育界，这是一部有重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教材。
它的内容提要强调：“本次修订，作者站在时代的高度，增加了对近三年中国传媒业最新发展历程的概括，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成果的总结，并更新了许多案例。”新闻学概论中吸收了传播学的最新成果，自然新鲜，加上案例翻新，整部教材自然“最新”。但是在追新的过程中，却忽略了更为本质的追问：新闻学的核心是什么？
通读这部教材，最大的失望是这里没有新闻学。全书的大部分章节，诸如“新闻活动”、“新闻与信息、宣传、舆论”、“新闻媒介的性质”、“新闻媒介的功能与效果”、“大众传媒与社会”、“新闻自由和社会控制”、“新闻媒介的受众”等，无不是传播学内容，不过是加上了“新闻”二字罢了。全书如果说有新闻学内容的话，只有第十三章“新闻选择”，因为这才是新闻学的范畴，新闻学特有的研究对象。
令笔者惊讶的是，尽管全书结构庞大，作者写第十三章时，似乎断然不顾前后，独自为政。本章三节的标题分别是：“新闻学是一门选择事实的艺术”、“新闻选择的标准”、“新闻选择的具体运用”。
作者既然说新闻学是一门选择事实的艺术，就说明新闻学其实是一门术科。既然是一门术科，新闻学就应当致力于探讨新闻行为的可操作性理论，不应大篇大篇地搬运相对原理性的传播学理论，否则只能导致新闻学的空洞化，新闻学名存实亡。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可能与新闻学研究者历来缺乏自信心有关。他们对新闻学界长期存在的重经验轻理论现状无能为力，加上原创能力不足，只好搬运现成的传播学理论，以此来克服新闻学长期以来的经验主义，使新闻学研究早日走向科学化。然而，事与愿违，生吞活剥的传播学理论，不是改良了新闻学，而是彻底毁灭了新闻学。
一门学科的存在，在于其独特研究对象的存在。任何一门具体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就是它与众不同的核心范畴。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新闻行为，它与一般传播行为是有差别的。正如梅尔文·门彻所言：“传播学的发展是20世纪的非凡成就之一，它使得一群知识分子从事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工作。但是新闻学仍然很重要，因为它与政治相联系，能够帮助人们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制度。”“在中国，传播学方兴未艾，它因对人类与社会的信息交流活动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而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是以传播学来取代新闻学也同样不妥当。我们发现，两者的侧重点和基本话语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展江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2-3）但是本教材第一章“新闻活动”探讨的内容恰恰是所有的传播活动，从小节的标题即可见出端倪：第一节“新闻活动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第二节“新闻活动是人类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第三节“新闻活动的渠道：亲身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新闻活动”的外延被无限放大，求得的是最广泛的、普遍性的传播规律，唯独没有新闻活动的特殊规律。这里只有最泛化的概念和空洞的内涵：有生存、传播，唯独没有新闻。所以这些章节虽然标题巨大，内容却无法展开，常常只有一百多字就收尾。
新闻活动当然是传播活动，但是传播活动未必是新闻活动。而作者是这样来论述新闻活动的：“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人们获取新闻、交流信息的渠道，可以归纳为三类。”这三类分别是：亲身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作者说：“需要说明的是亲身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是人们和外界沟通的三种形式或三种渠道。通过这三种渠道获得的当然不全是新闻，但人们从外界获取新闻或交流新闻，就是这三种渠道。”（《新闻学概论》（二版）21-22页）
这就是本教材关于新闻活动的最后结论。新闻活动的渠道变成了新闻传播的渠道，而新闻传播的渠道最后又变成了亲身传播、大众传播、群体传播这样的基本传播渠道。如此看来，新闻学研究变成传播学研究是很自然的了，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在这儿合二为一了。但这是不合逻辑的。新闻活动的外延要比一般的获取新闻、交流信息的传播活动的外延小得多，新闻活动应当是传播活动的一个局部，后者要大于前者。把新闻活动与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播活动等价起来，从如此高的层面来讨论新闻传播活动，虽然高屋建瓴，但是只能隔靴搔痒。
这就涉及新闻学研究的重点、核心。由于本教材中“新闻活动”被赋予了无边无际的外延，新闻学核心范畴始终无法获得，导致第二章“新闻”只好重新开始界定，与第一章几乎没有任何“血缘”关系。那么新闻又是被如何界定的呢？第一节“新闻的基本特点”开篇就讲：“新闻与生俱来的基本特点是两个：一是真实，二是新鲜，由此而延伸出新闻报道上迅速及时的要求。”（23页）说白了，就是三个特点：真实、新鲜、及时。可是作者似乎不愿意把及时定为特点，因为作者紧接着说“这两点是新闻最为基本、最为核心的规律”。
这里把“两点”界定为最基本、核心，似乎就有点不通。就权且算没有问题吧，那么把两个“特点”界定为最基本、最核心的“规律”，就实在令人费解了。“特点”怎么突然变成了规律？新闻的规律是真实新鲜？这是什么规律？
真实、新鲜，是两个外延和内涵都十分模糊不清的日常话语，是普遍性而非专业性概念。把两个如此日常化的概念当做新闻这一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应当要有所限定，可是作者在迅速发布了这一条规律之后，就开始古今中外地、洋洋洒洒地论证新闻的“真实和迅速”特性，而“新鲜”就这样“迅速”地不再是最基本的规律了。
新闻的规律找到了，是真实、新鲜。接下来便论述新闻的定义（按理，应当是先有新闻定义才可能有新闻规律的探寻）：“在新闻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并行不悖的两种新闻定义。”
定义1：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
定义2：新闻是新近事实变动的信息。（《新闻学概论》（二版）25页）
作者评析说：新闻是报道，表达出新闻的形式；新闻是信息，表达出新闻的实质。
这两个定义都不是作者的发明，作者的发明是“并行不悖”，兼容并包。定义一是陆定一先生提出的，是我国传统新闻学较推崇的定义；定义二则是新近传播学者所津津乐道的。但两个定义“并行不悖”，就让人无法准确界定新闻的特质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研究者怎么可能允许概念的多个定义并存，而不做任何统一？难道它们真的无法统一？这里，笔者试着将新闻的定义合二为一：新闻是对新近发生、变动事实的选择性报道。
新闻是什么？是信息、事实还是报道，还是其他什么？这是新闻定义中最重要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要反过来提问：什么是新闻？信息是新闻？事实是新闻？报道是新闻？这样一问，问题就显明多了：
信息不是新闻，信息的外延比新闻大，新闻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而且信息的定义本身也存在百种以上说法。因此，用信息定义新闻，无法给定义对象以明确的概念内涵。
事实也不是新闻，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没有事实就没有新闻；但事实并不等于新闻，新闻应是人对事实的反映，如果没有人去认识、反映、报道、传播，即使这个事实的新闻价值极高，也不能成为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是客体。而新闻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事实被报道出来才是新闻，否则不是。
报道绝对是新闻。“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在中国新闻学中，陆定一的这一新闻定义的影响罕有所匹。它强调新闻不只是事实，而是对事实的报道或反映。报道不能没有事实，同时，凡报道就必然包含有报道主体的主观性。选择什么，如何报道，新闻报道的倾向性是一种客观必然性，无需隐匿和躲避。但笔者认为，陆定一的新闻定义仍有不完善处，首先“事实”的外延应当扩大为“新近发生、变动的事实”，其次对“新近发生、变动的事实”应有一个范围的限制和规定，使外延更明确。因为，不是任何新近发生、变动的事实都能得到报道，其次任何事实都无法完全被报道。人们只能有选择地报道，或者说，任何报道在本质上都是选择性的报道。
事实的选择性是新闻报道的核心、本质。除了事实客体本身的原因，还有主体、受体、载体（含文体）的原因。
报道主体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会对事实有所选择。人的社会性导致其主动地选择事实，人的认知局限性导致其无意识地、潜意识地选择事实。何况新闻的报道主体从来都不是任何单一的个人，还是一种集体性或无意识的集体性、群体性选择。
除此之外，任何新闻报道都会受到受体的影响。传、受是一对范畴，没有受体就没有主体，没有受体的新闻需求，就没有新闻报道的必要。受体的需要状况和变化、接受水平，影响着新闻报道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新闻受体同样也存在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性。
影响新闻报道对事实的选择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载体，载体包括两个层次：物质层面的媒体和文本符号形式的文体（规范）。不同物质形式媒体选择不同的事实，或选择事实的不同方面、部分。广播、电视、报纸、网络，不同媒体对事实的选择会有很大不同。同时，进入任何媒体的事实都需要文本化，而任何文本化总是一种文体化：内容的符号化、形式化、体裁化。消息和通讯对事实的选择加工是不同的。
新闻报道主体、客体、载体、受体的统一，就构成了新闻学的基本内核，就构成了一门科学：新闻理论或新闻学概论。
一个科学的定义必须包含该学科的核心范畴、主要范畴。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知道，新闻报道主体、客体、载体、受体的统一，不是完全统一，而是有限统一，它们之间的矛盾和错位是永恒的，构成新闻历史的丰富内容。比如，新闻报道主体不可能与新闻客体事实完全统一，同一个新闻事实，不同的报道主体，报道出来的新闻可能相差甚远。新闻报道主体与新闻受体也不完全统一，比如新闻宣传与新闻信息服务等就会出现误差和矛盾。由此，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进一步派生出几乎所有新闻学的研究范畴：“客观、公正、平衡、新闻自由、公众舆论、舆论监督、舆论导向、新闻职业道德”等等。因为这个新闻定义还包含了新闻事实与新闻真实这一重要的关系范畴。新近发生、变动的事实本身并不是新闻，还必须被获知、认知、关联、挑选、辨析、评判，并根据不同的新闻媒体要求进行选择性的报道。因而新闻研究必须研究事实本源、观察调查事实、认知事实、选择事实、报道事实等范畴，还必须研究新闻报道与新闻目的“对政治权力与公民权利、对民主与法治的关注”等关系。
总之，新闻学有独特的范畴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且这些范畴才是构成新闻学大厦的基石。新闻学当然可以借鉴传播学和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但是这些理论应当结合新闻行为的核心范畴，随之变迁，促成新闻学自身理论、概念的诞生。
综观这部教材，虽然比较了“新闻与信息、宣传、舆论”的异同，但得出的是信息规律、宣传规律、舆论规律，而新闻事实与新闻报道的深层次关系、内涵却没有得到任何揭示。
这部教材除了大量搬运传播学的理论外，还实行了其他领域理念的大搬运。譬如“新闻事业的产生”、“新闻事业的发展及其基本规律”、“新闻事业的功能与效果”等，其实是新闻史的迁移，由于没有结合新闻内核来展开论述，不仅没有让新闻理论更加深化，展现给读者的新闻历史也是断壁残垣。“新闻自由和社会控制”讲的是舆论学，部分地重复了“新闻与信息、宣传、舆论”一章的内容，由于没有放在新闻内在关系的细部深度层面来论述，同样没有属于新闻的内容。“新闻媒介的运行体制与管理模式”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内容，“中国新闻事业的工作原则”、“新闻工作者的修养和职业道德”、“中国的新闻改革”，主要是我国有关部门的管理规定，不仅理论性差，而且仅仅是规章制度的归纳、介绍。所有上面这些内容，庞杂却不丰富，原因都在于缺乏新闻学核心贯穿其中。“新技术与新媒体”，介绍了与新闻行业相关的科技的新近发展，但是，新闻学应当研究它们如何影响、改变、构成了新闻活动主体、客体、载体、受体的新型关系，而不是单纯地介绍新闻科技。
在这部新闻学著作中，充斥着五花八门的理论，但是它们形聚神散。作者为了整体化、有机化，只好牵强附会，分别在一些理论上加上“新闻”或“新闻与……”，但这种缺乏核心建构的技术处理，没能改变它们之间同床异梦的窘况。
这种弊病，其实也是当下许多同类新闻学教材、著作的通病，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毛病，可能与新闻事业的突飞猛进有关。李良荣在其“再版前言”中说道：“随着中国正式加入WTO，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健康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在此态势下，中国新闻媒体的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媒业从整体格局到具体运作模式已经发生了而且正在发生重大变革……这一切变化促使我对《新闻学概论》再一次作重大修改。”为了适应现实新变化修改旧有理论著作，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修改旧作，不能没有理论建设，不能忘记理论自身的发展，不能只做资料的剪辑、拼接和更新。这本教材恰恰只重视了对新材料的吸纳，而忘记了对新闻理论的建构。作为新闻学理论的《新闻学概论》连理论自身的内洽性都难以建立，又侈谈什么建立新闻“理论、历史、应用”三者的宏观大厦？
面对着媒介环境的日新月异和信息交流的频仍复杂，我们首先要有建构新闻学整体观的责任，其次要有建构新闻学整体观的视野和气魄，再次要有确立支撑新闻学整体核心的信心。
（作者单位：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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