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郜书锴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2期
新年前夕，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对研究生教学用书已审定完毕。在新闻传播学科的五本著作里，李良荣教授《当代西方新闻媒体》名列其中，可见这本著作具备足够的实力，对这本著作的引用调查也可以证明其影响力。通过中国期刊网键入“参考文献”搜索的结果得知，截止到去年为止，出版三年多的《当代西方新闻媒体》一书已经在学术论文中被引用了32次（不包括书籍）。可见此书具有足够的实力和影响力。但是，笔者读完此书后发现内容存在许多问题，归纳如下：
英文和中文翻译混乱：西方媒体集团的英文名称及其翻译的混乱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该书信息的有效传播，虽然有时只是一个很小的文字差错，却足以引起受众对作品和作者的不信任。书中5页在引用西方的媒体集团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名称：法国的维芳第一环球集团，再看英文是VIVENDI UNIVERSIAL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法国的“威望迪”，这个名称就出现在紧接着的6页的表格里，这里的英文也变成了VIVENDY UNIVERSIAL。此类错误在本书中出现不少，这也是很多著作共有的问题，值得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整段文字的前后重复：书中12页有关“娱乐节目美国化”的一段文字在相隔一百多页（153-154页）之后出现大量的重复，来源出处也重复。作为教材，这类的重复会让人感觉著者对学术的态度不够严肃，这也是工业社会工业复制带来的学术弊端。在铅字排版“惜字如金”的时代，此类现象怕不多见吧？同类状况还出现在本书的65-66页和159页，内容是新闻自由（FREEDOM OF PRESS）的含义。
新闻基本常识的误用：书中40页“美国传媒业”的第一节里有一句话：但以1833年《纽约时报》创办为标志的便士报运动开辟了报纸现代化之路。按照新闻学的常识，便士报诞生的标志是创办于1833年的《纽约太阳报》，而不是《纽约时报》。本以为作者对美国便士报的考证有了新证据，可是翻遍全书也未发现。果然在书的79页，作者又“纠正”了大家认同的常识：以1833年《纽约太阳报》的创办为标志，便士报产生。
同一资料却有两个出处：62页“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产生与发展”第一段和121页“新闻自由的演变与发展”第二段内容一字不差，可是引用的资料来源却不同，前者“转引自[美]威尔伯·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后者却“转引自[美]W·富赖特等《帝国的代价》42页，译林出版社，1991年版”。同样的一句话出自两个不同的地方，可见其引用的并非是第一手材料，到底是第几手材料谁也无从考证。难道引用第一手材料的学术规范只“规范”一般人？
总统怎么出现两个名字：书中64页出现了美国总统“杰弗逊”的名字，一看很陌生，再一看仅仅相隔六行文字的65页上出现的是“杰佛逊”，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两个名字称呼的是同一个人：在美国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贡献最大的“杰佛逊”总统。这样引用的混乱出现在同一本书里本身就是个问题，而相距仅六行就出现同一人名的两个版本就更是大问题。同类悲剧还发生在一位美国记者身上：83页里出现的担任美联社总经理达二十五年之久的肯特·库珀，到143页里成了美国记者库柏。在这里，传播的噪声已经使信息的传播效果降到最低。
到底是报眼还是报头？书中82页有句话：至今仍保留在《纽约时报》报眼位置“刊载一切适合刊载的新闻”的名言，就是对奥克斯的办报宗旨的形象说明。书中118页出现的文字是：阿道夫·奥茨接办《纽约时报》，开创严肃报纸的典范，报头印有一句箴言“刊登一切适宜刊登的新闻”。短短的一句话里有三个问题：一、同样一句英文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怎么被翻译成不同的汉语，而且是出现在同一本书里？二、这句英文标识到底是出现在《纽约时报》的什么位置？难道报眼和报头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说法？三、决定采用此办报宗旨的是奥克斯还是阿道夫·奥茨？
究竟是2001年还是2000年？137页有：2001年元旦美国举行一年一度的玫瑰杯美式足球赛，每30秒的广告收入高达190万美元，因为它拥有全国40%左右的收视率。149页有：比如美国一年一度的元旦超级杯橄榄球比赛，到2000年每30秒的广告费高达190万美元。显然两处文字说的是同一个内容，就是“每30秒的广告收入高达190万美元”，可是一个是2001年，一个是2000年，那么这个数字到底是哪一年的？比赛名称的混乱就更不用说了。
同一内容却有两个版本：书中137页有一段文字：正如加拿大的政治经济批判学者斯密塞所指出的：在后工业条件下，受众实际上已成为一种商品，大众媒介其实就是这种商品的生产者，而广告商是买主。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报纸的读者在阅看的同时正在承担把自己生产成商品的角色。媒介向广告商出售的也不是物质形态的空间，而是所谓的特殊商品———受众。书中146-147页又言：加拿大学者斯密塞提出了“受众商品论”即媒介真正的产品是受众而不是其他。受众不再是单纯的媒介消费者，他们真实的身份是一种特殊商品的直接生产者，他们为媒介企业生产的那种特殊的商品就是商品阅听人，即他们自身。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在观看电视的同时正在担负把自己生产成商品的角色。媒介实际上向广告商出售的还是观众这一商品。两段文字出自同一本书《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同一页144页，可是被引用的文字却不同，而且文字的叙述也很混乱。而且，作者在引用这一文献的时候，书的作者也出现两个版本，一个是文林特·莫斯可（137页），一个是文森特·莫斯可（146页）。如此这般，新闻学的真实性又从何谈起？
资料引用被随意肢解：书中151页在叙述公共利益包含的原则时，只有三条原则，即独立、平等、全面。而200页中引用这一原则时却增加了两条，即独立、平等、全面、多元、不迎合。这样的前后不一或自相矛盾让读者无所适从。更奇怪的是这本是对赵月枝的同一篇文章的引用，可其出处却有两个，一会儿说是《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的第2期，一会儿说是1998年的第4期，难道是赵月枝的文章在《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在一年里发表了两次？
费解的前言不搭后语：作者在214页在叙述避免记者的主观倾向时说，记者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在报道中表现自己，这通常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可是找来找去也没找到第四点，是作者忘记了第四点的内容还是根本就三点内容？
上述指摘，是作者在后记中奢望和期待的，我们也奢望和期待作者能以新闻学要求的真实性更正错误且以新闻学要求的时效性尽快更正。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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