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平辉 出处：创作评谭 2007年第8期
一、精心运营与宏篇架构
万斌生先生潜心修研，十年磨一剑，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终于面世。在这皇皇三大卷、洋洋一百一十万言的历史小说中，作者万斌生站在文明、社会进步的立场，对历史上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族文化既认同又批判，同时还以对人物的生命历程与精神空间进行重构的历史理念，极大地激活、提升了小说题材本身固有的史实内涵，而且使王安石、赵顼、司马光、苏轼等艺术形象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性，让我们由此及彼对古与今、情与理、革新与守旧、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群体等关系问题作出深刻的反省和别具新意的阐释。
小说《王安石》将北宋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政治的搏斗、权力的角逐、国运的多舛、变革的艰难、民生的困厄中，再现了苦难民族的一段坎坷的历史探索。作者以绘声绘影的多彩画笔，充分发挥长篇小说囊括一个时代、包罗无垠生活的优势，以北宋政坛的“熙宁变法”为中心骨架，准确、逼真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场面，形象、生动地支撑起一个规模巨大的艺术殿堂。它纵越十余年，横跨数千里，截取了王安石后半生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活动。对于这或纵横大河上下、或驰骋宫廷内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品不论是正面描写，还是侧面描写，都有精细的刻画和描绘，都能做到气势磅礴、腾挪有致。小说这种在“正史”基础上的对宏大历史场面的描绘，再现了一个历史时期广阔的生活图画。它虽然以王安石为中心，但所涉及的人物多达百余人。从北宋国政的当家人、宰辅大臣，边关将领、翰林学士，到衙门幕僚、书院学生，再到身处社会下层的江湖侠士、僧侣尼姑、布衣百姓等，这些人物纵横交错结织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共同酿造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气象万千而又浑然天成。
作品是北宋中期政治史、文学史、生活史、文化史、心灵史的融合之作。作者以“熙宁变法”为历史轴心，牵引出一系列历史名人，用文学的媒介把他们再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的流转、生活的关联，应该说是很有认知和启迪意义的。一方面，可以对这段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可以从王安石变法的起落艰难中，总结出很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从艺术角度看，王安石、赵顼、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是历史中的风云人物，而且都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特征，特别适宜艺术地表现，进而产生审美效应。万斌生借题材本身提供的契机，以其凝重、浑厚的风范，恢宏、阔大的气势，成功地铺展出一轴乡间风情、传统文化、封建政制、人格灵魂的现实主义画卷及北宋社会的真实历史景观。小说在历史的真实庄重、文学的诗性空间、民族的文化反思方面作出了新的探索，拓展了新的版图，颇为耐人寻思。
二、叙事与述史
王安石，北宋神宗时名相。这位不甘寂寞的政治家，领导了一场轰烈而悲壮的熙宁变法，从此这位勇士独撑大旗步入历史的旋涡，成为历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变法之前王安石被誉为“当世圣人”，变法后，司马光大骂其为欲阴谋篡位的大奸臣；后来的宋徽宗对王安石推崇备至，封其为“舒王”，并给予“配享”，而到了宋钦宗那里，王安石被取消了封号，罢了“配享”，竟成了北宋灭亡的魁首；吴澄颂其为“有至公至正之心”，而朱熹却斥其为心怀叵测、沽名钓誉的伪君子；陆九渊赞其为“洁白之操，寒于冰霜”，而杨慎将之数落成“古今第一小人”。真是抬之则升天，抑之则入地！不过历史是公正的，到了近代有人站出来为王安石大白沉冤，梁启超称他是“三代以下唯一的完人”，列宁赞之“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
作者以回环叙事的方式，从王安石四十六岁被宋神宗赵顼起用开始，纵向倒叙出王安石的变法思想及生活根源，又横向追叙出其他众多人物的历史活动与精神游历，无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当今中国文坛兴起的历史题材热和新历史小说的风行，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新的思考课题。在文学与周边诸因子的关系中，除了文学与哲学之外，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应该是最为重要的了，因为历史和哲学一样，一直是文学可以依赖的“知识”系统。“文学与历史”这一母题所派生出的一系列子命题，如文学如何表现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历史以何种方式进入文学；如文学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对应与错位，在文学写作与阅读中引起怎样的效果；再如文学在何种程度上被看成史学的补充和替代物等等。
文学与历史之间存在着多层面的联系。历史一直受到“靠近科学还是接近文学”这一争论的困扰。一方面，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以历史材料的真实性和历史推理的严密性，将历史看成一门科学，因为人类历史的运行规律在历史证据齐备的情况下是能够而且必定被揭示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人们更多地将史学看成文学的姐妹学科，甚至视为文学的一个门类，因为历史所处的材料是人类过去的行为，但“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赫拉克利特语)，时间的流逝性决定了历史事件时刻处于变动不居之中，这种稍纵即逝的事物是难以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的，因为科学寻找的是规律，而规律必须能够被反复证明。历史不表现一般，转瞬即逝，不可重复；历史事件的个别性，独特性也因此成为缺乏“哲学意味”的理由。
历史小说，在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它既非历史概念，也不单纯是文学概念，更准确来说，是个文化概念。从《史记》以来，到当代对各类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戏说”，历史的本真性与文学的虚构性的对立统一，就成为了中国的文化问题。但在心灵浮躁的当下社会，文学历史题材中的泡沫现实主义渐成时尚，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中国是一个敬重历史真实的国度，《王安石》在创作中面对历史真相与细节真实所付的心血，尤其让人心生敬意。
在作品的历史叙事中，庙堂运筹既包括日趋腐朽萎靡宋朝宫廷的当政者的威势、权作和隐忧，也有紧张动荡、变幻无常的北宋政坛变革者轩昂的气宇、庄严的激情和舍己为国的精神。精英灵性重在铺陈志士俊才们的种种人生壮举和逸事，渲染他们在官场与民间潇洒纵横、备受瞩目与器重的人生状态。民间传奇既表现了心性高洁的女子妙贞的侠义故事，又描写了地下帮会草莽英雄和乡间名胜佛门居士独特的生命形态；既阐发了不少历史卷宗的真谛、秘史要义，又展示了农耕文明状态下人们生存的辛酸和小农的意识。小说提供给读者的认知根基是深厚的，思考的空间也是深广的。
作品中作为个体的人，总是存在于作为整体的人类长流之中，置身于“历史”之中，人是历史的存在物，人的历史化与生命的具体时空化是统一的，人不可能脱离历史而存在，同样，人的认识也不可能在历史之外而获得。伏尔泰说：“人这种类型融化在历史过程中。人是什么，不是靠对本身的思考来发现，而只能通过历史来发现。”①人类的对自身和外界的认识，总是或隐或显地伴随着一种“历史感”。
历史的存现形态有两种：一种是指人类过去生活的实在过程，人们称之为“历史的本体”或“历史存在”，也就是“史实”；另一种是历史学家根据过去的各种材料用文字写下来的历史，它体现了人类对自已过去生活的一种认识上的努力，人们称之为“历史的认识”或“历史意识”，也就是“史学”。历史概念的这种二重性，是物质与意识、现象与映象、客观与主观等二元世界在人类认识过去时的反映，显示出具体与抽象之别。历史小说《王安石》较为真切地将这种二元世界融合在一个艺术文本中，把生命感性、人生情感、社会理性交织为一个有机整体，既激活了凝固的历史史实，又拓宽了板结的人生空间。
历史不能仅仅被理解为实际的历史，而且也被理解为思想的历史。柯林伍德指出：“一切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已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②正是基于这一点，阐释学家才较为偏激地认为，历史只不过是一个流动的存在，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当然，这种历史怀疑论观点显现出过于绝对的相对论立场，历史价值被彻底悬置起来了。
不过，历史的两难，在反思历史学的历史哲学中也有了两重趋向：一种是试图对历史总体作出总结以探明历史意义；另一种则是对历史学本身进行反省和思考。前者被命名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后者则属于“分析的批判的历史哲学”。作为一代改革家，王安石的政治理性、社会理性、人本理性的思想来源在作品中显得较为单薄，作为历史生活的叙述者，作者对其理性追求、社会理想、心灵奥秘的穿透性剖析还略显不够，但这些恰是文学穿越史学，相对历史而言更具优势的方面，而我们在阅读小说《李自成》时就能感受到那种理性思考的巨大的感召力。
三、“有诗为证”与“诗性永恒”
中国的小说作者往往用诗论证事实。集中了许多小故事的宋代话本小说，故事的开头或结尾总是出现“有诗为证”。引用诗文是为了说明某一情景或事态，以保证说话人讲的故事确有其事。由于白话小说的文学地位当时尚未受承认，所以适当插入诗文装饰作品是必要的。从形式上讲，这种散文与韵文巧妙搭配的形式，是受了产生于唐代的“俗讲”和“变文”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强调：“诗比历史更永久。”古希腊的早期神话作品，不论是史诗还是悲剧，都是诗与史的合成，此后，西方思想界一直在寻求和论证诗与历史的本质类同，希望唤起历史学家与文学家恢复历史与文学的天然联系。
小说《王安石》显示了作者对诗词的酷爱与迷恋，对人物内心世界的蕴涵，情感的寄托，通过其诗词吟作进行了准确的揭示。把诗与史、思与事、心与行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将诗性灵感与政治智慧融合为一体，揭示出人物主体的丰富多样性。中国人讨厌虚构，崇尚事实。在广义的文学领域中，人们曾经给予纪实的史书以仅次于诗的地位，并因此而不愿承认小说这一虚构文体也是文学。万斌生聪颖地将许多北宋文人的诗词名作作了历史语境的还原，也进行了心灵情态的催生。
作品中不少地方用历史简介与倒叙的方式来叙述其人其事，中国读者普遍认为，历史小说中肯定隐含着“本事”，读者与作者均无法想象作品世界是完全独立于现实的具有完整性的世界，因此，他们总喜好用“本事”去论证和猜度作品中出现的内容的可靠性。因为他们并不认为小说世界是完全独立于现实的。
文学与历史相互弥补，文学中的历史文学或历史材料就常常成为历史学家治史的旁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所走的“笺诗证史”路数，着意盖在于此。长篇历史小说《王安石》中，作者巧妙地将诸多历史人物的诗作及作者的拟作融入历史叙事中，仅从历史写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想象力和叙述笔法，也显现出作者出色的诗才，从而史蕴诗心，诗具史笔。作者在述史过程中，既“追叙真人实事，又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心度之，以揣以摩，入情合理”。③
弗莱在其《批评的剖析》中指出：“文学是人文学科的中央分水岭，它的一侧是历史，另一侧是哲学。鉴于文学自身不是一个有组织的知识结构，批评家必须在史实上求助于历史学家的概念框架，而在观点上则求助于哲学家的概念框架。”④而小说《王安石》的诗性氛围无疑是浓郁的，正如余虹先生所言，文学之为文学正在于它的前学科性或超学科性，“由于文学最充分体现了语言的本性和语言运用的成规，文学成为历史和哲学重新认识自身的基本参照。于是事情发生了倒转，不是文学凭借历史和哲学来理解自身，而是历史和哲学凭借文学来发现自身的真理”。⑤从许许多多，各类各样的当代历史小说和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成果来看，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不仅证明了自身的存在，而且还表明了自身在与哲学、历史的相互关系中，有可能处于一种替代性的位置，即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哲学与历史在当下条件下的替代品。海登·怀特说：“历史的语言虚构形式同文学上的语言虚构有许多相同的地方，……历史叙事不仅是关于事件和过程的模式，历史叙事也是形而上学的陈述，这种说明昔日事件和过程的陈述同我们解释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意义所使用的故事类型是相似的。”⑥
在错综复杂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人的内心世界并不像古诗词中那般淡泊宁静，浑然一体。阶级利益的冲突，各种人际关系的影响，所处的社会环境及个人、家庭、亲友的遭遇，以及个人的理想与追求，心理与气质上的原因，凡此种种，必然使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极为复杂。小说中大量人物诗词原作和作者拟作的渗融，即敞开了一扇扇天人合一的心灵的窗户，又构成一组组矛盾对立的灵魂的烛光，拓展并显现了作品较强的艺术张力和广阔的诗性空间。尤其是体现在主人公王安石身上，其率真、淡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境界，于心理结构上传播出中国传统文人的儒道互补与并存。
四、政体痼疾与文化反思
小说《王安石》所描述的历史进程，终未能摆脱中国历史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规律；追求历史的崇高并非一定走向人性的崇高，反而往往导致绝对和专制，形成历史存在的悖论，这一切都倍显中国历史的沧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通过小说的精细描绘，熙宁变法成为中国政治历史的一个巨大的文化符号。而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文化巨子在处理政治主张与人际关系上所显现的人格品行，也成为不朽的典范。
小说《王安石》的文化反思价值是丰沛的。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作为一个诗性国度，亚节奏国度，长期积淀形成了重人际关系的社会环境，官本位的思想，隆君贱民的风气，重文轻武的习惯，孝忠为首的立身观念，这一切无不对王安石变革的法理思想构成文化冲突。人只能活一回，历史语境中的人们无法验证人物政治决定的对错，在任何情况下，他们只能做一个决定。上天不会赋予他们第二次、第三次生命以供比较不同的决定。作品将人放在历史法则与道德法则的冲突中，借助于历史动力与人伦规范的对抗，拷问历史和人性的真谛。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转化成了一个个特别的人生情境，进入了小说家的笔下，被描摹，被思量，从而具有了与其史学价值不一样的人类文化学意义。
在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中，中国文化不仅自成独立完整的系统，而且在其延续发展的数千年间，始终有着明确的统一性和承继感，迄今未发生过根本性的断裂。这在世界文化史上可以说是一个特例。究竟是何种因素赋予了中国文化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造成无与伦比的被人称为超稳定结构的历史延续性呢？从小说《王安石》中我们能体认到，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农业立国的生产方式，儒家思想和儒士阶层的稳定作用，科举制度的自我调节机制外，尊经尚古，重传承的传统观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文化中的厚古薄今传统的始作俑者是孔子，他不仅言必称先贤，而且以“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作为自已的行为准则。孟子也提出了“创业垂统”；荀子总结出“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的思想。汉代武帝倡导“复古更化”运动；董仲舒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原则。唐代韩愈又发动了儒学复古运动，他说：“斯吾所谓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化在纵向的历史发展上崇古守常，重宗派传承因袭而轻权变、恶革新的后喻文化特征。恰如鲁迅先生所言：在中国，要搬动一张桌椅，要改装一个炉子，都是要死人的。
这一特征的典型表现是学术文化界尊孔读经的经学传统，四书五经加上各种传、注、疏、证、考据学、训诂学，成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终身研习的学问，也成为历代科举取士考核的基本内容。文人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皓首穷经，孜孜以求，其结果却是陈陈相因，无所更进。学术如此，政治、伦理、民俗莫不似之。自秦至清2000余年，虽朝代更迭无数，但封建君主集权专制的古圣先王之法却从无根本性变化。民间的生活生产方式也是重守恶变，不违祖制，唯古是法，遵古炮制。所以梁漱溟把“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历史前进的脚步不免受到阻滞。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政改对立，并非两个人之间的政见分歧，而是深深烙印着变革与守常两种文化选择的碰撞，体现了“直面现实”与“祖制规约”的深层阻隔，展示着“国计民生”与“专制权力”艰难抗争。
在王安石、苏轼、司马光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展现出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是对人的重新发现，也是民族灵魂的重新发掘；同时，作者又是站到了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思想制高点来观照历史，以代表智慧之光、民族心史和宗法文化悲剧的人物来贯穿三部长篇之中。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每一次大变动，都有他们在各种场合的重新聚合与凝结，都在加深这一悲剧。把他们在政治上的党派斗争，经济上的利益之争，文化上的差异鸿沟，人与自然的斗争，纳入到文化审视的大框架中。虽然，它突出着人的主体地位，深挖着个体的文化内涵，但是，倘若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经济斗争，它给自己规定的文化主题无论多么高深，也必将流于虚飘。因此，在这三卷长篇小说中时隐时现的众生又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和相互猛烈撞击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一个个展现出丰沛的文化性格，从而把人的真实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①转引自兰德曼：《哲学人类学》，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5页。
②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44页。
③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6页。
④诺思罗普·弗莱：《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⑤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6页。
⑥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收入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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