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冰心 出处：小说评论 2007年第4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在中国当代文学格局中，出现了许多具有独立边缘意识，但又不失知识分子本位和发问意识的作家，他们从来不为自己身份上的边缘化和被边缘化而出世享乐，反而比紧趋意识形态的“所谓作家”更有忧患意识和代言勇气，祖籍陕西的作家老村即具有这种“边际效应”。
1956年出生的作家老村至今一直游移于中国当代主流文学之外，他在八十年代即已发表小说作品，大西部乡村场境是他小说叙事的根源，苦难、饥饿与真相呈现、思考勇气都是他为之叙写的精神动力，但十余年过去了，尽管他已写出一些足以让人眼睛一亮的文本，如长篇小说《骚土》(2004年)、《怅》(2005年)、《撒谎》(2006年)等，并在文体趋变和乡村叙事、思想隐喻上都有较为出色的表现，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任何一次文学圈地运动都将他忽略、排挤在外，这是因为老村的西部乡土小说总是将小说视境和视角、结构、故事、结局写的超出那些“文学权利者”阅读惯性和惰性、容忍范围，这样倒使他没有身份的顾虑，在文学创作上有足够的朴素自由主义和“真我”叙事追求。
今日，老村与许多处于边沿但有追求的中国作家已成为一个现象，他与当代知识界的所谓“独立知识分子”还有所区别，老村只以真正的存在着普遍性灾难的“乡村叙事”作为媒介，来实现他的“镜像中国”还原，没有用多少主义和虚伪面具、豪言壮语来掩饰与粉饰，他用“成像”的小说世界来表现他的“独立精神”，而不是别的。他的现象和文本有待开掘之处尚停留在起步阶段，相信一段时期以后，有良知的评论家当给予他一定的研究和肯定。
一
2006年，老村出版了满赋隐喻和能指符号的长篇小说《撒谎》(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简体字版、台湾日月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10月出版繁体字版)，这部小说在叙事演进上与《骚土》、《怅》有着明显的区分、演变。《骚土》追求语言形式上的拟古、复古化，从章节到回目、叙事都试图延续中国传统说唱小说的命脉，而《怅》又回归到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正序之流，两者都用“正剧”的形式展开作者故事叙述，虽稍稍掺加了一些稗言和野史，但都不能影响作者将之写成“正剧”、“正史”的信心，我们在这“正剧”悲写的叙事力量牵引下，感知从“大我”汹汹潮流下“小我”的无奈、悖谬和拨弄。而到了《撒谎》，老村彻底摒弃了那种“正写”悲剧的努力，他将之写成了一个充满暗示讽喻、黑色幽默、揶揄讽世、闹剧笑场，甚而“无厘头”，但都发人深省的轻悲喜剧。由不得读者不会心苦笑，苦笑之余，掩卷思考现世丑态。《撒谎》统摄承袭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社会生态上全部的后效应再现，并让它生成一个“怪胎幽灵”的载体:阿盛，一个“类阿Q”式样的丑类，一个集撒谎、自大狂、欺软怕硬于一身的无耻机器，而塑造那个丑恶机器的是那个“政治机器”，大机器在生产小机器，一个如本雅明所阐发的“机械复制时代”而已。
作家老村在倾注全力刻画出这一怪诞的身负全部时代政治病的“政治幽灵”时，一针见血的指出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中国某个时段是靠不断的撒谎和谎言来维系的，本质性给出一个怪胎式的集撒谎和谎言于一身的“文学人物”:阿盛，入木三分的描述他是如何一路被“历史改写”和“肉体驯化”的，对于昆氏那本著名的小说《玩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所谓的复仇，只是隐伏在一个更大的玩笑当中。《撒谎》中所标举的阿盛为中国当代文学人物又增添了新的“政治人”“亚种”。
《撒谎》中的阿盛诞生于1949年10月14日，殁于二十世纪末尾，这正是中国政治地图演变的高潮阶段，这也是作者所刻意设定的时代背景，几十亿中国人在此背景下沉浮。
极权时代的政治，它们的特征都是由说谎的物质建构起来的。是谎言时代和后谎言时代的延续，撒谎成了辨明它们性质的试金石。作家老村正是抓住这一意象，作为其长篇小说《撒谎》的叙说主旨，反复敲打，将承载谎衣钵的狂人阿盛作为其“政治寓言”的发声器，倾吐其心中块垒。
那么，《撒谎》中的阿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下面这段文字可作为解读这部“政治寓言”的钥匙:
“他目中无人、欺软怕硬、弄虚作假、随意轻信、颠倒是非、冥顽不灵……他宣扬一贯正确，然却没有一次走上正道。他发誓要带领人们共赴天堂，但前提必须惟我独尊，为达到这些目的，他的撒谎也别无选择。他从懵懂无知、迫于无奈的撒谎开始，终于发展到最后一本正经、理直气壮的撒谎。撒谎对于他像呼吸一样须臾不可离开。不撒谎他无法存活。他人生的所有努力都是遮蔽自己制造的谎言。总之，撒谎将他变成一个极简单又极复杂、极顽固又极脆弱、极认真又极虚伪、极狂热又极冷酷的人……”
这是出现在《撒谎》封底上一段作者介绍文字，同时出现在封面上的还有一段简短文字:“阿盛早晨醒来，向人们庄严宣告:我已经基本上不是人了!”
毋须多少阐释，我们即可看出阿盛为何许人也。这是一个高度集约和浓缩了中国当代“幽灵病”的怪物。作者倾诉全力，用亦庄亦谐的春秋笔法，运用冷幽默的叙事智慧，划出一张民间中国当代史演进地图，全景式呈现个体参与肉体政治改造全程的悲剧，这是全民政治、阶级斗争为纲社会的特产，他们即使处在偏陬一隅也难逃被改造的命运，而老村用大量的细节之道隐喻、仿写、转喻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时代病的全部时代病症。阿盛这种“类阿Q”的人在中国有许许多多，这是极左政治制度下的副产品，作家老村以独到的眼光与思维撷取了中国大地上的这个“怪物”，来探究、批判形成它们的源头。这种可贵的勇气，在中国作家人格普遍萎琐的当下，不可谓不勇敢，值得尊重。
小说结局时，作者模棱两可的交代阿盛或许死了，或许还活着，并出现在中国天南地北，继续发功，继续他可笑的行程。作家老村还意味深长的写下最后一段话:
“总之，阿盛还活在我们中间，而且苦尽甘来，顺理成章地越玩越大了。我们随时随地抬头低头都能看见他。撒谎实在是我们社会生存里最大的悖论，就像月亮反射阳光。也就是说，你想要活的光鲜，活的富阔，活的威风八面和不可一世，你就去大胆地撒谎。胆子越大，效果越好。不信你试，百试不爽。
只是，你得立志让自己的心永远停留在无边的黑暗里……”
老村在小说结尾处给出了关于这个寓言的答案，假如你容忍“阿盛”继续谎言连篇，假如你已习惯将自己的心灵丢弃在“黑暗”中，那么，“阿盛”会越活越强大，你——则越活越萎琐。反之呢?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
《撒谎》是一部绝妙的现世讽刺寓言小说，是一部中国半个世纪的风俗画卷，小说迷人之处满溢心酸的痛楚和民族心灵的啮噬，轻悲喜、闹剧里全是反思的悲嗥。而铁幕下的面具却一点点被剥开、嘲笑。《撒谎》的出现，预示着“阿盛”将同“老大哥”一样成为中国特定时代的特定符号。
二
《撒谎》之前，老村在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怅》里，已经为《撒谎》积储下了“寓言”的先声，对意识驯化有着鲜明的讽刺。《怅》吟咏的是一阙当代知识分子挽歌，是事关知识分子灵魂和良心、忏悔主题的小说，是审视、检讨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场”与“缺席”问题的小说。
二十一世纪初有《怅》这样的文本出现，意味着处于中国文学界“边际[缘]”地位的老村们试图以知识分子独立人格思考对消费社会中国知识分子人格普遍失落发出警示，进而对文学中心自居者们日日热衷于鼓吹“政治知识、消费文学”麻醉中国灵魂一声棒喝，并提供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忏悔样本，用无边惆怅的悲剧性行文终结了一段火热的所谓真相箴言，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托出那个癫狂年代和传统中国最卑鄙的丑行与最纯真的爱情共时态现象。《怅》用一段山村风云作为中国民族命运的“缩图”呈现我们“集体记忆”里那最神圣部分的荒诞性，将狂热失真的“新灵魂”和恪守真相的“孤独灵魂”一同展现在我们面前，在新秩序面前，丑陋/美感、忠诚/背叛、真相/谎言、纯真/阴骘、良知/迎合，这些两元对立的人性形态在这个小山村被演绎的出神入化，成为检视人性灵魂美丑的最好舞台。
《怅》以陕西渭北一个叫锅山镇作为故事的生发地，得意作家费飞从省城到锅山镇去发掘一个战争年代的革命故事，那个故事同新中国许多革命故事一样，充满着革命激情和正义。那个故事是这样描述的，解放前夕的1948年冬天，偏远小镇锅山镇发生了一场大血战，当地大龙山游击队30余名队员在镇上秘密开会临时留宿，遭地主王宝山告密，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双方激战一夜，仍顽强不屈，由于兵力、武器悬殊，最后游击队队员全部壮烈牺牲。作家费飞试图以此题材写出一部能让他名满天下的长篇小说，并取名为《锅山风云》，费飞就是带着这样的踌躇满志前往锅山镇的。然而出乎费飞意料的是，充斥于各级政府材料里的伟大革命故事竟然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真相是，所谓的大龙山游击队与国民党军队的恶战纯粹子虚乌有，当时只是二三十个锅山镇街头泼皮赌徒聚众赌搏，里边夹杂着几个游击队员，王宝山告密是因为他堂弟王宝林赌搏输红了眼偷了他的钱匣子，县大队也只是根据王宝山报案去抓赌的，至于后来演进成一场战斗，则是县大队没有料知的，街头泼皮当然不堪一击，毫无战斗力，很快就被全部消灭。这个真相却被人刻意的篡改，使之演义成一个悲壮的革命正义故事，王宝山则理所当然的被披上阶级敌人的仇恨外衣供人不断唾骂。
费飞调查到这个真相后，作为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良心逐渐驱散了建立在虚妄之上的名利虚荣心，他一步步潜入锅山镇内心，发现了谎言背后横亘着真正的高贵情感山脉，他也因缘际会的遍历这诸种情感，并坠入了地主王宝山女儿王佳梅的纯真情网，他愈加发现连王宝山都是经过篡改的谎言，王宝山不但是当地鲜见的开明绅士，还是仗义疏财，热衷教育、公益、民生，人品俱佳的绝代人物，这从他遗留下的佣人田发河、柳叶儿的忠诚、正气作派可以看出。至此，一切关于那个革命故事的真相/谎言，还有作家费飞从王佳梅处赢得的爱情，都成为那个年代的绝唱。那段谎言，那段流情使作家费飞决定彻底放弃写作长篇小说《锅山风云》的打算，而此时王佳梅生命已在怯懦的费飞眼睁睁下湮灭陨落，一次上世纪惊心动魄的叹息至此落幕。
《怅》的叙述路径是70岁费飞无尽的一路忏情回忆，经历锅山镇谎言后他一生未著一字，对文坛毫无贡献，作家老村借听者张孝来的嘴说，“他的无贡献就是大贡献。”这可算是这部小说最核心的思想。《怅》还对癫狂年代的人生蜕变有独特的看法，小城市店员出身，热衷于武斗的费飞妻子刘晓君;王宝山救济过，后来处处陷害王佳梅的锅山镇副乡长李振南;打死王佳梅的贫民后代鲍箩子，都是那个年代最得意的人，但在他们身上我们只能看到一个民族最丑陋的东西。另外，《怅》的陕西方言叙写也为小说增添了些许沉重感。最后，作家老村在《怅》中暗含隐喻的对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从肉体到灵魂进行鞭打，使《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年来出色的文本，也使消费社会知识分子面对强力意志时能行使独立人格的意志，这是《怅》及老村们写在《怅》以外的话。
长篇小说《怅》提供了一个特定时代背景下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忏悔样本，用无边惆怅的悲剧性行文终结了一段火热的所谓真相箴言，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托出那个癫狂年代和传统中国最卑鄙的丑行与最纯真的爱情共时态并存现象。而先一年出版的争议小说《骚土》，用西部方言、白话文说唱形式演绎了中国农村农民的“文革”民间史，其事相“缩图”和亦庄亦谐的野史稗言里喻着巨大的悲剧成份，传统乡村史与现代革命史悖谬成为《骚土》最大的符号式所指。
三
《撒谎》式的思考注定要使老村长相寂寞，对于中国主流文学界的普遍冷落，老村早已意识到这一点。2005年，他将他人生、文学的心路历程写成了一部自传体随笔《吾命如此》。也许，看完《吾命如此》后，那个写出《撒谎》如此绝妙“政治寓言”式小说的作家会被海内外读者更容易接受一点。《吾命如此》全景式展露、剖析了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传奇人生，家庭的疼痛、饥饿的滋味、山村的落后、精神的落寞、启蒙的忧患、逃离的长嗥、边陲的思索、爱情的突降、写作的愁绪、卖文的尴尬、冷落的伤怀……，一幕幕生活即景幻灯片似逶迤在《吾命如此》里，留下一个乡村小知识分子成长的“缩图”，其境遇代表着一个不落“体制之彀”群落的集体境运，其挣扎和沉浮，思考与面向，都直指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写作，虽有身份的焦虑和文本的难被承认，但老村们成功的赢得了“新一代”读者的期许。
《吾命如此》里叙写了作者一路走来的生活形态，当是中国“解放的一代”乡村知识分子普遍面对的命运，特别是关于饥饿、文革的记忆尤为凸显。往事被老村一点点恢复和还原，今日具有孤僻性格、边缘处境的作家是如何形成人格链条的，作者都借助记忆旧事给出了答案。童年的主人公是一个奇貌不扬的人，他被母亲以外的村人所冷落、忽略，他自卑而沉默，山村以外的事情一无所知。他在贫瘠的西部黄土地上众多芸芸生命体里并不出众，完全不是一个日后以叙说时空形态为职业的天才雏形。关于童年的记忆，饥饿当然是核心，这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所有的往事经纬都在此生发，他幼小的肌体整日被饥饿所缠绕，饿急了的他吞大号的无孔铜钱以缓解饥饿，他最大的愿望也许竟是饱餐一顿而不是日后写作上的升腾。文革中青年主人公也参加了乡村权力的角逐，并一度被打为轻微“反革命”异已，同当时许多中国农民命运一样，他借助逃离乡村和革命旋涡的唯一方式是参军入伍，然后作者的人生才有了与今日自由人格对接的初步可能，这并非说是部队煅造了作者，而是作者自己通过阅读西方经典和体验边塞荒凉获得的。之后，作者几度迁徙，最后落在北京，作者也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卖文为生”道路。
老村的小说品质和风格无疑指向的是“西部书”，他的小说无疑将是有意义的，它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量文革和特殊状态下有关知识分子操守、农民政治人的话题。老村自传体的《吾命如此》给出了部分信息，但更多的当在老村的《撒谎》、《骚土》与《怅》里寻找，这是今日思考老村现象的核心。
老村现象已经生成，老村自己以生命体验和直言道出了我们长久忽略的那个现象。《吾命如此》的悲观式预想当在不太长时间里会得到打破，老村现象也在不久的将来是能成为我们思考的“众多中国文学现象”之一。
周冰心北京语言大学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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