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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文澍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7年第4期

　　近日见到广东教育出版社所出张求会先生的《陈寅恪的家族史》（以下简称《家族史》）一书，顺
手翻过，初觉新意不甚多，边读边思，渐感这样的写法实在别致有趣，不独对于揭示一代学术伟人陈寅
恪先生的思想行为，即使大而言之，对于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和伦理方式都具有启示意义。陈先生于
1958年为维新领袖康有为作《南海世丈百岁生日献词》诗云：“此日欣能献一樽，百年世局不须论。看
天北斗惊新象，记梦东京惜旧痕。元祐党家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玉谿满贮伤心泪，未肯明流且暗
吞。”颈联上句“元祐党家”，本指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因政见歧异，大规模贬谪、迫害以
苏东坡为代表的一大批朝臣、儒士之事。东坡的儋耳（即今海南）之行就在此时。原诗句下自注：“指
新会某世交也。”根据一般推测，这应指梁启超、梁思成父子。但陈先生另有自述家世的《寒柳堂记梦
稿》，成于“文革”前夕的1965年至1966年，是他的绝笔之作，其“弁言”却说：“昔年康更生先生（
有为）百岁纪念，因感吾家与戊戌政变事，曾赋一律云：（即前引诗，略）”，又说：“寅恪以家世之
故，稍稍得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今日述之，可谓家史而兼信史欤？”可见第一，所谓“元祐党
家”，更多地是在隐指自家；第二，陈先生晚年常以“元祐党家”之子自视。
　　
　　实事求是地说，《家族史》的大部分材料并非鲜见，但把某一重要人物的家族史当作独立论题而作
书，却是不多见的。众所周知，通过文化、宗教、民族（种族）、甚至家族的研究来揭示历史的深层意
义，是陈先生所历来重视的治史方法。现因篇幅，暂且略去陈先生曾祖伟琳公以上祖辈不谈，仅从陈先
生的祖父右铭先生和父亲散原先生一生的点滴事迹，就可以清楚看到陈氏家族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
位，以及两位老人对寅恪先生思想的深刻影响。

　　陈先生的弟子、著名东方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说：“陈先生一家三代都是爱国的。”人人都应爱国，
这没有问题，但“国”究竟应当怎么个“爱”法却大有不同。陈先生的父、祖最为人熟知之事无过于戊
戌变法。陈家人的变法强国思想至少可以远溯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当时
，右铭先生望见圆明园内火光冲天，拍案恸哭道：“无以为国矣！”并极力电促河南朋友带兵勤王，以
军事优势，伏兵灭洋。右铭先生的军事才华是人所共知的。果然如此，中国的近代史可能就得改写了，
可惜当局者不能用。后来右铭先生挈散原先生巡抚湖南，主政一方，坚定不移地实施新法，一方面兴办
铁路、电力、厂矿，一方面创设时务学堂、强学分会等机构，以开民智。但同时又坚持固有的理论，主
张循序渐进，反对激进革命。读第四章“南海、南皮之间”、“义宁公子与浏阳二杰”等节，陈氏父子
办学之所以聘弟子梁启超而不聘老师康有为，之所以和谭嗣同先亲后疏，以及新政之所以引起湖南守旧
士绅王先谦等人的强烈反对，都可作明证。右铭先生在南学会演讲词《论为学必先立志》中说：中国“
以天下数万里之大，四万万之众，不得与欧洲诸国比，岂非吾辈之大耻乎？！虽然，当耻我不如人，不
当嫉人胜我。今湘人见游历洋人则群起噪逐之，抛掷瓦石殴辱之，甚欲戕其人而火其居，不思我政教不
如彼，人材不如彼，富强不如彼，令行禁止不如彼，不能与彼争胜于疆场之间，而欺一二旅人于堂室之
内……”。这样的话直到今天，对我们也不能说没有意义。而到了变法的危急时刻，陈家毅然救助钦犯
、变法人士文廷式脱险，又足以见陈氏父子的政治良心和侠肝义胆。关于此事细节，第四章都作了有益
的探讨。
　　
　　第五章“两湖教习”一节提到研究界对散原先生到底算不算维新派的争论，说：就其生前所做而论
，“死后追封一个‘维新派’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太过分”。其实，争论名分，大可不必。看看当时湖南
变法的实效和本章“父子同心”一节，就完全清楚了：“如果说陈宝箴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首创者和领导
者，那么陈三立堪称这一运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而寅恪先生则是它的“总结者和反思者”。我想，
后来陈先生反复说自己“平生为不今不古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
间”，话里边隐含着深刻甚至是血泪的思考，其中的价值取向应该说是显而易见的。
　　
　　现在有的学者认为依靠胆识怯懦、身体孱羸的光绪皇帝搞成变法是毫无指望的。这当然有一定道理
。但我觉得，无论右铭先生还是散原先生，甚至寅恪先生，他们心目中的变法是以更深刻的文化理念和
世界背景为前提的，断不至简单到完全指靠一个病弱皇帝而已；至于历史没有给他们机会去实践，那是
另外一个问题了。
　　
　　本书的又一可贵之处是，作者非常景仰陈氏一家，却不避讳撰主之过，而且是陈家在其最重要的时
期——湖南新政时期之过，例如第四章“谔尔福与周汉”、“俞明震与喻兆蕃”等节探讨陈氏父子用
人之失。虽结论尚可讨论，但作者一切从历史文献出发，可称良史之笔。  
　　
　　附带说一句，第六章“同光诗魁”谈到散原先生在晚清、民国诗坛的崇高地位。作为散原老之子，
寅恪先生的旧体诗歌生动、曲折地记载了近、现代四十年间中国的社会历史，诗艺直摩汉唐营垒，为后
人留下了极其丰厚的遗产，其中不能说没有乃父煦育涵养的功绩。
　　
　　听出版社内人说，作者张求会先生是陈先生的同乡。他很年轻，有感于陈先生的卓越学术贡献，更
推及陈先生之上父、祖数代的坎坷遭际，爬梳文献，实地考察，亲身采访，终于完成了这本不会引起任
何轰动效应、却意味深远的书。十多年前，我拜读了陆健东先生的大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真是
悲歌慷慨，令人击节落泪不已；现在读了张先生此书，则备感回味绵长，觉得它犹如给陈先生这位“元
祐党家”之子的一生下了一个家族血缘的注脚。同时，更不能不深深地慨叹，像陈先生这样的文化世家
正在和中华民族渐行渐远，今后怕永远不会再有了吧。

文：细杨 出处：全国新书目 2001年第2期

　　江西义宁陈氏家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极具特色的家庭。义宁陈氏属客家民系，先辈自福建迁居江西，奋斗多年，至陈宝箴之父伟琳始崛起于陇亩。陈宝箴是清末戊戌变法时期推行新政的实干家，在他担任湖南巡抚期间，湖南的维新事业一直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集中地显示出戊戌变法的实绩。陈宝箴之子陈三立既是湖南维新事业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又是一位在近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著名诗人和散文家。抗日战争爆发，陈三立忧于时事，拒食而死，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陈三立长子衡恪是国画大师，兼擅诗、书、篆刻。次子隆恪、四子方恪、五子登恪也都以诗文见长。而三子寅恪更是享誉中外的一代史学大师，终身致力于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地位，崇尚独立自由的学术研究，以其崇高的品德和无人企及的业绩为后代树立了一个爱国学者的榜样。义宁陈氏数代英杰，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坚定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传统道德修养、奋发不懈的进取精神一脉相承。
　　作为第一部全面展示陈寅恪家族发展史的历史著作，《陈寅恪的家族史》试图通过描述义宁陈氏数代先贤的事迹，勾画出近代史上这一著名家族的发展脉络，凸现陈氏家族自觉传承与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家族特质，为研究史学大师陈寅恪的立身之道与旷世绝学提供一种新颖独特而真实可信的“背景”。
　　与同类型、同题材的其他著作相比，本书体现出以下三个显著特点：一是考证严谨而细致；立论通达公允，既不迂腐，也不偏激。作者善于从小处入手，采取剥壳见笋的方式，小心求证，发现了许多长期以来为人所忽略的疑点，并能谨慎地加以分析、解决。在史实的叙述与客观的分析之中，作者还时时借助于史学家陈寅恪那些言约意丰的精辟之论予以画龙点睛拈合自然贴切，融化不露痕迹。二是材料周全而新颖，既解决了“陈学”研究中许多老问题，也为“陈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补充了不少有益的新资料。作者除了花费数年时间细心搜集各种著述内的有关文字之外，还曾于1997年亲赴陈氏故里进行实地考察，溯本求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保证了史料的新颖和准确。三是语言顺畅流利而不失文雅，用词精当，情感处理不瘟不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