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世界的起源》谈起
文：俞金尧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2期
【主持人语】 维柯在《新科学》中有一段话：“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这段话在被人引用时，通常被改写成（大意如此）：“自然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不可能为人所认识，而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可以为人所认识。”
但几千年来历史学家们殚精竭虑，玩尽了历史学家的技艺，也感到自己在认识历史上力不从心，尽管随着历史社会学在上世纪下半叶的兴起，历史学家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任何专门史都倾向于成为社会史，而社会史倾向于成为总体史。
史学在这种不可能实现的雄心壮志的煎迫下大规模地向别的学科领域渗透，向一切陌生地带渗透，并将先前的历史叙事翻腾得千疮百孔。于是，我们得到了一大堆复杂的关于历史的新叙事，它们都对我们理解历史提供了新的灵感，但每一种叙事的缺陷又和它的优点一样突出。最后，我们可能只得带着绝望的心情来重温维柯那句充满自信的话，并加以适当的改写：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但不幸，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而且蔽于各种动机（意识形态、权力、西方中心主义等等）。
程 巍
现代世界起源研究的方法和理论——从《现代世界的起源》谈起
《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
罗伯特·B.马克斯著，夏继果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美国人罗伯特·B.马克斯的《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生态的述说》一书。说实话，这本书的内容或观点本身并没有多少新颖之处，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从前些年译介过来、并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不小反响的几本著作中看到，比如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李中清、王丰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年)》，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等等。当然,还有一些虽未经完整译介但已通过各种方式为我国学者所熟知或应用的其他欧美学者的观点和理论，比如剑桥大学里格利教授关于煤炭的使用在英国近代经济史中的作用的论述（见里格利著、俞金尧译《探问工业革命》，载《世界历史》，2006.2；俞金尧《近代早期英国经济增长与煤的使用》，载《科学文化评论》，2006.4：49-63）。罗伯特·B.马克斯把这些重要的观点或理论综合起来并运用于世界近代早期历史的阐释，成就了《现代世界的起源》一书（见该书序言。本文后面引用该书文字时，只在引文后标识页码）。该书的副标题是“全球的、生态的述说”，“述说”一词，可能表明了“综合”的意思吧。
虽然这本书本身还说不上对现代世界起源的阐述有什么重大突破，但它还是给我们呈现了近年来西方学者在这一主题上最新的、最为完备的研究状况，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不妨把这本书看成是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者，通过这本书，我们认识了当前西方有关研究的总体状况。
因此之故，它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关于某个具体历史问题的具体见解，而且是涉及到历史研究中更为一般的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比如对各种用以解释历史过程的社会科学理论的态度、以什么样的历史观看待历史、如何认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的作用，等等。所以，读这本书，能引起思考的，是我们现在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历史发展过程，以及今后如何研究历史的问题。
现代世界的起源、发展，长期以来是历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中最有魅力的话题。由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一代一代的学人孜孜以求的问题就是西方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
由于时代的变迁及各个学科不同的话语特点，关于这个话题有很多不同的表述，比如资本主义的起源、西方的兴起、现代化进程、全球化等等。对这个问题的各种解释或观点更是举不胜举，古典的解释已经很多，比如亚当·斯密关于市场经济和劳动分工的解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和发展的解释，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解释，等等。而现代学者的研究更是汗牛充栋，举其要者，如关于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研究，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依附理论，现代化理论的指导下各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研究，等等。
这些研究大大有助于我们对近代早期世界史的认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过去那么多关于西方兴起的研究（其中有许多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堪称这一领域的经典，曾经对我们产生过、并且至今仍产生着重大影响），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后，被很多人发现存在着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其中的“欧洲中心论”（或称为“欧洲中心主义”）。
所谓“欧洲中心论”，根据马克斯的说法，是指强调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认为西方所有的成分都是好的和进步的，发展和进步源自欧洲，从那里向外辐射至世界所有其他地区；欧洲人是主动的，世界其他地区是被动的或停滞的（直到被迫对欧洲做出反应）的那种论调（导言，15－25）。
把这种观念应用于历史研究和解释，就产生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黑格尔的历史观可以说是欧洲中心论的一个典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人类精神发展分为三级，中国人的精神发展得最不好，完全没有自由；希腊人好一些，因为他们半自由；而德国人的精神发展最为充分，因为他们有完全的自由。这种说法便是欧洲中心论的表现之一（见周谷城，《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载《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152）。欧洲中心论者在对待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时，把欧洲放在优势的、核心的地位，好像世界的历史是围绕欧洲(西方)为中心来展开的，而世界其他地方只是配合了欧洲的发展，欧洲是进步、先进的一方，世界其他地区则是落后、保守的另一方。在具体的历史编纂实践中，把世界历史的主要内容给予西方，使之成为世界历史的主体。由此而派生出诸如“挑战”与“应战”、“传统”与“现代”等编纂世界历史的方式。
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据说在西方已经深入人心。弗兰克认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所有的西方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一直不假思索地认为，至少从1500年以来，西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西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发源地和动力。”（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社，2000：中文版前言）根据他的说法，马克思、韦伯、桑巴特、波拉尼、布罗代尔、华勒斯坦等等，以及早期的他，都属于欧洲中心论者。
根据具有全球视角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欧洲中心论者的研究虽然在理论、方法、观点上各不相同，但有一些是共性的：他们承认西方在近代的崛起，工业革命则无可置疑地被认为是西方开始主导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事件。为了追寻西方兴起的根源和原因，他们往往把眼光放在15、16世纪，试图从那时开始寻找有助于说明西方兴起的独特之处，即由于西方在自身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的或发生的某些与众不同的因素和事件，引起了西方社会走上了一条与世界上其他社会不同、并最终领先于其他社会的道路。这种认识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欧洲例外论”。
所谓欧洲人的理性、制度上的创新、创业精神、技术、地理环境等一切用来解释欧洲兴起、并被当作欧洲社会的独特性的各种因素，在有全球眼光的学者看来，都属于欧洲例外论的表现。最新的体现了欧洲例外论的一个重要研究，据认为是过去的几十年在欧洲家庭婚姻和人口史研究中揭示出来的“欧洲婚姻模式”（J. Hajnal,“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in Perspective”, in D.V.Glass and D.E.C.Eversley, eds., Population in History, London, 1965, pp.101—143）。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的历史学家发现了前工业化时代欧洲人的家庭多为小规模、简单结构，以及晚婚、独身比率高等现象，他们认为，这些现象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农业社会是没有的。他们把这些现象归结为欧洲（其实就是指“西北欧”）婚姻模式(或人口家庭体系)。由于现代资本主义首先从西北欧地区发展起来，所以，人们又把近代早期的这种欧洲人独特的婚姻家庭模式与资本主义的起源联系起来。因为晚婚和节育不仅可以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有利于财产的积累，从而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具有全球史观的历史学家以破除欧洲中心论为己任。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法宝，就是全球视角。弗兰克用了一种“全球学”的视野来颠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他宣告，“我要向众多被公认为‘经典的’和‘现代的’社会理论的基础———欧洲中心历史学挑战”，“要用一种更充分的人类中心的全球范式来对抗公认的欧洲中心范式（弗兰克：1、25）。马克斯在他的书中所用的破除欧洲中心论的方法也是全球视角，这本书的副标题表明了这一点。不过，马克斯对破除欧洲中心论似乎比弗兰克更有把握，他说，“我们现在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了解使我们能够对西方兴起的权威性叙述提出质疑，并且能够构建另外一个非欧洲中心论的叙述”（导言，24），所以，《现代世界的起源》这本书，按马克斯的说法，完全放弃了欧洲中心论的方法。
全球视角的好处就是人们在审视这段历史时，跳出了国家的、地域的、民族的及种族的局限，把全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好比是站在月球的高度来审视世界历史。这比以前的人们采用的反欧洲中心论的方式有进步。以前，非西方学者在撰写或解释世界历史时,通过把更多的内容分配给非西方世界的方式来反对欧洲中心论。这种做法根本就达不到破除欧洲中心论的目的。而全球视野下的世界历史景象就是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欧洲(或西方)只是这个整体中的组成部分，得到重视的是体系本身的结构、功能、运动是如何影响乃至决定各组成部分的变化。
从全球视角揭示出来的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大体是这样的：大约从1400年到1800年间，世界经济有多个中心，存在着几个地区性的体系，其中，每个体系又有自己的核心和边缘地带。各个体系之间不同程度地发生交往。在这个世界性的经济联系中，欧洲并不领先于其他地区，甚至还可以说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因为当时的欧洲人手中并没有什么值钱的货色可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交换。欧洲人后来在美洲大陆发现了大量的白银和贮藏丰富的银矿，才得以积极地参与到世界经济的交往网络中来，否则，欧洲人根本就甭想插一脚进来，甚至连一个脚趾也插不进来。直到欧洲人掌握了美洲的金钱，才能够买到一张搭乘亚洲经济列车的车票，获得一个三等车厢的座位（弗兰克：379）。所以，在当时的经济世界中，中国和印度才是真正的中心。
世界经济的天平向欧洲倾斜是19世纪的事，工业革命以后，欧洲成为世界经济无可置疑的中心。这当然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证明欧洲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领先于世界，这被具有全球史观的人看成是对欧洲中心论的一个重大打击，因为“欧洲中心论”者把西方兴起的开端定在15、16世纪，并追寻自那时（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以来西方历史的独特性，这在他们看来完全是一个神话。“西方的兴起是一个故事，并且肯定地说是在欧洲中心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一个故事，它提供了一种选择与那一故事有关还是无关的事实的标准”（导言，17、24）。既然19世纪以前欧洲的经济并没有超越亚洲，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是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和印度，所以，根本就不存在15、16世纪以来“西方的兴起”的事实。对于持全球史观的人来说，这些发现等于铲除了“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依据。
与此同时，以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这样那样的欧洲“独特性”，在他们看来也是子虚乌有。就是那个独特的“欧洲婚姻模式”（欧洲家庭人口体系），也没有真正的独特之处，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也能找到与欧洲相类似的现象。例如，在过去几年里，美国人李中清和王丰关于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中国人也实行生育控制，已婚生育率低是中国人口体系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从而（据说）戳穿了马尔萨斯的神话（集中体现于李中清、王丰的著作《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三联书店，2000）。马克斯十分看重这个研究，他在书中这样说，“仅仅通过这样一个例子，欧洲人无与伦比的论断和欧洲‘兴起’的原因中一根支柱性的观点就动摇了”（23、140－144）。在他看来，既然不是欧洲独有，当然就不能用于解释西方的兴起了。
尽管欧洲崛起的时间被延至19世纪，但持全球史观的历史学家仍要面对欧洲为什么在19世纪以后崛起的问题。既然欧洲的崛起没有什么独特的原因，那么，19世纪以后，首先是英国，随后是其他欧洲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胜出的原因只好归结于偶然性了。
马克斯在书中的确把这个原因归结为无数的偶然因素，以及由众多的偶然性凑合在一起的“偶合”。马克斯说，“本书在勾画关于现代世界形成的非欧洲中心论的图景时，将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和历史的偶合”（导言，25－26）。
他特别讲到英国人十分偶然地得到了便于开采的煤炭。煤炭矿藏在地下的形成是数亿年前的事情，而人类生活的地方恰巧有煤炭矿藏存在纯属偶然。有些煤矿位于人们既需要又懂得如何利用它们的地方，有些就非常遥远因而不可利用。例如，荷兰和中国都有能力、也急需发展煤炭工业，以提供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但他们的煤矿都不在所需要的地方。这是导致下列现象的一个原因：在18世纪，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减缓了，而英国由于恰巧靠近储藏丰富、便于开采的煤矿，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了。就历史发展而言，煤矿的分布是具有偶然性的，但是对于哪个国家能够现代化而哪个国家不能，它当仁不让地发挥了戏剧性的作用。英国在近代的发展中逐渐胜出，不是因为别的，纯粹是因为它偶然方便地得到了煤以及在海外拥有广大的殖民地。由于便利的煤炭储藏，英国人发展起建立在蒸汽这种新动力基础上的工业化，从而摆脱了那些束缚。在19世纪早期，这种新的能源用于军事，到那时，也只是到那时，平衡才向有利于欧洲人而不利于亚洲人的方向转化，率先跨出这一步的是英国人，向着明确的全球主导地位大踏步前进（19）。在这里，关键一点在于，西方的兴起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有着相当的偶然性。马克斯说，世界的一个地区———这里指英国带领下的西欧———能够通过开发利用储藏的太阳能（煤炭，后来是石油）摆脱旧生态体制的限制，这种现象纯属偶然，是一种全球机遇促成的结果。
这是一个对英国走上工业化道路、与其他地方分道扬镳的生态学解释，它构成了《现代世界的起源》这本书的另一个重点，与“全球的”视角一样，同列在副标题上。
马克斯的这个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彭慕兰。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从生态的角度，阐述了以英格兰为代表的欧洲与中国的分流的过程和原因。在彭慕兰的思想中，使用煤和在海外拥有广泛的殖民地上的资源，对英格兰(或欧洲)的发展至关重要。由于有了以矿物燃料和新大陆的资源利用做基础，英国的发展与原有的道路发生了断裂。没有这两样，英格兰就受到自身生态环境的束缚，它的经济的增长有可能像其他地方一样，走一条劳动密集型的道路（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1）。
生态学的解释很有魅力。但若追究起来，我们还不能停留在彭慕兰那里，因为从生态的角度解释英国近代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里格利的贡献，这位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提出了有机物经济和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经济这两个概念。“有机物经济”是指人类的生活和生产绝对地依赖有机物的经济，无论是原材料、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燃料，还是最终的产品，都是地表上通过光合作用而形成的有机物。人类从狩猎到种植的各种经济活动都属于有机物经济。有机物经济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它是受制于土地资源的。土地是有限的，能从地表生产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因而，归根到底，土地资源为有机物经济的发展设置了天花板，特别是人口不断增长给经济的发展造成压力，使得有机物经济的增长迅速地接近它的限度。要突破这个限度，就要从有机物经济中走出来，改变人类对有机资源绝对依赖的状况。英国最先实现从有机物经济向以矿藏能源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变。正是英国率先大量使用了地下的能源(起初主要是煤，后来主要是石油)，人类才改变了有史以来绝对地依赖于有机物的状态，大规模的生产有了可能，工业化得以蓬勃发展起来。（Wrigley, E.A., Continuity，Change and Chance, The Character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and Wrigley, E.A., Poverty, Progress and Popu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里格利关于煤炭的开采和使用的观点被彭慕兰用于解释19世纪欧洲与中国的分流。而马克斯则把这种解释用于现代世界的起源，称之为“生态的”解释。
煤炭并不是导致英国崛起的惟一的偶然因素。在马克斯的书中，还有其他很多个偶然因素在欧洲崛起的历史过程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在讲到偶然性时，常常采用“假设”，以表示“倘若不是这样，历史就会是另一个样子”的意思，比如他说，如果没有发现新大陆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事情，那么，欧洲人的命运就不会发生太大的转变（19）。又比如，如果是中国人而不是葡萄牙人建立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水上通道，将迫使欧洲人不能远离本土；如果英国没有开始工业化并把工业化的成果应用于军事，天平也许不会朝不利于中国的一方倾斜（86、209）；如果不是一系列的偶然性、偶然事件和历史的偶合，我们也许还生活在一个农业帝国的世界中（导言：20），等等。
数个本来互不相干、偶然发生的事件在某个时期碰在一起，相互发生影响，并最后造成了某个结果，这就发生了“历史的偶合”。例如在15世纪早期的中国，由于独特的历史环境，政府决定用白银作为其货币体系的基础。但是，当欧洲人在新大陆发现了巨额的白银以及对白银供不应求的中国市场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在16和17世纪就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结果，白银流到了中国(和印度)，而亚洲的丝绸、香料和瓷器则被卖到了欧洲和新大陆，从而开创了全球化的第一阶段。这就是一次历史的偶合：由于各地具体的环境而在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事情那时具有了全球重要性。历史的偶合也可以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内。例如民族国家发展的原因本来与导致工业化的原因各不相干，但是，当这两者在19世纪汇合在一起并创造了一次历史的偶合时，一种强大的全球化力量出现了（导言）。
以全球眼光看待近代早期的世界，的确给人一些启发。在全球视野下，欧洲的崛起不仅仅是欧洲自身的力量所造成的，而是在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互动过程中实现的。西方的学者以前更多地关注欧洲自身的因素，力图从欧洲内部寻找有助于解释西方兴起的独特性。而非西方的学者则往往从另一个方向揭示西方兴起的条件，强调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掠夺和剥削。现在，西方的学者通过全球视角，认识到非西方世界对欧洲崛起的作用，这无疑是学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同样，有全球眼光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历史过程中的机遇和偶然性，这可以促使我们重新去思考偶然因素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由于偶然性的介入，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就变得丰富多样。正如马克斯所说，我们关注偶然性、偶然事件和历史的偶合，这意味着我们对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发展的解释要从多方面而不仅仅是从一个方面分析原因。一元论的解释太简单化了，对于复杂的民族、社会和历史变迁来说并不适合（导言，20）。
全球视野下的历史研究尽管具有上述学术价值，但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类研究仍然是带有很大的局限和片面性的。
采用“全球的”视角就其本意来说是为了对抗以往以欧洲为中心的研究取向的。这很容易使研究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欧洲自身的因素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我们在马克斯的书中看不到欧洲内部可以说明欧洲崛起的因素。虽然马克斯讲到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但它也只是碰巧由于西班牙人没能在欧洲建立一个帝国而偶然出现。曾经为人们所看重的那些用于解释欧洲兴起的种种原因，统统被当作欧洲中心论的产物而受到抨击。这多少让人感到那些具有全球视角的历史学家在解释欧洲崛起时，对欧洲历史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
事实上，“欧洲中心论”与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欧洲来解释欧洲的崛起，这是两码事。前者指的是在欧洲人的偏见和种族优越感的支配下看待事物的态度或方式，欧洲中心论者不可能客观、公正地看待历史。后者则是对事实的尊重。欧洲的崛起无疑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对殖民地的掠夺，以及欧洲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交往中得到的机遇。但是，不论外部的因素如何重要，欧洲只有在自身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摆脱在以往的世界性交往中的微末地位。因此，历史学家把研究的重点落在欧洲完全合乎情理，把欧洲中心论的帽子套在这些历史学家头上,实在有些冤枉。
有全球视角的历史学家个个以反欧洲中心论为己任，可是，由于他们认识上的误差，他们在破欧洲中心论方面的工作远不是他们自以为已经做到的那么成功。
他们认为，他们的研究结果证明了1800年以前世界经济的中心在亚洲，而欧洲只是勉强搭乘了亚洲经济的列车，从而打消了西方人的优越感，即西方人认为自15、16世纪以来，欧洲就是世界经济中心的观点。
关于这一点，我首先要承认，有全球史观的历史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在经济史层面上证实了19世纪以前中国的发展领先于欧洲。这一研究结果的学术价值是无可置疑的。但是，直到18世纪为止，中国发达于欧洲这一事实并不是到最近才得到发现的。18世纪的欧洲人对中华文明的向往足以表明当时的欧洲人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发达程度。许明龙先生曾对此做了专门的研究，他的那本名为《欧洲18世纪“中国热”》（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的“前言”中，用这样一段话来描述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热度：“那时，中国的商品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着读；凡尔赛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想来在当时欧洲人的心目中,中国无疑是一个文明发达、令人神往的国度，许明龙说，“那时的欧洲人对于中国商品的热情，胜过如今的某些年轻人对于‘耐克’、‘阿迪达斯’的追求；那时的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高于今日某些中国人心目中美国的地位。”原因不难发现，“因为那时的中国不比欧洲落后”。
可见，仅仅证明19世纪以前欧洲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并不能充当有全球视角的历史学家手中用来砸破欧洲中心论的砖头。有全球视角的历史学家或许混淆了把欧洲的兴起的时间定在1500年，与把欧洲兴起的源头追溯到1500年之间的差别。认为欧洲从1500年起已经对世界其他地方占据优势，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非要那样说，确有“欧洲中心论”的嫌疑。但是，把欧洲兴起的源头确定在15、16世纪，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很难说与欧洲中心论有关。众所周知，从15、16世纪到18世纪的欧洲历史一般被称为“现代早期”，人们看重这段历史，因为这段历史直接与后来的工业化、现代化有关，是为西方后来支配世界积累条件的阶段。所以，大多数研究者把欧洲在这个阶段的发展称为资本主义起源阶段、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前工业化时代，等等。这说明大多数人是意识到“西方的兴起”的前史与“西方的兴起”本身之间的差别。抹煞了为大多数人确认的这个差别，把他们探究西方兴起的源头的时间追溯到15、16世纪的做法，视为他们已经把15、16世纪的欧洲当作世界经济的中心，这完全是一个误会。而有全球视角的历史学家破欧洲中心论恰恰是从这样的一个误会开始的。
根据有全球思维的历史学家的看法，“欧洲中心论”者总是在欧洲内部寻求用以证明欧洲在近代得以胜出的独特性。马克斯在书中反复讲到，“欧洲中心论”者为了表示西方的优势地位，总是在欧洲内部寻找独特性，以此来说明西方为什么最终胜出。为了破除“欧洲中心论”，有全球眼光的历史学家则偏偏从欧洲以外的地方寻找那些被欧洲中心论者认为欧洲独有的东西。好像一旦发现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着原以为只存在于欧洲的东西，欧洲的独特性、例外论便不攻自破了。
李中清和王丰对中国人口史的研究结果，在很多西方学者看来，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李中清和王丰对自己的研究十分自信，据称是揭穿了马尔萨斯关于中国人口发展的神话，其中讲到已婚生育率低是中国人口体系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李中清：9）。有全球头脑的历史学家十分看好李中清和王丰的研究，他们拿这个研究结果去反击西方的历史学家所主张的、有助于抑制人口增长的“独特的”欧洲婚姻模式和人口体系。令人费解的是，一些中国的学者也跟着去抬高李中清、王丰的研究的意义，说他们的研究不仅在批判马尔萨斯主义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对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见李伯重，《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75）。
然而，稍有中国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李中清和王丰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清代皇族和东北的一个叫道义屯的村子的人口资料所做的个案研究。作为个案研究，我认为他们的研究工作做得十分出色。但这毕竟只是一个个案而已，考虑到清代满族贵族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东北地区在当时作为移民目的地的地域特征，以及屯民们的特定身份，李中清和王丰的研究结果对于中国人口史而言并不具有典型意义。他们拿一个没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结果，作为反映当时中国人口总体情形的样板，实在不太合适。因为他们的观点无法面对这样一个明显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历史上中国人的死亡率很高，至少不低于欧洲人；如果历史上中国人的已婚生育力很低（据称低于欧洲人），而中国人的非婚生育率又极低，那么，他们怎么能够令人信服地给大家解释中国历史上人口快速增长的现象（参见笔者为2006年4月在北大召开的“21世纪的东亚”的国际学术会议所提交的论文《对历史上中国“已婚低生育率”说的疑问》）？
可见，李中清、王丰的研究的学术意义，最好还是局限在个案本身。赋予它更大和更广泛的意义，经不起推敲。拿它来破“欧洲中心论”，期望过高。西方学者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不多，他们如获至宝的东西，其实根本不足以成为反击欧洲婚姻人口体系独特性的可靠依据。
通读马克斯《现代世界的起源》一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充斥其中的对历史进程的偶然论解释。历史研究中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争议由来已久，从过去的经验来看，人们显然更青睐于规律和必然性，虽然并不否认偶然性在历史中有时也起到重要作用。对于必然性的重视，引导人们去探究因果关系。人们往往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去追究其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喜欢追问西方为什么兴起的问题，并寻找西方兴起的独特性，就是遵循了因果关系。
近年来，西方史学的风向大变，否定规律性、必然性，以及否认对历史进行因果关系式的解释的思想十分走红。他们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维方式，反对根据西方当前的强势地位,去寻找西方兴起的内部因素。
这种想法看上去很有见地，不过在实际的历史研究中，还是绕不过“为什么”这个最为基本的史学问题。关于现代世界的起源问题也是这样。我们可以认同1800年以前没有什么“西方的兴起”这样的观点，但我们毕竟仍要面对1800年以后随着工业化而来的“西方的崛起”这个事实，我们还是要问：西方为什么崛起？按照非因果关系式的思维，我们是不能找出导致西方崛起的前因的。可是对这个问题又必须做出解释，于是，他们便求助于偶然性，好像现代世界的起源是一个又一个的偶然因素和众多的偶然因素合在一起，奇特凑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样，事物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从先前的过于强调必然性走到了过于强调偶然性。“必然性”是指注定要发生的事，“偶然性”则是既有可能性，也有不可能性，万一发生了某件事，那就是碰巧了，俗话说得好，那叫“碰运气”。虽然碰上运气也是一种原因，但这不是可以根据因果律推衍的。
过于强调偶然性和偶合对历史进程的作用，让人怀疑历史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如果一切都是偶然所致，那么，历史学家的任务只需把历史事件按年代编排好便是，根本不需要再去追究这样那样的原因了，事情变为大家所感觉到的这种状态，既没有什么“深刻的”背景，也没有什么“复杂的”原因，一切皆偶然为之。可是，如此一来,历史学家不就仅仅成为一名编年史家了吗？
事实上，马克斯把英国的崛起归因于偶然地得到了便于开采和运输的煤，这完全是因为他出于实用的需要而部分地（或许是片面地）吸收了里格利的思想。煤炭是几亿年前就埋藏在英国地下的，英国也是自古以来就有人定居的地方。英国人自中世纪起就已经在使用煤。为什么要到近代早期开始，才越来越多地使用煤做燃料？为什么要到蒸汽机发明以后，煤的作用从以前的主要产生热能向着主要产生机械能转变，从而使英国社会对煤的需求量大大增加，以致煤炭成为工业革命所依赖的能源？煤炭的大量使用绝不是“偶然”的。里格利本人在解释近代早期英国的经济何以持久、快速增长时，讲到两个原因，一是亚当·斯密式的资本主义，二是从有机物经济向以矿藏能源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变。可见，马克斯从里格利那里仅仅是提取了对自己有用的那一部分观点。
然而，偶然论的历史解释让人不满的还不止这些。无论是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还是马克斯的《现代世界的起源》，都讲到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并看好中国的前景。他们说，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现在的这种发展趋势使中国有可能重新回归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他们这样说，让我们中国人感到欢欣鼓舞。可细细一想，此事并非那么简单。为什么？因为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从现代早期的历史中看到，西方的兴起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具有偶然性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再次崛起也应该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并不能保证未来一定成功，除非发生一些偶然事件再次把中国推到世界经济的中心。按照偶然论的历史解释，中国要崛起，也得碰运气。但是，碰运气的事是没准的，有可能碰上，也可能碰不上。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碰不上运气的可能性总是要远远大于碰上运气的可能性。以此看来，预言中国能再次占据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更像是偶然论者开给我们的一张空头支票。一个国家能否占据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自有其必然性，不是用完全的偶然性所能说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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