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
文：吴德利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2期
文学经验史研究与一般的文学史研究之间存在着差异，前者不仅是对后者的丰富和补充，而且是对它的拓展。文学史是一段时期的文学发展规律和史学逻辑的总结，它是一个收集、梳理、遴选的结果；而文学经验史研究更注重历史原始面貌的挖掘，以及各种历史资源的整理与积聚。如果说文学史的知识体系体现的是一种文学权力结构，则文学经验史的研究就是对权力框架之间的大量疑案和事例的质询和详察。由此可知，文学经验史的研究是对文学史逻辑背后的多方面（至少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聚，它丰富了文学史的多面性，且为不断地修正文学史提供了可能。
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过了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其间充满着种类繁多的文学史研究著作，从上世纪初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到上世纪末钱理群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及近十几年大量出现的各高校编著的文学史教材。不断写史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不断总结的过程。20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与文学发展几乎是紧相随行，它让我们见证了中国文学在20世纪里的文学实绩，同时也暴露出文学史写作的固有局限。一方面，它会把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发展状况作一个史学框架的描述，选择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来进行叙述，从而理清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线索和主要案例。但这种选择和判断往往受一定时期的文学史观和社会意识形态观念的左右，如某些作家的文学史排位、某个文学流派和文学风格的前途，常在文学史权力框架中被预先设定；另一方面，作为逻辑化的必然后果，文学发展史上的大量经验材料时有偏废、忽略，从而造成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游离、显露和隐秘等不同等量的文学史事实。
在文学史这面大旗帜之下，我们很难看到作家个人的内心选择、私人的情感交往，如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失和、沈从文在建国后的惶恐与转向、张爱玲为何孑然一身、异乡漂泊，所有这些全都淹没在时代的潮流和意识形态观念史的整合当中了。这自然就妨碍了我们对现代作家的主体精神、情感状态和生存遭遇进行深入的探问，我们也就无法突破文学史的屏障，看清一个世纪的中国作家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真实心路历程。
尘埃初定的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在我们的经验世界里难以达到一种客观化的历史效果，这一方面是受到一些时代观念的制约和片面、狭隘视野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在于我们的精神结构中缺乏历史反思意识，对于历史既成事实的认识越来越趋于固定化。即使是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在不断地提高和深化，其特有的逻辑形式也难以涵盖所有的历史经验。再加上一些现实的情势，文学史的写作越来越流于形式化，这主要体现在高等院校的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上。为了配合教学的需要，以及体制化的学科建设，文学史的教材编写仍然停留在了原有的文学史格局上，如体裁分类法和时段划分法的板块分割，对经典作家作品的过度依赖，等等。而对文学生产和传播的潜在影响力、作家精神状态中所表现出来的私人化情感选择，以及作家与时代的内心冲突等文学史发展的微观动力则缺乏关注。总之，高校文学史教材编写的通病是：过于重视历史的逻辑；过于追求简单化的明晰；倾向于建立单一化的知识结构体系，而忽视多层面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历史复杂状态。在这个时代转型、社会思潮多元化的大文化背景下，文学经验史研究的意义日益凸显出来。
《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就是在经验史的研究视野中对目前学术界风行的文学史研究和书写所进行的一种开发性扩展。本书秉承“本土立场、问题意识、还原历史、打通断裂”的著述理路，全面地展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复杂历程，从多个视角和研究领域去探寻文学史背后的可能性。
首先，该书对“文学现代性”的宏大理论构架展开细致的发掘和清理，寻找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真实缘起和内在复杂性。
“现代性”无疑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核心关键词。然而，无论“现代性”理论阐释得如何地完备，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步伐如何地受到西方现代观念的影响，“现代性”终究是一个舶来的理论术语。事实上，中国文学走向自由、开放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过程，无论是否引进“现代性”这么一个东西，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命运都必然会发生改变。那么，怎么来重新叙述和看待中国文学自身的现代进程呢？如何从我们自身的内在经验积聚出一个合法性的“现代”理由，如何去体会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及传统性的结构牵制所呈现出的一种特有历史姿态，这是值得我们细致地发掘和考察的。
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不仅仅体现在语言革命和启蒙思想这些宏大的现代视野上，也不只是一个一往无前的历史动力火车；它包含无数的落后心理和错误经验，如意识深层的时空观念、怀旧心理、传统想像，如拼音化运动的失败、文学制度化的波折等等。所以，我们必须挣脱强大的西方理论和文化心理的束缚，“考察和梳理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缘起与发展，时空观的变迁与中国文学经验的‘现代性’特征，以及由文学作品或文学批评所呈现出来的‘现代经验’，呈现出来的被‘20世纪’这样的‘现代’的时间概念所描绘和遮盖的文学经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原著第42页）
其次，该书梳理了一个同样宏大的文学实践线路，即20世纪中国文学向左转的历史命运。并将左翼至延安这一时代关节点放大到历史的显微镜下细致地观察，从具体的历史细节、作家心态的变化、领导层的意志、形式实验等细小的现象入手，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当下”去体察中国新文化构建“步步紧逼”下的文学境遇。这一历史境遇的产生不单纯是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威权外在施压的结果，而且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化的内部演变中一步步地确立起来的。所以，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政治”宿命的理解，要求我们摆脱整个20世纪进程中文学与政治的外在纠葛，从左翼文学到延安时期的文学再到共和国时期的文学的内在逻辑演进中搜寻答案。进而深入探讨一个文学体制是如何地从文学组织的内部来规范现代作家的“自由”意愿，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通过外部的“禁毁”方式来干涉文学独立的审美生命形态的。这些经验的获得有助于我们剔除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简单化的怨恨情结，学会从文学多方面的社会资源和内部机制去思索我们中国文学一个世纪以来的生命旅程。
再次，该书还分别清理了20世纪中国文学在社会向度和审美向度两维中所收获的文学书写经验。在文学的社会化形态中，20世纪的中国作家关于民族国家想像的集体意识、关于具体生存空间乡村与城市的心灵感受，直至个体性的情感状态以及女性的特殊生存体验等所有的精神冲突与心理嬗变，产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复杂形态下的不同书写经验，由此也让我们细致地体会到，20世纪的中国人在时代境遇的压迫下被无情地历史化的命运，从而也透露出这个世纪中所有文学符号生产的秘密。即便是“文革”年代，这个异样的社会炮制出的文学符号同样地处在“现代文艺”这个书写体系的秘密之中。而在文学的审美形态上，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审美的启蒙和审美的政治化、雅俗两翼的平衡、诗意想像方式的运用及母体模态的延伸等多方面都具有丰富的审美处理经验，这些审美经验的获得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形式史的发展有着弥足珍贵的意义。
此外，该书还对以往被文学史忽略的“小历史”进行了拓展式的梳理和考察。如文学的社会传播和商业竞争、作家私人化的精神状况、海外边缘文学的生存状况等，以往都是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间”生存状态而进入不了文学史的“庙堂”。然而，这种“民间”式的驱动力缓慢却持久地推动了文学史的发展，并将文学史发展的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融合，还原了历史的无限丰富性与真实性。
如果说现代经典作品创造的内动力是作家主体思想与人格的催生以及宏大的民族化使命的结果，其外驱力则是现代传媒与报刊的风行。如鲁迅的小说《呐喊》集是在《新青年》杂志的朋友钱玄同的催促下而写的，也许这种力量比起我们平时所说的为人生和国民性改造的文学使命来得更具体些；没有现代报刊的兴起，沈从文也不可能从一个到北京求学而不得的乡下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个现代小说大家（《京报副刊》和《大公报》等现代报刊曾在沈从文的文学生涯中产生过重要影响）；至于上世纪40年代沦陷期张爱玲的成名，更与《万象》等现代杂志和柯灵等现代报人分不开，她的横空出世绝不只归因于惊人的文学天才（民族大义且抛开不谈）。这些现代传媒的功能及其推动文学现代化的史学意义无疑被文学史写作忽略或弱化了，表面上是担心这些市场化的因素会损害经典作家作品的精神魅力，而其真实原因是我们一贯的“大历史”观念在作祟。
经验史研究的优势在于它本身所占有材料的丰富性，以及没有强烈的理论观念的掣肘。它可以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之上发现被忽视的叙述漏洞，且注重反向的文学经验的搜索，追求广阔的文学新视野，不固守传统的立场。正因如此，它能够为文学史研究带来丰富性和拓展性，并不断地颠覆传统文学史的框架，更新文学史的知识系统，引导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新取向。不过，经验史研究一旦失去了其活跃的学术精神和求变的研究视野，则至多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收集工具而已。
经验史的研究处于社会历史和精神史之间的宽广地带，承接着从社会具象到抽象的两端，它不排除历史的烦琐细节，又可以深入历史的意识底层。从这种意义上说，20世纪的中国文学经验的研究，将文学史研究带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过多地纠缠于史学材料的堆积，或过强地纠缠于研究者自身的历史观念及阐释，都会导致经验史研究意义的落空，这些正是我们的研究者所应注意的，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所极力把握的平衡点。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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