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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萨伊德继《东方学》之后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复杂的著作，有人用拉什迪的小说来做比喻，说假如《东方学》是萨伊德的《午夜的孩子》，那么《文化与帝国主义》就是他的《撒旦的诗篇》。与《东方学》基本上不处理文学文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问题意识建立在这样一个更深入的追问上的：“小说写作和抒情诗……是怎样参与东方主义中的普遍存在的帝国主义世界观的构造的？”由此生发的对“小说与帝国”关系的讨论，不仅像伊恩·马丁在《小说的兴起》那样把现代小说的兴起和现代资本主义相联系，重构了“现代欧洲小说诞生”的帝国主义扩张的语境，而且极富争议地把他对西方文化与帝国主义共谋关系的分析扩展到小说的形式和风格层面，认为欧洲小说在其发生学的意义上汇集了两种的质素：一方面是构成小说的权威的叙述样式，另一方面则是倾向于帝国主义的复杂的思想构造。也许我们未必完全接受萨伊德的观点，但他据此观点对简·奥斯丁、狄更斯、康拉德、叶芝和加缪等一系列经典作品的读解和分析，却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读赛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文：许晓琴（四川乐山师范学院外语系教授）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2期

　　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W.Said 1935-2003)，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他在1975年—2003年期间共出版了20余部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东方学》（该书曾获美国国家书评家奖，1999年三联书店出版中译本)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出版中译本）。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他采用“对位阅读”(contrapuntal reading)的批评方法，对19、20世纪英法小说文本进行后殖民主义的细读和阐释，探讨西方文学叙事与帝国主义事业之间、西方帝国主义的扩张与其整体民族文化之间的联系，分析阐述“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这一批评方法也成为后殖民理论美学分析的经典阐释模式。

　　第一章“重叠的领土，交织的历史”。赛义德认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不是简单的积累和获得的行为，它们都为强烈的意识形态所支持和驱使，帝国主义是一种思维习惯，是主导观念、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在文化、知识和现代技术领域里的广泛表现。因此“必须认真地、完整地看待那孕育了帝国的情绪、理论基础、尤其是想像力的文化”。（《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一章p.14）赛义德在解读文学经典时，采用“对位阅读”法（contrapuntal reading），即将文本中的内容同帝国主义的大背景结合起来，对文本的批评与文本构成的语境有机结合，揭示文本背后的各种权力因素,透视文本的属性与文化生产的关系，对文本加以历史文化的观照。对于文学批评，赛义德明确地表达他的观点，“文学不能与历史和社会分开。”（《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一章p.17）

　　第二章“融合的观念”。赛义德以文化和政治的批评眼光，分析解读了狄更斯、简·奥斯丁、福楼拜、巴尔扎克、康拉德、福斯特、吉卜林、加缪、纪德等数十位作家的作品,并着重分析了简·奥斯丁（Jane Austen）的《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field Park）、威尔第（Giuseppe Verdi）的歌剧《阿依达》（Aida）、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吉姆》（Kim）、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吉姆爷》（Lord Jim）以及加缪（Camus）有关阿尔及利亚的作品等。

　赛义德认为，文学艺术作为重要的文化形式是后殖民主义话语和霸权意识表述得最露骨的领域，殖民话语与殖民活动、武力征服与文化侵略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因此把殖民话语与殖民活动联系起来研究是至关重要且必不可少的。
　　
　　因此，在赛义德的后殖民文学批评解读中，简·奥斯丁的《曼斯菲尔德庄园》就是一部“关于一系列空间中的大大小小的迁徙与定居的小说”。（《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二章p.116）对《曼斯菲尔德的庄园》小说中简·奥斯丁顺便提及的一个小地名———安提瓜岛，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奥斯丁在小说中对安提瓜岛的描写只是寥寥数语，但在赛义德后殖民批评眼光的透视下，安提瓜岛不仅代表着托玛斯·伯伦特爵士的“海外资产”，而且是“曼斯菲尔德庄园的静谧、秩序与美丽的自然延伸，曼斯菲尔德庄园作为一个中心，确立了另一个处于边缘地带地产的经济上的辅助作用”。（《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二章p.108）表明并体现了“帝国本土与海外的关系”。事实上，赛义德把每一部作品都看作是帝国在海外出现和控制国内的“伴生物”,是对空间扩张和迁移的实际叙述。赛义德的“对位阅读”法，让我们习惯于对构成小说的情节与结构的关注转向对空间、地理的关注，以探讨叙事与地理空间、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抵抗与敌对”。赛义德论述了20世纪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思想及其表现。赛义德指出：“帝国的历史———在19世纪的部分时间，起义贯穿其中———在印度，在德属、法属、比属和英属非洲。”（《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三章p.305）随后，他又讨论了“反抗文化的主题”以及文化领域里主要的非殖民化手段：重写都市经典、恢复社团组织，“重新占有、重新命名领地……随着而来的是一系列的声明、发现和明确属性”。（《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三章p.323）即重新占有文化和自我表现的方法。
　　
　　赛义德在本章的“驶入的航程与反抗的出现”这一节中，通过对C.L.R.詹姆士的《黑人雅各宾派》（1938）、乔治·安东纽斯的《觉醒的阿拉伯》（1938）、拉纳吉特·古哈的《孟加拉财产规则：永久性解决法案》（1963）和S.H.阿拉塔斯的《懒惰的土著之迷：16世纪至20世纪马来人、菲律宾人和日本人的形象及其在殖民帝国主义中的研究作用》（1977）四部著作的分析和讨论，着重论述了第三世界反帝国主义知识分子的崛起。赛义德指出，詹姆士的《黑人雅各宾派》超越了它丰富的叙述所表达的广阔的内容，因为詹姆士注意到了在非洲与加纳比地区长期存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抵抗运动，而这“却从未被殖民主义历史学家所承认”。古哈和阿拉塔斯的著作属于“后殖民地的专门性著作”，他们的著作都“揭露了伴随帝国主义各种托词的丑陋的战略、它已丧失信誉的、看似高尚并蛊惑人心的进步意识形态”。（《文化与帝国主义》第三章p.361）在赛义德看来，他们的书写对于正在建立中的边缘地带的反帝抵抗运动与欧洲和美国对立文学间的文化联合，是重要的“驶入的航行”———不可轻视的“开创性工作”。
　　
　　第四章“免受统治的未来”。赛义德剖析和探讨了以美国为代表的新的帝国主义形式和特征，即“文化扩张的范围的突飞猛进”。赛义德指出，美国的传播媒介空前发达，它拥有国际传媒的力量并且操控世界上多数国家所依赖的新闻制作和传播，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文化扩张、文化影响以及文化控制，制造“合并与依赖的新机制”，并以此来“臣服与胁迫”弱小民族和文化。同时，帝国主义观念在“现代传媒新的文化形式”中得到进一步的“表现”。赛义德指出，“这种表现和生产文化、规范、政治力量和相应的军事及人文现象的世界体系，具有一种已成为制度的倾向，可以制造出超出实际的国际形象，来引导国际范围的社会话语和过程。”（《文化与帝国主义》第四章p.441）赛义德对老牌帝国主义、美国的强权政治、意识形态以及“西方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他警示我们，美国正力图把形形色色的帝国主义意识变成全世界的普遍标准。
　　
　　《文化与帝国主义》开启了运用后殖民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思路，在标准的学术和历史分析中增加了文学批评的新维度。赛义德对于“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的见解，对文本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文化策略，打破了西方学术界对东西方文化关系的常规认识。赛义德通过透视文本的属性与文化生产的关系，对文本加以历史文化的观照，形成了他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赛义德对文本的批评与文本构成的语境有机结合，揭示文本背后的各种权力因素，解构殖民文学叙事与文化文本中隐含的政治霸权，从而重构一种反叙事。赛义德通过审视西方如何把东方作为一个“他者”来进行文化、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和控制，考量西方现代文化体制与殖民地东方的历史关系，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方现代文化的语境和知识构成，动摇了西方知识体系的生成基础。从殖民历史角度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反思，对整个现代西方文化史进行重写，也正是赛义德进行后殖民文学批评实践的价值所在。

　　（作者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