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金龙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1期
十二年前的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埃斯普马克在授奖词中介绍了当年度获奖作品的梗概后，这样评述道：“……在大江的作品里，来自以往的诸多挑战不断呼唤着新的回答。”
埃斯普马克介绍和评述的作品，正是我们将要解读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其作者则是这位评委已经告诉我们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为了能够顺利解读《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个文本，我们可能需要先行了解这位作家的创作经历和该作品的一些背景。
大江于1935年出生在日本四国岛一个森林中的小村庄，这个位于盆地中央的小村庄看似被山峦和森林完全封闭，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日后却成为大江文学世界中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家乡茂盛的森林，既是大江诸多文学作品中的舞台，也是大江终生的精神家园和乌托邦之乡。1788年，这里的农民曾因躲逃饥荒而举行了大濑暴动。1866年夏天，为反对物价暴涨，以内山盆地为中心的三十个村庄共万余人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大濑暴动。历史上的这两次暴动对大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为《万延元年的Football》和《同时代的游戏》等诸多作品中的历史事件的原型。在谈到这两场暴动对自己的影响时，大江认为“而我，则在边缘地区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对于来自封建权力以及后来的明治政府中央权力的压制，地方民众举行了暴动，也就是民众起义。从孩童时代起，我就被民众的这种暴动或曰起义所深深吸引”。引导幼儿时期的大江“传承了不断深化的自立思想和文化的血脉”的第一位启蒙者，是他那位名叫Fude（在日语中与毛笔谐音）、说是要记录下森林里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的祖母。面对这个虔诚的小听众，祖母经常以目击者口吻讲述明治维新前两年发生在山谷里的那场农民暴动以及村子的历史。有关当地历史事件的这些叙述，使得年幼的大江感受到一种“与祭祀时的昂扬同质的东西”，并模仿祖母的叙述口吻，向小伙伴们（有时甚至也向一些比自己年长许多的大孩子和成年人）讲述自己虚构的暴动故事。在大江的创作生涯中，这恐怕算是最早的“创作活动”了。
战败后第一个秋季里举办的秋收节赛会，则让少年大江感受到另一种非日常的昂奋，为他日后理解弗·拉伯雷的广场狂欢化描述和米·巴赫金的大众笑文化系统理论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三十年后创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等作品提供了潜在动因。这里所说的秋收节赛会原本因战争缘故早已停办，战败后转业回到乡里的年轻人为了回归农村的日常生活，便操办起秋收赛会并在村里的小学操场跳起了欢庆秋收的舞蹈。此时，农民歌手便领头唱起名为抵牾的歌谣，模仿历史上当地农民暴动时的情形，和着暴动队伍行进的节奏，把村子周围的森林以及村子内的地名一一编织到歌词里去。对于刚刚十岁的大江来说，这个场面不啻以赛会特有的叙事方式再现了祖母曾经说起过的历史故事。
尽管大江早在孩童时代就曾“通过祖母，受到了把山村的森林、河流以及更为具体的场所与传说/神话意义联系起来的训练，进而发展到把自己编织的新的传说，依附到某一场所或某一株大树上”，早期创作的《饲育》和《掐去病芽，勒死坏种》等以森林为背景的作品中也确实洋溢着神话般的氛围，但大江真正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文学来表现“日本四国茂密森林中的、在自己家族间讲述并流传下来的神话般传说”，则是于上个世纪60年代初邂逅尼日利亚作家图·图·奥拉的代表作《非洲的幽鬼与魔幻》之后。这部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个试图逃避战乱——“既有举国一战的战争，也有部落间的战争，还有一些以掠夺为目的或抢夺奴隶的战争”——而逃进热带丛林的孩子，这个孩子的际遇几乎立刻就引发了大江的共鸣，与大江儿时有关战争与森林体验的记忆重叠在了一起。幼年时期的大江同样身处由战争引起的巨大恐怖之中，这是一场由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倘若当时政府所叫嚣的本土决战成为现实，大江与他的小伙伴们就只能像奥拉的小主人公那样逃入茂密的森林之中，尽管“在孩子们的头脑里，惟有围拥着峡谷的森林里才充满神话故事，是一个令人恐惧且具有魅惑力的神秘处所”。在大江回忆起这种因战争而引发的巨大恐怖的同时，祖母为其讲述的各种传说也鲜活地浮现而出，比如以家乡的峡谷为核心而爆发的山民暴动，暴动失败后藏身于村中的青年暴动领袖，以及原本血缘相连的村人之间的相互杀戮等等。这些记忆被奥拉和他的作品一一激活，使得大江第一次意识到，完全可能也应该“让自己在孩童时代感受到恐怖和魅惑的森林中的传说具有某种意义”，而自己完全可以借助某种媒介，“通过神话般的想像力，把西非的尼日利亚的森林与位于东亚的四国的森林” 连接起来。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个题名的缘起。其实，大江在其后发表的《被偷换的孩子》（2000年）和《愁容童子》（2002年）中都曾提及这部作品，只是在这两个文本内将题名置换成了《橄榄球赛1860》。当然，万延元年与1860年是一致的，或者说是基本一致的，这是因为万延元年起始于1860年3月18日，而同年3月3日之前的年号则为安政七年。由于当时的幕府迫于坚船利炮的威胁，于1854年与美国签署了《日美亲善条约》，接着在没有得到天皇敕许的情况下，幕府大老伊井直弼于1858年又与美国签署了包括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款在内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由此引发反对派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掀起了倒幕运动，最终于安政七年（1860年）3月3日上午，水户藩和萨摩藩共18位武士在樱田门前将行进中的伊井直弼刺死，安政年号至此结束，直到十五天后改元为万延元年。被史学家称为“樱田门外之变”的这个事件所引发的政治改革直接导致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在这个被迫开国的历史转折期，随着江户幕府的声誉和权力不断遭到贬低和削弱，幕府对全国的统治力也在急剧下降，包括大江健三郎的故乡在内的日本各地不断发生农民暴动，直至1866年爆发的“改造社会暴动”而达到最高潮，给大江留下深刻印象、达万余人之众参加的大濑暴动，正是发生在这一年的夏天。
而在此前的1823年，英格兰小镇拉格比(Rugby)公学的贵族子弟W·W·埃利斯（William Webb Ellis）在游戏中违反约定俗成的规定，把一种原本用脚踢的叫作Football的皮球，抱在怀中直接冲入了对方的球门，其他学生便争相模仿，为了便于抱持，甚至让皮匠把原本圆形的球改制成了两头尖尖的橄榄形皮球，这就是橄榄球最初的雏形。为了区别其中经纬，1863年全英足球协会成立，确定只以腿脚传带的球为足球，稍后于1871年成立的英格兰橄榄球协会，则将原先的Football确定为橄榄球（Rugby Football）。也就是说，在1860年这个时间点上，Football既是可以只用脚踢的皮球，也是便于用手抱持的橄榄形皮球，如同1860年既是安政七年也是万延元年，日本既打算消极开国又准备积极闭关一样。
说到创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的动机，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发生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当时就要届满百年，政府方面正准备为这明治百年举行一些庆典活动，而总是下意识或有意识地站在“边缘”的大江则用批判的眼光注视着这些动态，反映那个历史事件与百年后的当下相连接的《万延元年的Football》则是这种关注的一个体现。
作品以第一人称写成，27岁的主人公根所（在日语中，根所的发音为nedokoro，与冲绳方言中的家谐音，作者以此作为根源之地的隐喻）蜜三郎夫妻生有先天智障的婴儿，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后精神失常的好友自杀给“我”带来了更大震撼，朋友用涂料把脸和整个头部涂抹成红色、赤身裸体地在肛门里插上黄瓜后上吊而死的惨状总出现在“我”的眼前。于是“我”辞去教职，靠翻译稿酬和岳父的资助维持生活。与此同时，弟弟根所鹰四在同一场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中遭受挫折，后参加一个剧团去了美国，现在却突然回国，提出与哥嫂同回四国森林中的故乡，一是为了拆解祖先传下的百年仓房，卖给被当地人称为超市天皇的朝鲜人老板运到东京开设四国乡土风味的餐馆，另一个目的则是了解在百年前的那场山民暴动中，具有血缘关系的曾祖父两兄弟在流血暴动中的真实状态。回到森林中的村子后，鹰四随即着手调查曾祖父弟弟（暴动领袖）的下落和自己的二哥与朝鲜人部落械斗并死去的真相，同时组织村里年轻人成立球队，利用大水冲断桥梁阻隔了村里与外界联系的机会，以球队队员为骨干，在用鼓噪人心的大鼓和念佛舞激起人们的亢奋情绪后，发动了一场新型的暴动———鼓动村民和山民有组织地掠夺了超市的商品。或许是成功发动了的暴动刺激了血液中的暴力因素，在与嫂子发生性关系后，鹰四试图强奸村里的姑娘并遭遇抵抗而将其用石头砸死，从而受到村里青年们的孤立。在最后的夜晚，鹰四向哥哥蜜三郎坦白了曾与白痴妹妹通奸乱伦并导致其死亡的悲剧真相，最终以自杀对自己的罪孽进行了清算。不久后，“超市天皇”在拆解仓房老屋时发现了一个地下室，从而揭示出百年前的一个秘密———暴动失败后，指挥这场暴动的领袖并没有穿越森林前往外界，而是依然以这个身份躲藏在地下室里，却以虚拟的身份不断以书信的形式通报外界的变化以及自由民权思想。“我”在了解到这一切后，决定接回寄养在福利机构的孩子并和妻子共同养育将要出生的鹰四的孩子……在离开故乡之际，为鹰四制作了“人脸酷似石榴，闭合的眼睛钉了无数钉子”的面具的那个男人向“我们”告别时，说是“好几个小伙子表示想戴着这个面具从森林里下来，现在还在争执不休呢！”……
我们不妨把根所家两兄弟视为作者大江健三郎在文本内的两个分身，分别代表着大江的不同侧面。这两个主人公一个象征着不积极作为的旁观者，而另一个则想在故乡再现在东京未能成功的政治运动，并试图通过这种尝试把自己和当下与祖先在百年前举行的暴动连接在一起。更准确地说，作者是在运用神话/传说和历史与现实相交融的手法，以爆发于1866年的大濑暴动为原型，把1960年日本东京数百万人上街抗议和阻挠政府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现代政治运动，与1860年这个大动荡并面临重大选择的历史相互重叠，再引入Football这个当初并不确定的概念，喻示1960年的日本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重大选择———是追随美国的全球战略，充当其在亚洲的仆从，还是坚持民主主义原则，与邻国和平共处，建设亚洲人自己的亚洲。
在这部鲜活地再现了作者在孩童时代所接受的森林中的神话/传说和历史的作品中，大江借助根所家兄弟为远离都市以及精神危机回乡寻源的过程，成功地在位于地理和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地带的四国森林中初步建构起神话/传说与现实相互交融的王国，以山里老人们记忆中的神话/传说、民间历史与中心文化和官方历史相抗衡的根据地，一如作者后来在谈到该作品时所说的“我曾写了边缘的地方民众的共同体追求独立，抵抗中央权力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部小说的原型，就是我出生于斯的边缘地方所出现的抵抗。明治维新前后曾两度爆发起义（第二次起义针对的是由中央权力安排在地方官厅的权力者并取得了胜利），但在正式的历史记载中却没有任何记录，只能通过民众间的口头传承来传续这一切……与那个中心进行对抗的边缘这种主题，如同喷涌而出的地下水一般，不断出现在此后我的几乎所有长篇小说之中”。在写作这部作品的时间点上，尽管那场政治斗争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但作者并没有因此而绝望，就像文本中蜜三郎夫妻将要离开故乡之际，制作面具的男人所说“好几个小伙子表示想戴着这个面具从森林里下来，现在还在争执不休呢”所喻示的那样，大江显然更多地寄希望于民众中蕴藏的巨大力量。
今年8月15日的上午，时任内阁总理大臣的小泉纯一郎再一次参拜了靖国神社。当时，几家大媒体就此进行了调查，据说50%左右的受访者赞成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这形象地说明，在大江着手创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部小说四十年之后，在距万延元年将近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日本社会又将面对一个新的Football，那就是承认并面对侵略亚洲邻国的历史，并以此为鉴面向未来，还是极力否认那段历史，以为复活国家主义铺平道路。
还是在8月15日这一天，准确地说，是这一天的晚间，大江出现在东京大学的安田讲堂，向台下的一千两百名听众表明了自己的选择———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严肃面对历史……在半个多月后，大江又相继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讲台上，再度表明了自己的选择———仍然是反对参拜靖国神社，严肃面对历史，并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与邻国的和解，共同创造和平和美好的未来。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了谢·埃斯普马克在十四年前所说的话语：“……在大江的作品里，来自以往的诸多挑战不断呼唤着新的回答。”当下的Football，在呼唤着大江作出新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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