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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布雷思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新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1908年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苏格兰移民的农场主家庭里。1931年毕业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农学院，获学士学位。随后就去了美国伯克利，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深造农业经济，1933年获硕士学位，次年又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名为《加利福尼亚州的县支出》）。在伯克利学习期间，加尔布雷思认真研读了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和凡勃伦的著作。凯恩斯的思想曾经对青年时期的加尔布雷思产生过一定的影响。1934年，加尔布雷思来到哈佛大学任讲师，讲授农业经济学，同时还担任住宿生的学监。在哈佛工作期间，加尔布雷思结识了约瑟夫•��肯尼迪和约翰•肯尼迪兄弟，后来与他们交往甚密。1961年，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对加尔布雷思在20世纪60年代从事政治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历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和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加尔布雷思还曾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副教授、《财富》杂志的编辑。从1949年就开始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在1961～1963年期间受命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1972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现为哈佛大学保罗•M. 沃伯格讲座经济学名誉教授。在20世纪下半叶的前40年里，他笔耕不辍，撰写了三十多部著作，可谓是著作等身。��
加尔布雷思早期虽受凡勃伦的影响，但并不属于制度学派。当时，他更多地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曾与人合著了《现代竞争与实业政策》一书。这本书已经反映出加尔布雷思过人的见解，他认为现代工业组织的行为应该有别于资本家个体，大公司不必把追求最大利润作为自己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以后，加尔布雷思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在1958年出版的《丰裕社会》（参见本文集《传统观念概念》、《消费者主权神话》和《社会均衡状况》）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物质丰富，但仍然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受生产者的支配以及把物质享受当作了幸福，并且提出应该重新评价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问题的观点。在《新工业国》（参见本文集《技术要求》、《技术型组织》或译《技术结构阶层》和《一般激励理论》）中，加尔布雷思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结构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技术型组织”成员或技术专家实际掌握着现代公司权力的观点。��
权力转移轮、生产者主权论、二元体系论和新社会主义论，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新制度学派理论的核心。��
权力转移论。作为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加尔布雷思秉承和发展了“凡勃伦传统”，从权力转移论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新工业国和二元体系的理论。根据加尔布雷思的权力转移论，人类社会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会不断发生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和同一社会的不同时期，谁掌握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就掌握了权力。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工业化时期的最重要生产要素是资本，因此权力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在后工业化时期，资本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的地位被技术（加尔布雷思所指的技术其实包括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在内的专门知识）取而代之，所以社会权力落到了包括科技人员和管理阶层在内的技术型组织成员或技术专家手中。��
在后工业化时期，企业特别是大公司内部的利益和权力结构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在工业化时期，最关心企业（或公司）前途的是资本家。而在后工业化时期，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得没有掌握专门知识的资本家（即股东）已经无权过问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他们对公司的关心也不再专一不变：哪家公司更有前途，他们就购买哪家公司的股票。而技术专家却成了公司的实际主宰，他们与公司的利益休戚相关，已经与公司结为命运共同体。加尔布雷思把由技术专家掌管的大公司称为“成熟公司”，而把由“成熟公司”构成的新经济体称为“新工业国”。��
生产者主权论。加尔布雷思从现代公司以实现“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一点出发，提出了“生产者主权”论。“生产者主权”是一个与“消费者主权”相对立的概念。消费者主权是指在商品市场上消费者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状况，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决策决定着生产者生产什么；而生产者主权则是指生产者决定生产什么产品并控制价格，消费者要根据生产者的意志来进行购买和消费。加尔布雷思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者设计和生产产品，并控制着产品销售价格，然后通过庞大的广告、通讯网络和推销机构对消费者进行“劝说”；现代大公司还对政府进行游说，以左右政府的采购决策。这就是“生产者主权”论的主要内容。��
二元体系论。加尔布雷思在分析了企业（公司）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后，以美国为例进一步剖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由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构成的二元体系。二元体系论是加尔布雷思剖析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理论。他认为二元体系是导致现代资本主义这样的“丰裕社会”仍然存在贫困、资源配置失调等各种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源。在加尔布雷思看来，像美国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由一千多家大公司所构成的计划体系与数以万计的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所构成的市场体系两部分组成。上面所揭示的“权力转移”、“目标变化”以及“生产者主权”现象都发生在计划体系内部；而在市场体系内部，权力仍然掌握在企业主手中，企业还是以追求最大利润为首要目标，消费者主权仍占据重要地位，生产者依旧听命于市场。加尔布雷思认为，构成二元体系的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其权力是不平等的，因而导致收入上的不平等。市场体系不得不按照计划体系所规定的价格来采购投入品，而在向计划体系出售自己的产品时也只能被动接受由该体系操纵的价格；市场体系受到了计划体系的掠夺。由于计划体系力量强大，而市场体系力量弱小，因此在社会经济中，前者居于强势地位，而后者处于弱势地位。为此，加尔布雷思指出，应该减弱计划体系的权力，而扩大市场体系的权力；应该对计划体系实行价格管制，限制大公司通过哄抬物价的方式来损害小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把权力均等化和收入均等化作为目标。他所谓的权力均等化，就是限制大公司的权力，提高小企业的地位，而权力均等化又被认为是收入均等化的前提。
新社会主义论。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其实质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最终会走向趋同，只要进行社会改革就能够实现“新社会主义”。在加尔布雷思看来，这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趋同是现代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计划终究要取代市场。其具体表现就是管理需求、控制物价；技术阶层终将取代资本家掌管计划体系的权力；国家必将行使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的职能，并且致力于兴办教育和发展科技。加尔布雷思认为，通过限制资本主义社会计划体系的权力，提高市场体系的地位，就能够在这两个部门实现权力和收入均等化，从而实现“新社会主义”。加尔布雷思的新社会主义论看到了现代化大生产的某些一般发展趋势，如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过，他为解决这对矛盾所开的处方（如国家负责调节总需求、物价和工资等）也许只能起到缓解矛盾的作用，却达不到根治的目的。��
《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力量的概念》（1952年）、《1929年大崩盘》（1955年）、《丰裕社会》（1958年）、《新工业国》（1967年）、《经济学与公共目标》（1973年）、《不确定的年代》（1976年）和《一个永久开明人士的记述》（1971年）等，被认为是加尔布雷思的主要著作。本文集除收入了这些著作的重要的精彩内容外，还收录了另一些反映加尔布雷思对某些经济学前辈——亚当•斯密对政治经济学术语的贡献和为政治经济学奠定的基础，卡尔•马克思影响深远的不同观点（加尔布雷思承认，马克思并不是他经济学生涯中的重要人物，但任何学者都不能忽视马克思的存在），托尔斯坦•凡勃伦傲慢、独特的观点，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西方经济学和经济所产生的影响——看法的文章。另外，中译本还增加了2004年由霍顿•密夫林公司（Houghton Mifflin Company）最新出版的小册子《无罪欺诈的经济学分析——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相》。

——评《加尔布雷思文集》

文：李华芳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1期

　　加尔布雷思2006年4月29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去世，享年97岁。而4月份，《加尔布雷思文集》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是巧合，不过也是最好的纪念，可以让一本书带着加氏的思想慢慢发挥其对社会时弊的“抗衡力量”。
　　“抗衡力量”是加尔布雷思重要的原创概念，意思是说针对大企业的垄断，消费者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也会联合起来，发展出比分散的个人实力大得多的联盟，例如工会，来抗衡企业的强势。当然，这种情况反过来也是存在的。如果仅仅存在一个大工会，而企业都是小的企业，招工的时候要听工会的声音，那么小企业之间也会发展出联盟，产生对工会的抗衡力量。这意味着在市场上谁也不会坐以待毙，大家都会想法子获利。
　　不过加尔布雷思的这一想法，一开始并不为人所接受，因为在传统经济学里，垄断企业引领价格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因此其他的小的参与者只能跟从，而消费者几乎只能接受定价。这是张伯伦的寡头垄断理论的分析。加尔布雷思对此提出异议，但他的声音被淹没在了寡头竞争理论的各种精巧的模型中。连篇累牍的文献都从不完全竞争的角度来阐发张伯伦的理论，却很少有人认真对待加尔布雷思的观点。
　　想想看，单个消费者针对大的供货商，的确有点渺小且显得无能为力，不过分散的个人也不是全无办法，他们可以实行团购。购物团就变成了一个有实力的买家，只要购物团的成本远远小于单独购买要付的差价，个人就有动力团结起来。如今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团购组织的成本进一步降低，并逐渐改变了供货商的行为，成千上万的网络店铺以及超级大卖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得消费者能获得的利益更多了。这一真实的资本主义产业发展历史证明了加尔布雷思是正确的，而传统的经济学家则无视这种现实的变迁。
　　在《丰裕社会》一书中，加尔布雷思指出这种经济学上的“传统智慧”阻碍了不同思想的竞争，他幽默地将“传统智慧”一词用在他哈佛的同事身上。传统智慧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它使得经济学家们沿袭眼前可用的概念，只要有用就不愿意作出改变。正是“传统智慧”的因循守旧，使得关于“抗衡力量”的经济学讨论寥寥无几。当然在普通读者那里，加尔布雷思早就赢得了赞誉，《丰裕社会》的销量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
　　加尔布雷思关心现实问题，这使他走的经济学道路与传统经济学家并不一致。现代经济学的形式化倾向越来越严重，大部分经济学家难脱窠臼，而加氏则独具一格。事实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加氏可能更靠近古典传统，即用平实的语言对公众发言。这是斯密、休谟和李嘉图的传统。加氏的语言文字功夫一流，是《财富》杂志的老编辑，明白经济学思想要走得远，必须写得明白清楚。这一点是其他学院派经济学家所不及的。不过如果按照这个就断定加尔布雷思的学术水平一般，那么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实际上，加尔布雷思是凯恩斯的得意门生，25岁就成为哈佛经济学教授，出任过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如果说凯恩斯的门生还不足以证实加氏的学问，那么后两个职位总能说明一切了吧。
　　面向真实世界以及用平实的语言写作，这让加氏离所谓的主流经济学越来越远，但毫无疑问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加尔布雷思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这当然与凯恩斯的言传身教有关。实际上凯恩斯与熊彼特的分野在下一代弟子身上表现也是十分明显的。加氏作为凯恩斯的嫡传，继承了凯恩斯对现实经济的分析，所以加氏的文字基本上都是围绕现实展开，无论是《丰裕社会》，还是《新工业国》，或者是《1929大崩盘》等，都体现了其一贯关心社会现实的一面。这本文集从217页到270页，是加氏对1929大崩盘的一个思考，这些思考是对老师凯恩斯理论的响应。尽管在细节上掌握了更多材料，但加氏始终还是坚持政府干预是必要的，这是基于对金融系统不确定性的判断所得出的结论。在这一方面，加氏也忽视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进展，或者说由于他选择的经济学道路造成了他不看现代金融学进展的一面，没有意识到政府干预的恶果，这或许是某种程度上的路径依赖了。而熊彼特最得意的弟子是萨缪尔森，他为经济学的综合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关心现实问题上，萨缪尔森与加尔布雷思的态度截然不同。萨缪尔森最畅销的书是《经济学》教科书，已经出版18版，虽然书中有现实的案例，但是很显然这同加氏要解释现实的做法是分道扬镳的，萨氏的着眼点是经济学本身而非现实问题。
　　实际上，加尔布雷思关心现实还受到凡勃伦作品的影响，加氏自认为是凡勃伦开创的制度学派的继承者之一，从《丰裕社会》对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思路的传承来看，有一定道理。文集中开头几篇均是选自这本《丰裕社会》，这本书着力展现抗衡力量的同时，也消解了“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消费者主权本来是说消费者有权决定买什么，而加尔布雷思通过对广告、促销等手段的观察，发现生产商供给产品后，大量的广告让消费者迷失了自己，成为商品的俘虏。这就意味着供给自己创造了需求，这当然也不同于传统理论。不过加氏最终胜出是因为事实摆在眼前，现在的教科书已经看不到消费者主权的神话了。
　　加氏不仅受到凡勃伦思想的影响，他在写作中对现实的批判，无疑也深受了马克思的影响。在文集中加氏虽然说“马克思在我的经济学生涯中不是一个重要人物”，但他接着说“任何学者都不能忽视他的存在”。在传统经济学领域，马克思几乎是一剂毒药，谁沾上马克思就几乎意味着这个人无可救药。因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经济人”，这一假设已经蕴涵了个人自由在内，这与马克思的左派观念格格不入。但加氏却大方承认马克思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他的书很畅销，让他的同行非常嫉妒，这也可能是其他同行故意贬低加氏的理由。在加氏去世之后，整个经济学理论界几乎悄无声息，这正是加氏嘲讽过的“传统智慧”的再次上演。而在其他人那里，自发的纪念层出不穷，加尔布雷思被看作是英雄式人物。虽然这可能与加氏曾经担任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有点关联，不过美国的高官下台后默默无闻的也不在少数。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加氏的名声是来自于他的思想和言论，而非其职位。
　　显赫名声加氏是当之无愧的，这从文集的最后那篇《本世纪未竟的事业》的演讲中就可以看出。加氏所谓的本世纪是指20世纪，加氏的长寿使他见证了美国经济周期的涨落，也目睹了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分崩离析。加氏在演讲中指出，未竟的事业其实归结起来就是“发展与和平”。要求得更好的发展，人类需要建立一个“好社会”。《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是加氏总结一生理论成就的小册子，但其基本思想在这个演讲中已经奠定，那就是经济增长的社会是有效率的社会，但不一定是值得追求的社会。对于好社会而言，也要做到另外一个未竟的事业，就是维持和平。不过，在加氏生前，中文世界对他并不是特别重视。这从《好社会：人道的记事本》中文版的尴尬境遇就可见一斑，这本书不是由经济学家，而是由作家池莉推荐的。出版社似乎认为加尔布雷思应该沾着池莉的名气才能获得良好的销售成绩。这对英文世界里加氏著作的畅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讽刺。
　　这本《加尔布雷思文集》是加氏亲手选定，中文版增加了一篇《无罪欺诈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让读者领略一下加氏在经济学论文中展现的功夫，算是额外的收益了。加氏一生高产，当然他两米多的身高使得著作“等”身看起来有点困难，而称他为“巨人”，不仅是因为他的身高，更是由于他的33本著作展现的思想高度，那才是“巨人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