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缺

——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新编》

文：曹巍 唐宏峰 出处：中国图书评论 2006年第11期

　　文学理论从其出现的那天起，就发挥着不同寻常的作用，在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中期，它曾一度成为时代思想律动与变革的最重要的场所。这种现象的背后，无疑是意识形态在发挥作用，它把文学理论当作是进入和干预文学艺术乃至人的精神生活、现实生活的有效方式。甚至各种不同的文论见解本身就是各种意识形态的专业化体现。由此，文学理论的学习、教学、研究、争论就具有一种记录时代思想变迁的意义。而《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的编辑出版历史恰恰从一个侧面见证和记录了我们时代的思想轨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教版和八十年代的春风文艺版《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都曾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而《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新编》（以下简称《新编》）则是这一学术之火在新世纪的传承。
　　
　　一本好的资料选编工具书，其主要特点莫过于全面、客观两方面。全面，是第一位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前两版，正如《新编》序言所坦言，由于时代所限，所选内容主要还是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古代和现代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言论，对于西方理论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理论选录远远不够，即使是中国现代文论，所选范围也受到很大限制，难觅到胡适、梁实秋等长时期处于话语边缘者的声音。
　　
　　《新编》的编选者是一批思维活跃、视野开阔的年轻教师和博士，他们对大量西方文论批评的权威文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和分析，对各种文论家和批评流派的观点进行摘录和编辑。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文论、原型批评、符号学文论、现象学文论、解释学文论、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乃至当代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等等内容。在中国现当代文论方面，《新编》对于长期没有给予公正评价的章太炎、胡适、沈从文、梁实秋、梁宗岱等人的观点都进行了收录。古代文论方面，也进一步扩大了搜索和摘编的范围。这样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把凡认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精辟深刻的观点和资料都进行收录，确实使这本书的内容更全面、更多样，更符合当前文学理论发展的体系和面貌。
　　
　　第二个要点是客观、可靠。资料摘编必须尊重原文，做到不为尊者、长者讳，同时也不用现代的观点和眼光随意做看似合理的改动。在一些如今看来已经狭隘过时了的思想观念方面，《新编》仍据实选编，不以自己的意识形态特点来左右材料，因为它们是当时时代主流价值取向的表现。譬如在文学与政治这个主题下，《新编》没有过滤掉“文学应该为直接的政治活动和阶级斗争服务”这样的观点，而是把它跟中国古典的“文以载道”，西方柏拉图的诗人与理想国，以及卢卡契、本雅明等的观点并列起来相对比，同时也把沈从文、梁实秋等的反驳意见放置其后，于此读者就可以见出一种历史发展的脉络，其中呼应、对话与反驳的复杂关系。
　　
　　资料选编的工具书崇尚全面、客观，但选编之“选”同样非常重要，这里最能体现编者的学术水平。单纯罗列史料，没有选择，泥沙俱下，并不是好的资料汇编索引。这里的选择，当然不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筛选其中所谓“正确”的材料，而是对于材料的重要性和代表性程度的认识，安排选文，使选文之间的文际顺序体现出某种继承、因果与论辩的关系。通过对于材料这样的选择与安排，就相当于对某一问题做出了初步的探索。譬如在“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专题中，《新编》首先列举了马恩列毛对于超越于阶级之上的“普遍人性”的驳斥，之后举出中国古代孔子、孟子、荀子等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辩，以及后来李贽、袁枚论人的童心与情性；下面就是现代的鲁迅、梁实秋关于这个问题的著名争论，和朱光潜、钱钟书等人的观点；最后是大量的西方理论家对此的回答。从但丁、莎士比亚等古典主义作家对于人性与爱的肯定，到卢梭、席勒、荷尔德林等人的诗性思考，再到华兹华斯、雪莱、雨果、托尔斯泰等浪漫主义和人道主义作家对于慈悲与爱心的追崇，最后是卢卡契、杜夫海纳、加谬、马斯洛等20世纪理论家对于人性、人道主义从社会现实发展和人的心理层面所进行的更加深刻成熟的思考。这样，读者在阅读完这些材料后，就会对文学与人性、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关键在于人性与人道主义等概念的含混性及其所具有的历史性。同时，读者更可以进一步尝试对人性、人道主义的价值与局限作出自己的判断。
　　
　　《新编》在体例上继承了前两版以主题汇编相关论点的做法，一方面有利于清晰展现同一问题下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立场、不同性情的理论家各自的看法，另一方面也使总目录与细目录得以清晰建立，查找起来非常方便。譬如第一辑“文学的特征”中的第四专题“文学的自律性”，包含“王国维论文学的独立价值”、“梁宗岱论文学的自立和自足”等条目，这样，条理和内容非常清晰。
　　
　　凡事没有止于至善者，作为学术工具书的《新编》也不例外。书末附有文论家小传，但没有重要术语和人名索引，而这是西方学术著作的基本要求。按主题选编，把古代文论也纳入现代的主题概念之中，在有些时候似乎有所不妥，譬如在典型理论中列举了《周易》的“称名小，取类大”，“刘勰论以少总多，触类而长”等，把这些论述当作是对典型范畴的论述，似有讨论余地。在“文学与哲学”主题中，举出了“庄子论‘道’与‘言’”与“司马光论学道”，如果说老庄之道属于哲学范畴，司马光笔下的先王、孔子之道，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学与伦理学范畴的概念。当然，这不是简单的归属、排列的问题，而是涉及到古代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对话、沟通的大问题，需要整个学界长期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