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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萨顿的重要科学史著作之一。主要讨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是怎样理解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的。作者分“医学”、“自然史”、“数学与天文学”三大部分来论述这一主题。然而，萨顿即使在讨论古代的科学技术时，仍然不忘记对当代和未来的观照。他认为，如果说中世纪受神学家支配，文艺复兴由人文主义者主导，那么今天就是行政官员和技术官僚掌权——今天的情况是不是比先前更好呢？今天就是发展的终点吗？我们能有一个新的开始吗？

本书收录了萨顿的四篇演讲，是文艺复兴科学史的简单介绍。可以说本书记录了文艺复兴时期学者和科学家们的光辉历史，同时也记录了那些忠诚的合作者，印刷商和出版商们的荣光，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研究的基本面貌提供一幅图景。

——读萨顿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

文：刘兵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0月

乔治·萨顿是一位科学史家，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可以说是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也是一位著名的新人文主义的倡导者。近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萨顿科学史丛书”，计五种六册。在此丛书中，主体是将过去多年来由多家出版社零星出版的几种萨顿著作的译本重新刊印。正是由于萨顿在科学史上的特殊地位，这些经典性的著作已经很难在图书市场上买到，而由于科学史学科发展的需要和新近不断加入到这个领域中的学者和学生的学习需要，以及在对于科学与文化有兴趣的更为广泛的读者的阅读需要的情况下，这些经典著作的重印，显然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但是，在此丛书中，有一种，也即《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是第一次有中译本问世，而本文的评论对象，也正是这本在此丛书中看上去似乎最为枯燥难读的萨顿著作。

说起萨顿，当人们将他看成是当代科学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时，主要是因为他在科学史学科建制化方面的贡献，包括他对早期科学史教学的实践、对科学史学科标准的确立、对科学史专业学术刊物的创办、对美国最早的科学史博士的培养，如此等等，也即他“创造了一门学科的工具、标准以及批判的自觉性”。但是，萨顿本人的科学史写作，应该说是他对科学史学科之贡献的极为重要的内容。在以往国内翻译出版的萨顿著作中，主要是其相对“通俗”的作品，例如像作为系列演讲的《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以及原来在国外就是作为“科学生活丛书”之一种而出版的《科学的生命》，在《科学的历史研究》这本标题看上去颇为严肃的选本中，也收录了萨顿许多人文色彩浓厚、可读性很强的文字。当然，那些作品中文化和思想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尤其是对于非科学史专业的人士，萨顿的那些相对“通俗”的著作，在如今国内人文著作的翻译中，与科学相结合的经典作品相对稀缺的情况下，有着很特殊的阅读吸引力。

但是，实际上真正反映萨顿在科学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性的代表作，却是其极为厚重的三卷本巨著《科学史导论》，那才是萨顿最有代表性的出版物！它们在极为详细的文献基础上，以半个世纪作为时间段来对从古代到１４００年的科学发展做了详尽的编年式的叙述，收入了几乎所有生活在所讨论的时间范围内的较重要的人物，无论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当然，在今天，如果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恐怕很少有人会去问津这样沉重的砖头。不过，在这套“萨顿科学史丛书”中收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这本书，却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本书也还是由萨顿的四篇演讲文字构成的，大致像是萨顿的《科学史导论》那种大部头专著的一种简明缩写本。

说是像简明缩写本，但实事求是地讲，萨顿的学问在这样的缩写本中也是不那么好读的。对于更多的读者，《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这本书显然还是过于枯燥和专业化了。它分别从医学、自然史以及数学和天文学三个方面，总结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于古典文化的学习、翻译、出版，比较详尽地研究和分析了在那个特殊时期有关科学的各种出版物和相关的重要学者，“为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研究的基本面貌提供一幅图景”。在某种意义上，这本“专著”看上去颇有些版本学的味道，但显然又不是专门的版本学研究。阅读这样的著作，可以使我们了解在科学史学科创立的初期，那些由大家撰写的经典专著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格。在那些看上去很有些枯燥的对各种文献材料的搜罗和考证中，我们似乎能够体会到一个严肃的学者是以什么样的细心和严谨来工作的。

但尽管如此，这本书还只能算是萨顿研究著作的“简本”，正如萨顿在该书后记中所说的，如果要详尽全面地讲清文艺复兴，那会要有将近六千年考察对象和四五卷的规模，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的中译本却只有不到４００页。在这种内容上的艰深和实质上的简化之间的反差，也恰恰反映出萨顿的常识，无怪乎曾有西方学者评价萨顿说，在他生命的最后２０多年里，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渊博的学者。

但是，这部半个多世纪以前写成的科学史专著，在今天的中国也还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关于文艺复兴这个特殊重要的历史阶段，在我国的研究是非常之不够的，关于这一时期的科学，以往的中文著作（包括译著）中也只有很简要的叙述，而在这样一本“简要”的关于文艺复兴时期科学观的著作中所包含的丰富内容，仅在资料的意义上，也是对国内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史的一种重要研究积累。

但是，在这样的一部非常专门化、专业化的著作中，尤其是在其序言中，以及在其各部分的字里行间，也还是可以看到萨顿深奥的思想性观念的体现。他随处可见的评论，甚至于会让人们联想到今日愈加盛行的许多学术与文化的弊端，发现其实历史的重复是很常见的。在这些引人深思的言论中，对于科学与人文之结合，对于想要让科学更为人性化地呼吁，是其基调。当然，正如萨顿尖锐地批评的，“我们有太多的科学家（甚至某些最杰出的科学家）都只不过是工匠而已”，他们对于科学的人文化并无兴趣，就像聋人对音乐无从热爱一样。只有对于那些能被萨顿引为知音的，并非一味追求权力、财富、管理、效率和物质利益的科学家，以及对科学与人文有兴趣的非科学家们，才有可能会听到和欣赏到在萨顿著作中的这一不断重复、演化和发展的主旋律。

文：王一方 出处：《博览群书》 2007年第9期
      
　　2006年3月22日，是萨顿逝世5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位当代科学史的开山鼻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敦请江晓原、刘兵两教授领衔主持，策划了“萨顿科学史丛书”，经历一年多悉心的组织与审校，赶在2007上海书市前夜，一鼓作气出版了全套五种，其中有四种为萨顿作品的译作，分别为《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科学的生命》《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上、下)、《科学的历史研究》，另一种为刘兵的萨顿研究专著，也是萨顿作品的阅读“引擎”《新人文主义的桥梁》。这套丛书的问世对于当代科学史学科的核心文献建设是一个重大的“交代”，如果像萨顿这样的“原点”式人物与“原点”式著作都没有中译定本(在这里，翻译名著不仅具有跨文本“介绍”与“传播”的意义，而是一次跨文本“理解”与“接受”的精神“沐浴”仪式)，将是科学史界的巨大遗憾。
　　在科学史的天地里，萨顿是一位有着博大学术视野与思想胸襟的学科巨人，这份“博大”来自于他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精神世界“缩窄化”、“碎片化”的深深忧虑，他坚持认为是那一群“狭隘的人文主义者”与“狭隘的科学家”导致了彼此间的不信任与不理解，厌恶和无知，于是，他憧憬着“向人类展示一种完整思想的光辉景象”，期望通过科学史“整体图景”的研究与书写为这个世界塑造一副“新人文主义”的精神“骨架”，其核心是强调科学在人类精神方面的巨大作用，强调科学的统一性显示了人类的统一性，强调科学与人文结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东西方思想的交融与统一也是题中之义，在萨顿眼里，科学史不仅是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也是人类智慧逐步摆脱自然束缚的历史，还是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错误和迷信而抗辩的历史。很显然，这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通往思想史彼岸的“精神隧道”。
　　我是循着刘兵的“桥梁”(在刘兵先生眼里，萨顿的思想构筑了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去探访萨顿的，伴随着阅读的递进，不难发现，他的“新人文主义”有四道耀眼的“思想光芒”：一是强烈的“统一性”(综合性)的思想成果与思维方式，二是科学与技术的人性化追求，三是正视东方思想的价值，四是对于宽容和仁爱(社会化与合作精神)的极度渴望。这些思想辉光不仅具有普世的批评与启迪意义，对于当代医学思想的迷失与思想史的建构，更是一把难得的“萨顿钥匙”。
　　萨顿对于医学史与生命现象似乎有着本能的好奇和关切，1912年，他拍卖了祖上的一个著名的“酒窖”创办了一份科学史杂志，就以神话中专司生育与治疗的女神“爱西斯”(Isis)作为刊名，身后的一本重要的著作即为《科学的生命》。就是在他最重要的著作中，收入他1941年5月在美国医学史学会第十七届年会上的演讲辞，系统阐发了他对于医学史的独到观点，首先，他以“医学史与艺术史”为题开讲，表达了他眼中的“医学史”具有“艺术史”的精神气象，医学一旦得到应用，就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外科医生的双手与钢琴家的双手一样，具有某种神奇的聪颖。作为演讲的“抓人”策略，他开篇讲述了两位著名医生(荷兰名医赫尔曼·波尔哈夫与德国名医赛奥德·毕罗)艺术化执业的人生故事，令萨顿敬佩不已的是他们非凡的音乐修养与高雅的艺术气质，也构成了他们高贵的职业魅力。其实，故事只是“虚晃”，萨顿真正要述说的道理是：医学史应该具有某种韵律，医学的艺术传统应该得到继承与光大，因此，医学史不应该只是列举发现与成就的清单，作为素材入史并无不妥，但简单地罗列发现则是“对医学史的曲解”，医学史不能成为“史料篓子”，只是对发现进行描述，而应该“解释科学精神的发展”，“解释人类对真理反应的历史，真理被逐步发现的历史以及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中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发现只是昙花一现，因为他不久会被更好的发现所取代”，“医学史家不应该只是描述转瞬即逝的发现，应该发现那些永恒的内容”，从追求永恒来看，他们十分接近于艺术史家。
　　不过，引导“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中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萨顿在《理解力的传播》一文中假借“克里斯蒂安”大叔之名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医学史上的“率真的英雄”与若干“糊涂的巨人”的故事，这位“率真的英雄”是英国人威廉·哈维，这位“糊涂的巨人”的代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与艺术大师达·芬奇，这桩医学史上的“公案”就是“血液循环机制的发现”。
　　1628年，哈维发表了《动物心血运动的解剖研究》(中译本易名为《心血运动论》，初版为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在这本小册子里介绍了关于“人体血液循环”的学说与证据，这是一次列举大量解剖证据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同时代的探索者)，不可质疑的学说，也开启了近代生理学研究(解剖观察与功能分析紧密结合)的新疆域。出人意料的是一向认为保守的英国皇家科学院的耆老们并没有发生强烈的反对，很快被医学界的务实派认可并应用于临床分析，这总算让哈维先生松了一口气，1654年，他当选皇家医师学会主席，恰恰是因为他的这项划时代的发现。医学社会学家将哈维新学说在英国的“软着陆”归因于他本人身为查里一世国王的御医，他的岳父是当时的医界领袖，也不无理由。相形之下，他的小册子在海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譬如在法国遭到很强烈的抵制，不过，反对者很快就在事实面前折退。
　　哈维家境殷实，早年就读于坎特伯雷国王学校，随后进剑桥大学卡尤斯学院读医学，在当时，沿着这条路径前行的人不会在传统的延长线上走多远，更不会去反叛“传统”，真正让哈维滋生怀疑与批判意识的精神摇篮在意大利，1599年，21岁的哈维在离开剑桥两年之后，渡海去了意大利，进入帕多瓦大学医学院，这是一所文艺复兴时期非常有影响的大学，名师云集，思想开放，设备先进，主讲解剖学的老师曾经是著名的《人体的构造》的作者维萨里，伽利略也在这所大学执教，应该说，哈维建构“血液循环机制”的大部分意识与知识准备都是这所大学给予的，如对盖仑学说的怀疑，形态学指谬(“左右心室通过某种假想的通道相联通”是盖仑“血液潮汐学说”的形态学基础)，小循环(肺循环)的推理等，哈维的解剖老师科伦波明确地告诉他的学生，心房与心室的中隔上没有假想的通道，血液的动脉化是在肺里完成的(盖仑学说认为在心脏实现“自然精气”与“生命精气”的交换)。与心脏相连的四条大血管各有分工，两条是为了在心脏扩张期把血液带人心脏，另外两条是在收缩期把血液带出心脏。对于大循环(体循环)也有基本的构想，但对于肝脏与静脉的功能依然模糊，是帕多瓦的讲堂宣称盖仑学说的荒谬，摧毁了桎梏的盖仑的教义，打开了传统的栅栏，引领他的学子继续探索。
　　萨顿对于谬误重重的盖仑学说在后来的几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为“信条”与“教条”的过程做了深入的考证和分析，不无感慨地指出“哈维发现的优先权是毫无疑义的”，但值得医学界反思的是：“那时怎么没有人与其竞争呢?”因为在萨顿看来，就此发现的本质来说并无特别之处，它完全可以在许多世纪以前做出，正是“偏见”遮蔽了众多“英雄”的眼睛，妨碍了新学说的诞生。最令萨顿惋惜的是，即使是达·芬奇这样充满智慧和创造力的人，虽然亲手解剖过许多尸体，并十分仔细地检查过不少心脏，但他仍然被盖仑模糊的学说所桎梏，达·芬奇没能发现和公布血液循环，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偏见”的遮蔽。他无限诗意地写道：每当我闭上眼睛回想往事，就好像看到一个伟大的发现锁在黑匣子里，智慧过人的观察者，如列奥纳多·达·芬奇、维萨里(全面挑战盖仑解剖体系的人，指出盖仑学说谬误达200多处)、塞尔维特(肺循环的发现者，受到教会加尔文派迫害，以异教徒罪名处以火刑)、柯伦波(哈维的解剖老师)，只要下定决心是肯定能够发现这一秘密的，但很可惜，他们都在真理一步之遥处止步，因为“偏见”正端坐在黑匣子上，而真理则禁锢在黑匣子之中。
　　在萨顿看来，“锁链”是偏见，“钥匙”是理论勇气和实勘功夫，包括细心的实验和缜密的推理，哈维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比较动静脉管壁时发现了静脉瓣，以及大动脉分叉处的3个乙状结肠瓣膜的存在，认真追究这些“机关”的功能，那就是约定血流的单向性，防止回流，假如瓣膜是单向的，而且都是同一个方向，除了血液循环再也不能有其他的解释了，他的“怎么样?”(功能质疑)与“为什么?(目的性质疑)为近代生理学的研究奠定了思维径路与方法。尽管在哈维时代，显微镜还没有成为观察工具(哈维死后数年才应用于生理实验)，毛细血管与微循环的秘密也没有被揭示，但依然不妨碍哈维成为血液循环的发现者。此外，准备和举办解剖学的系列讲座对哈维获得伟大的发现起到很强劲的推助作用。相形之下，达·芬奇的解剖研究缺乏“课堂”效应，他随性或精心绘制的几百张解剖图大多藏于画室，几百年之后才以艺术品的面目现身。
　　《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上、下)是萨顿“掉书袋”的杰作，也是一本不讨当代医学生喜欢的学术著作，读起来有些“艰涩”，需要准备翻破几本词典，其中开篇以下几乎有一半的篇幅在梳理“医学史”的传承与流变，“自然史”部分还有“本草志”与“解剖学家”的内容属于医学史的叙述，从中不仅可以领教萨顿的文献学功底，更应该透过萨顿罗列的文献去理解那个时代的风采，理解“文艺复兴”概念之下丰富的精神建构，那是一个“博古通今”的时代，人们空前地“沉醉”于纯粹的历史深谷，“疯狂”地收罗古希腊、古罗马、古阿拉伯的医学典籍，校勘、注释、刊行，执着地追索、还原希波克拉底、盖仑、阿维森纳等前辈的思想“本色”，穿越哲思与箴言，辨析各种正读与误读，重新书写与阐释。作为一种风尚，当时的医生如果不精通哲学和文学，不熟知古代医学思想与文献，他的医学修养便是不完全的，不完美的。最后，萨顿不无感叹地说：博学的人文主义者们在十七世纪统治着医学的教学，他们的黄金时代是文艺复兴时期，在那以后，他们的影响逐渐衰落下来，让位于解剖学家、生理学家、临床医师们。他们的工作虽然不可磨灭，但却已经沉人历史。这一情形与我国近代由晚清“朴学”学风向“五四”反传统学风递进的骤然历史转归有相似之处。
　　历史是一架巨大的“秋千”，实验医学中兴的前夜恰是传统人文主义的灿烂晚霞。那么，可以预言，映照科学与技术当代辉煌的将必定是新人文主义的一轮朝阳。
　　萨顿是一个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他期许的科学史(集中表述在《科学史导论》的导言中)既不是史料长编，也不是编年史，而是宏阔锦绣的文明史、心灵史(宗教史)、社会史、艺术史，是大师传记，最终是“思想史”。因为“科学史的目的是——考虑到精神的全部变化，文明进步所产生的全部影响，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从问题导向出发，还必须“促使科学(外在)的人文(内在)主义化，有效地阻止科学日益野蛮化(反文化)”。从而使科学“更有意义，更为动人，更为亲切”。
　　历史也是一架巨大的风车，每一缕吹过的风都在转动着人性的轴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