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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在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四大台柱的推动下，《新青年》杂志从4卷1号起“复活”为由6名北大教授轮流编辑的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同人刊物，从而全面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新文化运动，中国历史由此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转折点。重新发现《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资源，对于建设以人为本、宽容和谐的中国社会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文：邵建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10月

    张耀杰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前后写作了十多年，称得上是呕心沥血的学术精品，其中的大部分篇章曾经与我反复交流过，所以我愿意借此机会谈一谈对于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看法。

    我以为胡适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枢要，那就是“宽容”。

    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教育，自由主义和容忍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在一个不宽容和反宽容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选择事实上是谈不上的。执于此，在新文化运动发端之初，年轻的胡适在推进它时始终能以宽容的态度面对文化论敌。长期以来，我们几乎是一面倒地歌颂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功绩，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忽略了它的一个致命的隐患:不宽容。这种不宽容体现在胡适的同道身上，有时候也会体现在被《新青年》同人所“悍化”的胡适身上。或者说，胡适的相对“宽容”和其他《新青年》同人的相对“不宽容”构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内在裂痕，它最终导致了《新青年》团队的分裂。如果说这场运动已经形成20世纪中国社会的一种文化传统，那么，今天倒需要反问一下，这样的传统有没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

    不妨以粗线条勾勒一下这个运动的轮廓。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陈独秀嫌改良不够，又做了一篇态度更激烈也更极端的《文学革命论》。人在纽约的胡适看了之后心中不安，便致信陈独秀:“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显然，胡适的态度是宽容的，也是恳切的。可是，陈独秀读了信大不以为然，他给胡适回了封公开信，却如同一份宣言书:“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紧接着，钱玄同接过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话头表示说:“此等论调虽若过悍，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

    以为自己“对”，就不容别人“反对”，甚至还骂人有理。我们今天回看“五四”，有些东西实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其实是《新青年》同人骂人在先、以骂人之声鸣锣开道的。面对读者对于《新青年》单方面骂人而不容许对方反驳的批评意见，胡适在《新青年》中表态说:“本报将来的政策，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一切有理由的反对，本报一定欢迎，决不致‘不容人以讨论’。”

    然而，胡适只能代表他个人，无以代表《新青年》团队。这样一个格局，表明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为主导，胡适注定要被边缘化，与胡适比较接近的蔡元培、陶孟和、李大钊等人相对宽容的兼容并包，也没有成为《新青年》及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力量。因此，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由胡适而陈独秀而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就是从“平等讨论”到“不容匡正”到骂人有理。

    今天，宽容的求取，是为了社会共同体的和谐，而和谐本身又必然要求宽容。不止一次有人指出:和谐的“和”就是口中有粮，和谐的“谐”则是人人都能说话。在举国上下致力于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为“和谐”而努力，就是为“宽容”而努力。张耀杰的这本新书的现实意义，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