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胜衣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0月
读出趣味：一“马”平川看水浒
《水浒》是一部大书，《水浒》研究是一个大行当，多年来粗浅过目了一些，觉得有几路突出的人马，可用《水浒》中几匹名马喻之：呼延灼座下的踢雪乌骓，是天子御赐的宝马，好比建国后一段长时期的《水浒》热潮，带着在上者的意图，充满政治意识的无聊解读；关胜所骑的火炭马，很有派头和来头(对应关云长的赤兔马)，但跟关胜本人的塑造一样，都是从《三国演义》抄来的，其实假得很，某些名家的《水浒》研究亦正如此；最后归于宋江的照夜玉狮子马(又作千里玉狮子马)，是段景住偷来的，由此引发曾头市夺马、晁盖因之出战而死，很多《水浒》论述也像此马，表面漂亮，实质来历不明、徒惹纷乱。
近读海外学者马幼垣的《水浒论衡》、《水浒二论》，不禁喝彩：这真是匹不一般的好马。《水浒》写林冲落魄、初逢柴进的情景：一簇俊丽人马，“中间捧着一位官人”；先令林冲夺目的是坐骑，“一匹雪白卷毛马”；然后才看到马上的柴进如何人才出众——不像书中其他名马多所描述、为人熟悉，马幼垣亦然，虽则“著作宏富，文史兼精”，此前在大陆的名声却仅限于学术界小范围；但一如这匹雪白卷毛马沾染了柴公子的风华贵格，马幼垣的文章平实而风流儒雅，学问扎实而清华高贵，纯正无杂质，又具有不同凡响的特色(《水浒》中写白马不少，名目中特别标出“卷毛”的似为仅有)，其著作的引进出版，正给《水浒》爱好者带来一股清奇的“小旋风”。
考据严密，文字清通
其实三联书店在去年六月已“市场热身”般先推出了马幼垣的《水浒人物之最》，该书提出一些新鲜观点，做了一些翻案文章，很多分析能入情入理，深剖人物内心，揭破故事底蕴，写得鲜活有趣。可那始终是通俗化的小书，更让我期盼《水浒论衡》、《水浒二论》这两部学术研究的重要成果。两书合共收入六十多篇论文，加起来近九十万字，如此大部头的严肃学术论著，却同样让我读得津津有味。
马幼垣以考证见长，尤重版本考据。以此进入《水浒》研究，可谓相得益彰，因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红楼》和《水浒》的版本问题最严重”，“对这两部书应有的基本认识几乎没有一样不是和版本问题缠在一起的”，“版本之分歧，以《水浒》为极”。而马幼垣有一条治学原则：十分重视研究对象的全部原始资料，自我要求将天下尚存的主要版本和近百年主要语种的研究报告都集齐。对于版本问题异常复杂的《水浒》，他也做到了：经过“历时逾二十年的穷搜网罗工作”，“时至今日，天下宝物尽悉在我手矣”，“知存的罕本再无遗漏”。能拥有这样全面珍藏的《水浒》研究者，屈指可数。
马氏反复强调版本的重要性，版本是他研究《水浒》的主要路径，是体现其学术成就的强项，也是这两本“论”的重点所在(包括书前插页的丰富图版书影，也十分珍贵)。但其实我本人对这方面的兴趣并不大，可即使这样，书中的这些主要内容仍能让我一路读了下来。无他，因为马氏不作拒人于门外的所谓学院论文，而是“灵活地多换分析的角度，避免作机械化的零碎比较”，高屋建瓴，爬梳解说，“把枯燥的工作弄活起来，从而达到较广泛、较深入层次的理解。”是以他能将版本考论文章写得清晰明了，可以两篇长文《呼吁研究简本〈水浒〉意见书》和《梁山聚宝记》为代表，前者写得如推理小说，后者写得如侦探小说。它们本来不是照顾普通读者的普及化介绍，却能引人入胜，足见作者思路与文字的清通。
这里不打算介绍马氏版本研究方面的具体成果，只想特别提出在此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其治学态度和研究原则。这几项都是我欣赏佩服的：
其一，《水浒》是他从小就心爱之书，但他不以情绪代替学术，强调“探讨与欣赏”之间的平衡。
其二，对研究方法十分讲究，也十分审慎，不因结论而废过程；注意理据的严密，肯下笨工夫，一点可能的细节都不放过。其校勘之细致、推论之缜密，令人望洋兴叹。
其三，珍惜羽毛，不写没有新见的陈陈相因之作，而强调有所突破的“创获”。
其四，坦荡地对待新发现的证据并勇于改变自己的结论，“治学以求真为贵，不应把自己以前所说的视作不移之论，经年累月不谋自进，只图自辩”；同时反对用后来的认识悄悄篡改前说而不加注明，“前后意见迥异，而从不开列理由，实在是不足为训的治学态度。”相应地，他批评了郑振铎等前贤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自己则不避琐细一再修订、补充和交代旧文(顺带一说，读马氏的《水浒》研究一定要将两本“论”都读过，因为《二论》对《论衡》颇有订正之处。也正因二书实为前后有所依连的整体，我举例的文章就不说明出自哪一“论”了)。
由此我觉得，不只研究的结论，光是马氏文章中做学问的方法都是大有益于世的，可作为治学示范，读之让人警醒学术谨严之道。
有了原始资料和版本比勘等研究工作带来的底气，使马氏时时敢放言批评：从一向地位崇高、多为人们引用的上世纪五十年代郑振铎等人编校的《水浒全传》等名家之说，到《水浒》研究中的其他不正常现象和各种疏失问题，马氏都毫不客气地指出，用词严厉(甚至耸人听闻)，不假言令色。但也会过于严峻，譬如他对缪荃孙的指斥(《缪荃孙未尝购藏郭武定本〈水浒传〉辩》)，在逻辑上似就有所不足，说了一些过头话。这也可视为就像柴进和他那匹好马，骨子里总有点贵族傲气吧。
角度巧妙，见解独到
马氏在看重版本的同时，也强调“内证”，从小说本身去发现和分析问题，话题广泛，并不限于版本。而我则正愿舍“本”(版本)逐末，更爱看那些非版本内容的其他论析，特别是有意思的细节问题。两本“论”写得特别好看、让我读得欢喜的，便是这种“内证”和枝节。
比如他从《水浒》中发生在冬天的故事情节描写之误，推断作者是没有北方冬天生活经验的南方人(《混沌乾坤：从气象看〈水浒传〉的作者问题》)——我喜欢这里头的趣味，和这种见微知著的切入角度。类似还有《梁山复仇观念辨》，解释对外有仇必报的宋江为何偏偏不去报复给自己戴绿帽子的张文远；《刘唐传书的背后》，指出初期梁山委派刘唐向宋江报恩却害了宋江，乃是吴用的有意安排，等等，都是我们平素容易忽略的有趣话题，而马氏拈出其中微妙细节，分析得很是透彻。又如《从朱武的武功问题和芒砀山事件在书中的位置看〈水浒传〉的成书过程》，本是一篇大文章，但其中谈朱武和吴用的武功、兵器，探幽发微，让人恍然拍案，既懂得书中的奥妙，也获得书外的知识。另外，本文选择那两件事分析成书过程，这小中见大的角度同样可喜。
“小”考据之外的其他大问题，如《〈水浒传〉战争场面的类别和内涵》、《〈水浒传〉与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等，则是归纳和考察的大手笔，颇见马氏之学养。
特别是耗时十多年写成的佳作《梁山头目排座次名位问题发微》，全面探索排座次的内里乾坤，从“定名位的性质”到“敲定名位的若干依据”，指出当中合理和不合理的地方，说明这座次体现了：兄尊于弟、夫尊于妻等人伦宗法；崇马军而轻步军，重朝廷降将而薄自己班底兄弟(这反映“排座次主要是一项放眼将来的工作”，为了今后以战争为手段的扩张，遂使“各人对山寨未来的贡献比过去的功劳重要”)；富豪、大地主以及上山前的山寨主(哪怕是再小的山寨)能得不适当的高位，也是阶级观念的反映；重视“思智式的学识”，轻视民间工匠式的技术人才；淡化师徒关系等等。在行政和防务单位部署、驻扎地点、人员搭配等方面，则显出宋江的机心(监视可能的异己)和偏心(照顾自己的心腹与旧交，报答有惠于己者——但也指出他对手下报恩而不记仇)……全文有点有面，有宏观论述也有具体人物分析(特别是一些座次排得奇怪者)，十分精彩，读来大长见识。
马氏的超卓见识，还表现在对《水浒》主题的独到见解上，虽然这只在两处零碎说道：
在《流行中国大陆的水浒传说》中，他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忽然冒出的大批水浒传说故事，是无聊文人为政治和市场所需而肆意编造的；那些所谓“民间文学”的作者，荒唐地改写、美化梁山诸人，他们“根本不明白《水浒》的主旨在阐明人性，特别是只知有己不知有别人的人性弱点。(《水浒》对梁山诸人)自私自利、蛮横夺理的亦坦然直书。”——这真是下酒妙语，也是醒酒快语！不但那些作者，其他非难《水浒》的论者，包括说《水浒》把英雄好汉写坏了，或者说它渲染血腥、阴谋等负面因素的，也当缘此径再作深思。
在《架空晁盖》中他又谈到：“小说写人性，……不在所创造的角色的善恶。《水浒》讲穷途末路、争取生存、谋求自保的故事(并不是什么农民起义)。正因如此，其间梁山人马你谋我诈者有之，不择手段、弱肉强食、损人利己、惟利是图、强词夺理、崇尚权势、归罪弱小、党同伐异、草菅人命，诸如此类，尽皆有之，……(《水浒》的写作成功在于)忠诚地处理此等人性问题。”我是赞成马氏此说的，《水浒》的伟大更应从这个角度理解。
《架空晁盖》亦是马氏的一篇力作。毛泽东第一个把“架空晁盖”作为专题来讨论，“不能不说他读书够细”，但他是从革命的立场、政治的需要来看待这个问题；而马氏则把它作为《水浒》全书(指写到受招安为止的刚成书时的《水浒》)的发展脉络、故事主线，细细道来，串起全书情节，让人大有豁然开朗之感。由这条线索，还分析了晁盖、宋江的人品与才能、性格和心理；既指出原书的疏失(对晁、宋初期的叙述与他们的江湖名声、地位不相称)，也指出原书不易为人察觉的良苦用心(书中对绝大部分重要人物都有相貌、服饰的描写，但为了配合“架空”，对晁盖却如对待不入流人物一样，从头到尾不提其尊容)；另外还考察了聚义厅这一名称以及宋江在晁盖死后的处境等，说明宋江改聚义厅为忠义堂等重大举措，小者只是宋江在晁盖遗言压力下的“被动性反应”、“自保措施”，大者只是宋江的权谋，作为“树立自己标识”、“表示身份的手段”、“成长过程中的‘通过仪式’”，而根本扯不上“篡改晁盖原有政治路线的反革命阴谋”。此洵为平情之论。《水浒》在解放后罕见地卷入巨大的政治旋涡，而且一度论调完全反复、风向诡诈，即使风暴早已过去，政治化、公式化解读的遗风尚存，确是需要有马氏这种真能摆事实、讲道理的学者。
重学术考证，轻文学论析
若说我对马氏的《水浒》研究有什么不同意或质疑之处，那么一是觉得他过于重学术考证而轻文学论析。当然他本来就是做学问的，我们不能要求中厨做西菜，但如果他由此出发先去批评他人，就另当别论了。比如在《生辰纲事件与〈水浒〉布局的疏忽》中，他认为杨志押运生辰纲前提出沿路有八个地方强人出没，而《水浒》只写了四处确然如此，其他四处未在书中出现，这是《水浒》作者的疏忽或者成书过程中的缺陷，因之他批评金圣叹将此视为“四实四虚”手法之论。我却要站在金圣叹一边，觉得这种情形无非就是文学创作上的虚实衬托，马氏的考论似乎过于粘滞了。
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仍以该文为例，马氏直接进入作品的虚拟世界，撇开了对作者写作的考量，把作品人物(杨志)当成真人来辨析其心理。这种情形在《梁山头目排座次名位问题发微》等处也出现过，同一篇文章立论忽而针对书中人物，忽而针对书的作者，不免缠夹。我去年读其《水浒人物之最》也有此感，觉得他有时“实”“虚”交错，自己把自己绕混了。这种研究方法见仁见智，我认为搞不好就容易走火入魔。
然而，总的说来，马氏在熟透全书的基础上，以大量资料、统计、细节为基础来作论述，做到了他说过的“整体、平情、缜密的分析”，是很值得一读、很值得一赞的。
以往的《水浒》研究，我最烦那些空口讲白话的宏大论述，而特别喜爱早年的何心专著《水浒研究》，和近年虞云国在杂志上连载的“浒边谈屑”系列，它们不涉空头高论，只分别在书中书外搜集了丰富的资料，列出多个有意思的小题目扎扎实实地进行整理，文字简雅，学术价值与闲览趣味两相宜。就算要论述发挥，我偏爱的也是像陈洪、孙勇进的《漫说水浒》，以及张恨水的《水浒人物论赞》，他们读通了原著，与人物贴心，写来务实不务虚，能从特别的角度谈出有趣的东西，能串通古今却不沾为现实服务的头巾气，也很好看。总之，都应该有实在的支撑和慧心的理解。马幼垣的《水浒论衡》、《水浒二论》，庶几可说集中了上述几样优点。当然不是要把他推为以上四者的总和那么高，只是新得这样一骑好马，借之畅游一番梁山水浒，则虽是十面埋伏的崎岖山路、芦苇交错的幽深水泊，也有马踏平川般的愉悦爽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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