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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西游记》系百家讲坛邀请首位上海青年学者担纲讲授的长度为36讲的节目，所讲的内容，正是普通百姓早已熟知的《西游记》故事的历史原型，但这个西行印度求法的大唐僧人的真实生活及其旅程的原貌到底如何，他一路上经过了哪些地方，都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和《西游记》中所描述的场景有何异同等问题，《玄奘西游记》都能为读者一一讲解。

文：宋金绪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10月

　　两年来，百家讲坛火爆，专家学者以通俗的语言讲述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走红的学者有阎崇年、易中天、于丹、钱文忠、王立群等人，其中易中天更被誉为“学术超男”。而且讲完之后，出版社争相出书，不惜重金拿下版权，在强大的宣传策划炒作之下，这些书也很畅销。去年的八、九月间，我在甘肃出差，沿途各大小城市的书店门口处，都摆放着易中天的《品三国》，场面很是感慨，文化历史类书籍何曾有过这种铺天盖地的销售？！

　　从去年底开始，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先生在百家讲坛开讲玄奘西游记，如今结集成书。听说，最近钱先生忙着在各地签名售书。说实话，对于上述几位学者在百家讲坛的精彩讲演，我看得不多，而且出的书也只是匆匆翻过。原因在于，作为学习了几年历史的人，如果要看的话，我会更多去看历史典籍，对于这些个人解读讲演类的书籍，则不甚感冒。但对钱先生的这本《玄奘西游记》，我是比较有兴趣的。原因之一是，玄奘西游近年很火热。去年七月到九月，我随行采访重走唐僧西行路活动，在从广州到新疆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主要以现代的交通方式，试图体验并寻找玄奘大师西游的路程，至今有些经过之地难以忘怀。钱先生师从季羡林先生，从事印度古代佛教语言和西域古代语言研究，对于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玄奘大师当然很熟悉，想看看他是怎么讲的。原因之二，钱文忠先生当年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的评阅人之一，对我的论文多有表扬，让我备受鼓舞。
　　
　　严格依据文献解读

　　《玄奘西游记》一书严格依据《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历史文献，还原了近一千四百年前玄奘西游的历程，并以比较通俗的语言讲述给读者。钱文忠通晓多种古代印度和西域的语言，他能够利用这些独门暗器，重新解读甚至解释。比如，对于印度一词的来源，首先是由玄奘定下的，钱文忠认为，玄奘对此也是不清楚的，而且当时另一位僧人义净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此，钱文忠利用各种语言，解释了这个问题。在百家讲坛中，钱文忠多次读梵文等语言的单词，让观众更多领略了古代语言的魅力。

　　在依据文献的基础上，该书多次指出了西域和印度各国的风土人情，复原当时的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讲述当时的社会状况。比如，龟兹人以扁为美，甚至不惜用木板压迫小孩子的脑袋。

　　我理想中的讲述是，让今人更多了解当时的社会人文和生活，并就传承和演变给予解释。当然可能由于时间和节目的要求，这个也不可能完全实现。可贵的是，钱文忠考虑到了这一问题，比如在第三讲求学之路时，钱指出寺庙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可以是某个社区中的精神生活中心、文化生活中心甚至娱乐生活中心。确实如此，佛教在南北朝隋唐时期是先进的文化，也是精神文化的重心所在。很多高僧大德游化乡间，在城市中的道场讲学更是动辄千人。

　　和《玄奘西游记》不同的是，其他百家讲坛节目所出的书，比如易中天、于丹和王立群的书，实际的出发点并不是还原真实的历史，起码在这一点上做得远不如钱文忠。易中天、于丹和王立群三位的书，更多的是一种现代式的解读，以个人的理解，辅助文献，讲述出来。当然，在多大程度上依据历史文献，并不是判定一本书好坏的标准，但我个人以为，即使是通俗的百家讲坛，也要给观众一个尽量真实的历史。
　　
　　同情理解而不是以今推古

　　相比于是否尽量依据历史文献，我觉得更为严重的是历史的价值观和理解观。怎么去理解和解读历史，在多大程度上依据个人的想法或者从今天人的想法来推测，这是需要慎重的。记得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越在采访钱文忠的时候，对于年轻玄奘选择的人生道路的疑问，钱说，“我们不能以为，现代人的思想水平能够理解历史上出现过的一切伟大的人物，我觉得这是现代人的狂妄。我们不必去问，玄奘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我觉得这个回答很好，不仅仅对这一疑问，也是对于历史的理解回应。前辈学者曾经说，对历史应当同情地理解，通俗来讲，就是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说。

　　观众希望通过电视媒体，了解到有别于民间传说、影视剧中的真实历史，而百家讲坛则是一种很好的渠道和传播方式。普通的民众，如果不是对文史有兴趣的，一般不会去翻阅历史典籍和专业研究书籍的，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而专业的历史学者对学术进行普及的研究也不多见，所以百家讲坛在对历史问题上，在专家和大众间架起了一道桥梁。我想，可能也正是由于此，钱文忠先生在书的前言中表示，认同百家讲坛的基本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认同这个理念，但是对于讲述方式、讲述语言以及讲述的选择观念上，我觉得要带着同情去理解历史。

　　前一段时间，河南大学的王立群开讲《史记》。宣传上说，王立群有四十年研读《史记》的经验，但是看王立群讲《史记》之汉武帝这本书，我觉得有些失望，王所讲述的都是钩心斗角、玩弄权术之人。历史真的是这样么，当然历史的变革斗争中肯定少不了这些，但是否真实、全部的历史，恐怕不尽然。比如，王立群在讲到汲黯时，说他直言，不懂批评艺术等。我觉得王可能忽视了一点，距今有两千年前的秦汉人的性格，当时的人性格直，慷慨悲壮，敢做敢当。如果把这个社会背景讲出来，可能更有助于理解汉代的人物。

　　也正是从这个期望出发，我觉得以钱文忠先生的学识，应更多地给观众介绍真实丰富的历史风貌。以三十六讲节目来讲述玄奘西游，有些不妨合并，拿出更多时间来讲历史社会生活。我想这也是观众所期望的。

　　对百家讲坛，我还想说的是，应不断为观众提供更好的产品，在普及满足观众猎奇心理的同时，让观众了解更好更高雅的产品。百家讲坛不应总停留在收视率这个指标上，还有更大的空间可为。

文：陈克艰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0月

　　他（钱文忠）把玄奘身上那种使命、理想、追求，不顾千难万险，敢于经受考验的精神，一步步发掘出来了。这是中国人的舍身求法的精神，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　　　　　　　　　　　　　——王元化


　　钱文忠：
　　季羡林先生关门弟子，央视“百家讲坛”最年轻的主讲人，中国最年轻的印度学、佛学、梵学专家。1966年6月出生，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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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文忠著《玄奘西游记》里有许多有趣的“知识点”，请随便举一例。唐朝大诗人王维，字摩诘；名、字连读“维摩诘”，则又是印度佛教里的一位大居士。有一部大乘经，专门讲这位居士的事，译成汉文，就是中土流传极广的《维摩诘经》。王维信佛，所为诗亦佛味深浓，有“诗佛”之称。他的名字，想必是“维摩诘”的一分为二。“维摩诘”系梵字译音，若意译之，“维”者“无”也，“没有”也；“摩”者“垢”也，“肮脏”也；“诘”者“匀称”也。玄奘重译此经，题目就改成了“无垢称经”。如此，则王维的名字译回汉文，竟成了“王没有”，字“又脏又匀称”，简直不像话了。如果王维懂梵文，又偏爱拆“维摩诘”三字做名字，则他应该叫王诘，字维摩，翻成汉文，就是“王匀称”，字“无垢”，或者字“不脏”，非常好。

　　《玄奘西游记》是钱文忠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作系列讲座的讲稿，出版时内容上有所增补。作者在正经、系统的讲述中，每每荡开去，裁一段轶事，摘一片新知，这样，主题的进行，由丰富的和弦、配器簇拥着，让听众和读者既开心，又开眼，十分受用。但文忠讲座与本书最大的成功，我以为还不在点点滴滴以致蔚成大片的知识普及上，而在于改变了玄奘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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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两千年的佛教传播史，高僧大德，不知凡几，名闻最著，当推玄奘。然而不幸，玄奘的名声却主要是由一部文学作品造成的。历史人物以文学形象与后世见面，歪曲甚至背反在所难免。但文忠的讲座和写作把这一切改变了，他“尽量按照历史事实复原玄奘的一生”，再现了玄奘的真实形象。王元化先生的评论最到位：“他把玄奘身上那种使命、理想、追求，不顾千难万险，敢于经受考验的精神，一步步发掘出来了。这是中国人的舍身求法的精神，是一种很宝贵的东西。”从文忠讲座和书的受众之广，可以说玄奘的身后命运就此转折；从今往后，替玄奘塑造形象的，将是钱文忠的《西游记》，而不是吴承恩的《西游记》。

　　文忠的《西游记》取材广泛，而主要集中在玄奘自著《大唐西域记》和玄奘徒弟慧立著《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二书上。前者是玄奘奉命写给唐太宗看的，有考察报告的性质，只记所闻所见，不涉及个人遭遇；后者则系慧立据亲闻师说录成，既为传记，当然以写玄奘个人经历为主。二书互补，俨然完璧；且二书都基本上以时间和经过地点的先后为叙述次第，寻索十分方便。《大唐西域记》有季羡林等先生的校注，极其精博；玄奘生平又有杨廷福等先生的年谱，堪称翔实。所以，根据历史材料通俗地讲述玄奘，这件事的学术准备是很现成，很充分的，以文忠兄的学识和才情，做好这件事，实在是驾轻就熟。要不是如其书的前言所说，讲演时受到媒体平台种种规矩的约束，而能让他像平时讲课或在朋友间高谈阔论那样尽情发挥，我相信效果一定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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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学术界好讲学术规范，往往讲得离了谱；但文忠兄在这项似乎并非学术性的活动中，仍然紧靠着真正的学术之谱。例如讲曲女城，玄奘实际到过两次，一次在初莅那烂陀寺前，一次在毕业那烂陀寺后。玄奘见戒日王，预大法会，是在第二次去曲女城，《西域记》却记在那烂陀寺前。显然这是由《西域记》的报告书性质决定的，因为不宜两次记同一个地方；文忠兄很细心地抉出这一点。惜《校注》虽亦考玄奘见戒日王的年份，却未及此点，亦百密一疏之难免欤？

　　又如《西域记》卷二记健驮逻国，提到如意法师“于此制《毗婆娑论》”，卷三记迦湿弥逻国，却又说以世友为主的五百罗汉“造十万颂《阿毗达摩毗婆娑论》”。《校注》于此又未免“一疏”，谓“如意法师制《毗婆娑论》”，即玄奘所译二百卷的《阿毗达摩大毗婆娑论》。但玄奘的译本明明题：“五百大阿罗汉等造”，而如意法师又世次远后于世友等五百罗汉；《校注》此注，让《西域记》卷二、卷三的两处记载尖锐地矛盾起来。文忠兄注意及此，故在讲世友的故事时，只说以世友为上座的五百贤圣写成了“论藏十万颂”云云，未提此即《毗婆娑论》，避免了矛盾。

　　然而，抑犹有可进言者。玄奘所译《阿毗达摩大毗婆娑论》系世友等五百罗汉造，这是没有疑义的，且关于造论经过有生动的故事。此书玄奘之前另有译本，亦曰《阿毗达摩毗婆娑论》，署“北涼天竺沙門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只有六十卷。释道挻为北凉译本所作序云：“當且翻時大卷一百，太武破沮渠，已後零落，收拾得六十卷。”故如意法师若真有《毗婆娑论》之作，则可以肯定是另一本书。大正藏毗昙部另又有《鞞婆沙論》十四卷，署“阿羅漢尸陀槃尼撰，符秦罽賓三藏僧伽跋澄譯”。笔者学浅，不知尸陀槃尼为何许人。但据此推想，《大毗婆娑论》因其篇幅之巨和地位之重要，有部中人每出概述、撮述一类的著作，虽不中亦应不远。如意法师是世亲的老师，世亲曾作《俱舍论》，既解释又批判《大毗婆娑论》中的义理，则其师有述《毗婆娑论》之作，亦名《毗婆娑论》，应属自然之事。

　　总而言之，文忠兄此次讲座和出书在大众中获得的成功，是其学问和才华的一个结果。但若谓此即文忠兄成功的止境，却未免大材小用了。季羡林先生称赞文忠：“中西兼通，古今同娴”，“张皇妙谛，犀照真理”；汤一介先生瞩望文忠：“领军中国新一代杰出学者。”这些都是比迷倒万千听众要高出许多的境界。

　　木秀出林，幸播音有好风；人能造极，是所望于文忠。

文：武云溥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1月

　　《百家讲坛》可以有多少种讲法？这问题说细了当然是因人而异，一百个“家”就有一百个讲坛。但笼统概括，有一点是可以看作共同底线的，那就是规避风险。每个主讲人心里有数，上电视讲学，是讲深了没人懂讲浅了没人看，碰上较真的搞不好还要遭批判。易中天老师用了个“品”字，太专业了，难免被挑刺，于丹老师就赶紧聪明地换成“心得”。但“心得”也有个理解到位与否的问题，所以到了钱文忠老师这里，就抛开了照本宣科的套路，不专讲某本书，而是以人为本，讲故事，兼顾了好看和安全两方面，于是有了这本《玄奘西游记》。

　　故事不是乱讲的，钱老师也有依据，这依据当然不是吴承恩的小说，而是故事的主人公玄奘法师自己留下的《大唐西域记》。钱老师讲到，《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取经回国后，唐朝政府命令他写的，等于是派出特务沿途勘察一番，回来写个报告。所以这本书里记载的，主要是沿途的政治地理、风土人情，基本属于游记，很少涉及玄奘本人。这对于塑造故事主人公的鲜活形象是不够的，钱老师又参考了另一本书，是玄奘弟子们所写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这个是地道的传记文学，两相对照，猛料就齐了。同时说明，认为《玄奘西游记》的价值就相当于白话版的《大唐西域记》，是不全面的，两者也没有可比性。

　　那么，《玄奘西游记》是本什么书呢？如果说吴承恩写了一部“悟空传”，钱文忠这本书则是唐僧的传记，把西天取经这项事业的真正领袖提炼了出来。而且，这是一项还原真实的工作（尽管在还原的过程中经常添加一些花边消息，包括玄奘的离奇身世都只能依据民间传说）。大家知道，要写好一部传记，最理想的效果莫过于拿到很多独家材料，发人之所未言，或者澄清一些被歪曲的事实。而唐僧这个人物，刚好被一部小说的光辉遮蔽了几百年，足够吊起大家的期待。

　　比如，我们以为唐僧是孤身一人西去取经，顶多带上高矮胖瘦几个徒弟，每到天黑，必四处投店化缘，为食宿烦恼。而钱老师指出，西域不少国家对大唐高僧还是满怀崇敬的，高昌王麴文泰就送给玄奘很多物资，计有“法服三十具、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衣食住行都考虑周全，队伍浩荡，盘缠够花二十年。又比如，我们以为唐僧只会唠叨大道理，除了能把小妖说到上吊，碰到什么事都很窝囊。钱老师告诉我们，唐僧是很机智善辩的，看看《龟兹辩经》的故事就知道了，西域高僧也能被玄奘辩驳得面红耳赤。

　　应该说，传记写到这份上，畅销是意料之中的。钱老师所讲，也是有理有据，况且本就不是课堂教书，学理上也挑不出什么毛病。写人物嘛，艺术发挥一下也是可以的。钱老师是季羡林老先生门下高足，精通梵文绝学，这本书却并不讲太多佛理，没有阅读门槛。读者大可以拿出听评书的闲情逸致，慢慢走近历史烟云中的那个唐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