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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的孩子》是大江为了孩子们和年轻人而写的作品，里面引用了一段二十世纪法国大诗人、评论家保尔·瓦莱里的话，这段话曾让19岁时在大学教室里的大江为之感动、并将这种感动贯穿自己的一生——大江写这部书，就是为了“未来不会再度出现我们为之悔恨不尽的那些愚蠢的、恐怖的和非人性的事情”。

许金龙说，译介大江的作品，很痛苦。更重要的是，大江的作品，绝对不是那种给你带来阅读快感的书。“它的内容，让我面对时觉得痛苦——一个痛苦的世界。当然也有快感，快感就是当我把这个谜解开之后，我会觉得很痛快。诺贝尔演讲时说过，有位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发表诺奖获奖演说时，说‘我在美丽的日本’，但在大江看来，日本是暧昧的。他展示给读者的，不是川端康成似的美文，他说自己是把人类最肮脏的东西展现给世人。”但每每痛苦过后，许金龙会对这位老人肃然起敬。“他不给人快感，但让人思考。他在对人类负责，很厚重。他的东西，你可以读一个月，也可能读一年，读十年。”

在去演讲的途中，他不停搓手，显得非常焦虑、紧张。有人说：“先生您不必紧张，您面对的都是孩子，都是中学生。”他说：“我不只是面对他们，而是全中国的孩子；不仅面对中国的孩子，也是面对日本的孩子，面对全亚洲的孩子；这是在对未来发表演讲。我希望能够和解，能够和平，而这一切是要理解做基础的，而我是肩负着沟通使命的。”每逢重大活动，大江都很少喝水，免得需要上厕所而不方便。但那天，站在礼堂外的大江主动提出上卫生间，只为“镇定一下”，他在卫生间大约镇定了十来分钟。

《两百年的孩子》这部小说，是大江健三郎迄今为止为孩子们创作的惟一一部幻想小说。在这部作品里，智力障碍的哥哥与健康的妹妹和弟弟这三人组借助时间旅行器，目睹了日本这个国家一百五十年以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历史进程的各种场面，故事也随之而铺展开来。作者以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表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二百年来的历史，以及人类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灵魂与肉体、物质和精神的状态，既而提出“新人”的思想，指出人类生存的本质是以“和解”取得和平。

文：胡学常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0月

　　从1864年到2064年，刚好两百年，所以小说名曰《两百年的孩子》。这是年逾古稀的大江健三郎迄今为止唯一的幻想小说。这一次的幻想之笔，老人一笔写尽日人明治维新以降两百年间的精神史，大气磅礴，忧愁幽思，洵称一代文豪之大手笔。

　　小说是幻想，也是寓言，过去（1864年），现在（1984年），未来（2064年），架构起一个时间的寓言，它直接关乎日人的精神史。在1864年的时空里，乡人在暴动，无以计数的人翻山越岭，逃离家园。尤其是那些小女孩，拖曳着磨破的双脚，夹杂在逃难的人群里。“三人组”紧急筹措药品，设置治疗站。而此时，官府的快枪队赶到了，大战一触即发。三年后的1867年，“三人组”又带上种种越狱工具，试图在暴风雨之夜救出少年铭助。而在2064年的未来世界，那个村子里一切都变了，大森林在颓败，千年老柯树业已焚毁，甚至所有的教会、寺院和神社也难逃焚毁的命运。政府修改了宪法，规定了国家宗教，在所谓“国民再出发”的口号下，掀起了一场“精神纯化运动”。一个大型集会即将在村子里举办，少男少女头戴贝雷帽，身穿迷彩服，同时随身携带存有个人详细信息的ID卡，以便获准进入会场。过去，在藩府的封建压迫下，日人的精神史黯淡无光。可是未来呢？未来新国教下的精神纯化运动，必将使日人因过度纯化而全民亢奋，最终堕入另一种精神黑洞。

　　这是一个风烛残年的日本老人向国民发出的“醒世恒言”。老人所幻想的未来图景，许多日人均不作“幻想”看。像东京大学的小森阳一教授，在讨论《两百年的孩子》时曾经表示，大江先生所描绘的可怕未来，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了。

　　老夫聊发幻想狂，大江先生更是为了孩子们而幻想，而狂。

　　在为小说在中国出版而作的“致中国的小读者们”里，大江先生回忆说，他的孩提时代，正值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压抑和孤寂之中，劳作乡间的母亲送给他一册小开本的鲁迅小说集。《孔乙己》里那位在咸亨酒店当伙计的少年，引起了他的共鸣。而最能引起这个乡下少年共鸣的，却是《故乡》里的一段话：“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段话语，“镌刻在身为孩子的我的灵魂里，现在仍存活于我这个老人的灵魂之中”。鲁迅的这段话，连同大江先生喜欢的瓦莱里的一段话，都是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沉思考。“地上本没有路”乃是“过去”，“成了路”指向“未来”，而“走的人多了”则是“现在”。“现在”很多“人”在“走”，“未来”才会有“路”。“现在”正在“走”“路”的“人”，应该是大江老人心目中的真正的“新人”。《两百年的孩子》便是要首先献给这些正在努力“走”“路”的孩子们。

文：薛静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2月

当大江健三郎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成为一个家喻户晓、毋庸赘言的文化符号时，这也就说明了其作品在文学性和思想性上的双重成功。《两百年的孩子》是大江健三郎迄今为止为孩子们创作的唯一一部幻想小说。三位小主人公——有智力障碍的哥哥真木、善良细心的小姐姐明和聪慧勇敢的弟弟朔，在一株千年老柯木的树洞里，经历了穿越时空的奇妙旅程：他们回到过去，目睹农民暴动并试图帮助农民领袖越狱……他们前往未来，看到的却并不是憧憬中的美好景象……
正如书的封面所写，这是一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给全球孩子们的书”。大江健三郎先生放弃了颇具个人风格的深奥语言，转而用平实易懂的口语体语言进行写作。然而这种转变并不像有些成人作者的儿童文学作品一样，由于“屈尊”而显得矫揉造作，更像是一位充满智慧的长者蹲下身来，和一个儿童进行平等的对话。譬如当几个孩子在讨论“过去、现在与未来”时，他们说：
“河流不是一直流到这里来了吗？那就暂且把这里作为现在。流到这里来之前还在上游的时候便是过去，已经无法改变。可是呀，将要从这里流下去的下游，是可以改变的。
比如说，如果把这里建成水库的话，情况又将如何呢？对现在的这里进行的建设，不就相应地改变了未来吗？……”（第十三章 阶段性报告）因为“智慧”，所以每一句平白的描写背后都蕴含了厚重的深意，甚至禅意。因为“长者”，所以这种叙述显得成熟流畅。
更为可贵的还有作品中所贯穿的、属于孩子的纯真与善良，以及基于人道主义的、对所有人平等的爱。面对磨破了双足的女孩子们，姐姐明“留着眼泪说道：‘我恨自己还是孩子。别的孩子们那样痛苦，可我却不能为她们做任何事。’”（第五章被奶奶的话所引导）还有智障的哥哥真木，在作者的笔下，他并不像是一个成人眼中的“白痴”、“弱智”，更像是一个略带忧郁、充满灵气的少年。他喜欢音乐，喜欢人少的地方，有对时空的敏锐感知……有时候，他的一些智力低下的行为甚至是显得可爱的。“两人都将自己的那份巧克力吃完后，真木直勾勾地看着放在明膝头上的那一份。”（第七章 铭驻君的作用）这样的情感，也许缘于作者对自己的智障儿子的那份深厚的父爱。如果说对于一个人的爱是爱，那么对于所有人的爱就是一种博大的悲悯。
脱去生动鲜活的故事外衣，回归故事的构架和内核：当孩子穿越历史，他们能干什么？坦白讲，什么也干不了。不只是孩子，我们任何人，如果能够回到过去、前往未来，我们又能改变什么呢？也难怪弟弟朔在明白这一点之后觉得无望与无助，毕竟，这对于充满幻想和热情的孩子们来讲，是件太残酷的事。但同时，作者借父亲的信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什么是我们能够改变的？现在。回到过去，亲历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前往未来，预知前景，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如果我去了未来的世界，发现那里令人厌恶的话，不妨回到现在这个时代，以便创造出一个并非那样的未来。”
回归当下，作品中的“过去”和“未来”并非没有现实意义。现实中的“过去”，是日本法西斯横行、肆意扩张侵略的历史；现实中可能要面对的“未来”，是日本右翼势力崛起、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前景。那么对于被篡改过的教科书蒙蔽了的孩子，怎样才能让他们真正地认识到这一点，从而避免祖辈的错误，“创造出一个并非那样的未来”呢？这本书就是答案。不但日本的孩子们要读、要明白、要努力“创造出一个并非那样的未来”，中国的孩子，全世界的孩子都要明白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怎样的或将是怎样的，并为之努力。
有一些话，作者或写于书中，或隐于字间，但由于理解能力的局限，当下的青少年也许不能完全地体味。但只要阅读过这本书，有些感觉就会在心灵中留下印痕。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他们自会回想起曾经有一本书，说起过这样的道理，或者，当他们在面对同样的问题时，在潜移默化中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也许，这也就是大江健三郎先生为何把这样宏大的命题融入这样一部幻想小说中，并把它推介给孩子们的缘故吧。
无论年龄几何，都能在这本书中读出自己年龄段的故事。
这是一本写孩子们穿越历史的书。这也是一本伴孩子们穿越时光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