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晚明君臣的精神气质和行为举止，今人看来也许十分阴郁古怪，让人疑惑不解。专权程度远迈前代的皇帝，有权打文官的屁股甚至杀死他们，可面对效能递减的暴力，要么是选择躲进深宫要么是滥用重刑，险些而外别无他法；文官集团内意气激荡，有不畏死的官员在皇帝面前保持心理上的道德优势，将逆龙鳞视为英勇壮举让皇帝无可奈何，也有怕死贪财的官员则忽悠皇上中饱私囊。
　　彼此合作了两千年的东家和伙计，即皇帝和文官们，竟然不知道再如何相处下去。在争吵、赌气中，庄稼地荒了，盗贼进院了。最终，土地和宅子不得不归了别人。
　　明王朝的政治构架在技术层面设计十分精密，几乎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可从张居正的中兴，到崇祯帝殉国，仅仅七十一年。是什么力量摧毁了这个看起来控制严密的庞大帝国？十年砍柴用精炼活泼的语言讲述帝国覆亡的全过程，再用深邃独到的思考分析帝国覆亡的历史因缘。
　　这是一篇当代语境下的《过秦论》。
　　中国传统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两种角色：皇帝和士大夫，在明朝留给接班人的印象极其深刻且困惑。时至晚明，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阴有脚阳春则怪异的精神气质，预示了帝国的覆亡。明亡不足惜，可叹的是，它彻底阻坏了中国士人阶层的入世想象。晚明尚不乏逆龙鳞的直臣，而清廷满朝大臣，却尽是奴才了。

文：文木 出处：新京报 2007年10月

　　翻阅十年砍柴这本《晚明七十年》，大多数状态下，我是跳读的。本书的大部分关于上层斗争的故事，对于熟悉晚明史的读者来说，缺乏足够的新意，前面四个章节，我认为是当今读史热潮中又一次失败的重复建设。今人樊树志的《万历传》、《崇祯传》，清人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与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对于这段历史的叙事，已经非常详尽。本书的另一个遗憾是，在专栏体裁的写作中，文本的深度荡然无存，为迎合读者或编辑的趣味而丧失所应有的分析深度与力度，通俗历史写作中的买椟还珠极不值得提倡。

　　抛开前面四章，直接进入本书的主题。这本书，不可忽略的是作者编排在最后的那篇长达三十页的长文《走到尽头的士人政治》。作者认为，明朝的覆亡，表面上看，是起于东事惶急与流寇为患，根本原因是，皇权与士大夫政治集团的分裂，明代的官僚政治体系难以维系。作者原话如下：

　　我以为明朝的覆亡简而言之可以这样概括：僵化的政治体制不足以对付经济层面的变化，士人阶层内部的开明力量比冰山一样的保守力量，过于弱小，立国的意识形态———儒家学说未能及时地自我更新并为政治改革提供思想资源。最后，积累的矛盾一起爆发，李闯王成为了压断大明这头瘦骆驼的稻草。

　　作者在这里提出三个明末遇到的难题：政治僵化、士人阶层分裂与儒学不能提供改革资源。

　　明朝的高层政治结构，自宣宗朝之后，逐渐形成了内阁、司礼监秉笔太监与皇帝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态势，实际上，太监权力是出自于皇帝权力的分支。当太监权力过度膨胀威胁皇权的时候，往往只要皇帝一道诏书即能消灭，武宗对付刘瑾、崇祯放逐魏阉，都说明了太监分支一系的权力，实际上是长期为皇权所控制的，刘瑾与魏忠贤作为最突出的特例，在皇权反击之下，毫无还手之力。所以，实际上明朝的最高权力，只有两个支系，一为皇权，二为内阁。

　　自宣宗之后，常态的政治运作是内阁担负行政与普通事件的决策大权，而皇帝的批红权一般掌握在司礼监秉笔太监手中。皇帝过度干预政治、或者调动军队弹压边疆与内地叛乱，只有在施米特所谓的“危机状态”之下才能发生。但是，经过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运转，这套机制在嘉靖之后已经显得有些运转不良了。比如明初设定的藩王制，在嘉靖朝已因为王族人口的过度繁衍，使整个王朝承担巨大的经济压力；洪武年间以里甲制为基础的税收制度，也已走进死胡同，明王朝自嘉靖之后，一直陷于财政枯竭的状态。

　　张居正在十六世纪下半叶的改革，首要的是解决财政危机。长时间官僚政治的惰性，使改革在张居正死后便人亡政息。尽管“士人阶层”在明王朝的崩溃之中，并非总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无论何如，这些分化的利益集团，都是旧制度的获益者与捍卫者，或者是切身利益的捍卫者。闯王攻入北京及多尔衮进入北京，《明史》所载大臣死节远远少于燕王攻陷南京，对于明末的多数士人来说，纷纷做附贼或降清，名正言顺，《清史稿·贰臣传》，名单厚厚一大堆。程朱理学所倡导的忠君王死社稷，在崇祯朝，已成面子化的高调门。

　　张居正的改革的失败，标志着王朝政治的积重难返。孟森论断“明实亡于万历”，又说“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已成治明史的不刊之论。

　　但是，党争的负面意义、万历怠政、熹宗朝的阉党作乱、崇祯朝朝臣与皇帝的疏离，这些因素是否必然导致明朝的覆亡？

　　从长时段的角度，作者对于明朝走向覆亡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但在万历四十七年之后，导致明亡的实际因素，却更为复杂得多。东事之坏，很难说仅仅是李成梁以夷治夷的平衡策略的结果。整个明王朝，自宣宗，基本上已丧失了制虏的大规模军事打击力，即便在隆万年间，名将戚继光与李成梁守边出现的短暂和平，也基本上是依靠得宜的政策而获得短暂的成功。在顾诚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他注意到了高层官僚政治之外的长时段因素，军制的败坏使政府军成为家奴私人武装、水利系统长期失修导致中原地区大面积水旱灾难、土地高度集中、里甲制度课税的陋习产生流民四起的连锁反应，辽饷、剿饷和练饷的不断加派，这些都是崇祯朝大崩溃的原因。

　　诚然，士人阶层与皇权的紧张与冲突，无疑是观察明朝崩溃的良好视角，但是从明中期开始，军制败坏、土地集中等因素也是明朝的最终覆亡的深层次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文：清秋子 出处：《全国新书目》 2007年第20期
      
　　 几年前我刚登网络闲荡的时候，十年砍柴的大作《闲看水浒》正在网上走红，开了网络历史写作的先河。这独特的网名，给我印象极深。
　　 十年砍柴，本名李勇，栖身于京城报界，耳濡目染的是当今时尚，却醉心于中国古代史写作，如他自己所说“一头扎进故纸堆里，犹如少年时孤身进山持斧伐柯”。这个意象，想必是十分准确。因为十年砍柴声名鹊起之后，并不见他自我复制、粗制滥造，而是沉下心来读书，出手相当谨慎。隔了数年，才见今年初有一部谈明史的《皇帝、文臣和太监》出来。
　　 看来，沉寂的这一段时间，他是在做必要的思考与积累。对于明史的爬梳，想来是收获甚大。数月之后，便又有一部新书《晚明七十年》面世。翻开淡淡墨香的新书，于灯下阅读，令人感慨良多。
　　 晚明的这一段历史，如此书的附题一般，是“从中兴到覆亡”的一个曲线。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历经200多年的风雨，已到了烂熟的程度。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痼疾，都一起来缠着这个巨人。是向生还是向死，是补天还是凿船，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取向。晚明错综的矛盾，演绎出了一幕幕大戏，令人瞠目也令人叹惋。
　　 晚明的社会，也是中国皇权制度下所有弊端的典型集合体，把这一时期的问题梳理好了，分析透了，也就是抓主了研究皇权制度弊端的要窍。十年砍柴孜孜不倦地研习晚明史、书写晚明史，可以说是大有深意在。 在《晚明七十年》里，作者的笔触是从万历首辅张居正上台写起。从这个时候起，到崇祯十七年明亡，十年砍柴抓住了四个典型人物来描述，即张居正的“救时”，万历皇帝的“怠政”，魏忠贤的“乱政”和崇祯皇帝的“无力回天”。这四个人在时序上的排列，决定了明朝最后的命运。张居正是有所为，万历是无所作为，魏忠贤是恣意妄为，到了崇祯又想有所为。但是，轮回了这么一圈，已经晚了。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论。晚明的内忧外患在崇祯年间一起迸发，“溃烂莫可救”，根本原因就是“十六、十七世纪之交，支撑中华帝的士人政治已经走到了尽头，这个政治困局，当时的皇帝和文官集团都没法破解，即使是唐宗宋祖在世，也难力挽狂澜”。
　　 士人政治为何走到了尽头？是因万历后期和魏忠贤专权时期，对正直士人的打压、对吏治的松弛放任，使得文官集团以自保为重、以私利为要，正气正风荡然无存，国家危殆无人关心。大明朝就如一部无人驾驭的马车，一步步滑向悬崖，终至灭亡。
　　 制度之亡，是任何行政高手都不能化解的。这就是十年砍柴在本书中为明亡所做的诊断。
　　 这部通俗历史著作，不仅立意深刻，且写作特色也令我颇感新鲜。十年砍柴在讲述这一段历史时，最不易的是做到了举重若轻——将四个人的故事逐一讲完，一部纷繁错杂的晚明大观也就尽在其中了。在通俗断代史的写作上，这是比较有特色的一种。
　　 这部书的各个篇章，也同样有要言不繁的特色。它是由一个个简洁的短章组成，一节讲一个故事，前后呼应，连缀成串，从细微处见出大历史的壮阔波澜。
　　 掩卷想来，晚明史真就是一座富矿，已经有不少作者在挖掘了，那么十年砍柴就是一位睿智、冷静的掘进手，他不慌不忙地在这座矿藏中，为读者找出闪光的晶体来。读这样的书，可以开心智、明道理、知古今，获益不小。
　　 十年砍柴的努力与成果，于我也是一个激励。他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对我也是一个启发。在纷繁浮躁的时代，能有这样肯孤身伐柯的人，是值得尊敬的。有志于历史写作的“草根”写手，都应做如此的努力。